日本的外来文学叶渭渠先生总结为四点:“一是大陆(中国、印度)佛教文学思想;二是中国儒、道文学思想(朱子学、老庄哲学);三是西方基督教人本主义;四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
反映在奈良、平安时期主要是前两点，古代日本深受中国特别是唐朝文化的影响，其教育制度基本上照搬唐制，针对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高明士《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王桂《日本教育史》;日本学者高桥俊乘《日本教育史》;梁忠义《日本教育》。这四部书从不同角度对日本教育制度进行清晰的分析与研究，让读者对古代日本教育制度有了宏观把握。还有对整个东亚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一一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
相关论文有厦门大学吴光辉《日本科举制的兴亡》对科举制度在日本盛行情况作了深入分析，解析科举制在日本消亡的原因;陈伟《古代日本与唐朝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就日本官制下士子的出身与唐制进行比较剖析;肖瑞峰《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一一读日本汉诗献疑》从汉诗角度辨析日本有无科举制，最后得出日本没有科举制结论。以上针对日本教育制度的研究要么是宏观上教育发展史的梳理，要么是一个时代的某一教育问题探讨，具有一定局限性。而教育上经学与诗学地位变革的研究相对薄弱，探讨诗学发展的制度依托存在空缺，本文意在从这方面入手进行诗学影响研究，以补充唐日书籍活动研究的不足。
近30多年来东亚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张伟伯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主持的“《船舶书目》研究”等课题。还出现了专门研究机构，如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了“域外汉学研究所”，2005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
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由“联合报文化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至今己经举办了十余多次。21世纪以来有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诊释传统”整合型研究计划。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域外汉籍研究渐趋扩大与深入，而日本是东亚域外研究的重点，唐朝又是中日交流的重中之重。因此唐日交流研究逐渐增多，从政治、历史、文化、艺术、建筑等方面出发的研究络绎不绝，但从汉语诗学教育方面研究唐日汉籍传播影响还存在一定短板，这种新角度的研究既可梳理出唐日汉籍传播的脉络，厘清唐日两国文化走向，又可探究出日本在奈良、平安时期文化教育的发展情况，有利于把握两国的文学走向。故本题试图通过汉语诗学在日本的发韧、兴盛及形态进一步探究唐日汉籍传播的影响，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大和国更名“日本”大抵于唐朝时期，唐前正史记载皆称“倭”。《隋书·楼国传》:“大业三年(607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朝时期，楼国天皇妄图称自己为“日出处天子”，而这种称呼让隋场帝不爽，因此改名没成功，但可见“日本”二字的由来。
《旧唐书》中分别载有《楼国传》与《日本传》，两传的时间截点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因此楼国改名为“日本”的时间当不晚于公元648年。而大和国在大化元年(645年)给高句丽、百济使节诏书中使用了“日本”这一名称。不久，中国也接受了这一称号。《新唐书·日本传》:“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楼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金富试《三国史记·新罗纪》文武王十年(670年)十二月载:“十年十二月……楼国更号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所以楼国正式更名为“日本”约在公元645年至648年之间，被周围国家普遍接受与使用应该在公元670年左右。
公元七至十世纪，中日两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往来频繁，由此促成了日本各项制度革新，国力得到提升。唐朝盛名远播，成为东亚政治文化中心。这一盛貌离不开以书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而两国的书籍交流早在唐前就己展开，因此要厘清唐日书籍交流情况，首先需要了解唐前中日书籍传播情况，弄清唐日汉籍传播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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