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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章武三年(223年)春天，正当三国争战最为激烈、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先主刘备病笃。刘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太子刘禅昏弱无能，难当大任，思前想后，实在放心不下。弥留之际，他将丞相诸葛亮召回成都，诚恳地说：“您的才能胜过魏主曹丕十倍，必能安邦定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太子可以胜任，你就辅佐他;如果他无德无能，你就废掉他，自立为帝。”诸葛亮痛哭说：“臣必定竭尽全力，效忠尽节，以死相报!”刘备又下诏给太子，嘱咐他“与丞相同心同德，要象对待慈父那样对待丞相。”
刘禅继位，史称“后主”，改年号为“建兴”。“建兴”的寓意，是昌大蜀汉，复兴汉室。这既是先主刘备的遗愿，也是诸葛丞相的毕生抱负。但是，由于后主的昏庸，加上宦官黄皓玩弄权术、媚主求荣，国势却从此日渐衰微了。
诸葛亮不负先主重托，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尽心尽力地辅佐着幼主。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见南方局势已定，北伐的时机即将成熟，决定统领诸军进驻汉中。这时的后主刘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昏愦庸弱。别看他德能毫无长进，却学会了追求奢侈的生活。他经常与后宫嫔妃、宦官混在一起，对宫室、美女极为迷恋;至于军国大事则一窍不通，不闻不问。
后方的稳固，是前线作战的必要保障。而刘禅的所作所为，使诸葛亮不能不有所顾虑。临行前，诸葛亮向后主上疏，劝他多关心国事，虚心听取臣下的建议，切勿疏远自己与忠良之士的关系。告诫他：“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前汉因此兴盛;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后汉因此衰亡。先帝在世的时候，每当和臣论及此事，对桓、灵二帝的遭遇，无不痛心疾首。”
这次上疏的内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其中所指的“小人”，便是后宫中服侍后主的宦官。刘备、诸葛亮生逢乱世，对汉末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的惨祸，记忆犹新。二人都看出刘禅智能低下，唯恐他无法驾御，反被奸邪小人所左右。刘备的忧虑，仅是回想以往的教训，担心悲剧重演;诸葛亮的叮嘱，却是对宫中的情形有所察觉，有感而发。此时以黄皓为代表的宦官，在诸葛亮的眼里，已经成了后主身边的隐患。为了防患于未然，行事谨慎的诸葛亮，郑重地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劝告刘禅，为了汉室的复兴，一定要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宫里的事无论大小，都要向他们咨询，然后再付诸实施。从诸葛亮这番苦心安排上，足以看出黄皓等佞臣对后主已经构成了不良影响。蜇伏蓄恶
诸葛亮的预见和审慎，确实对黄皓起到了有效的防范作用，他特意选中的董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简直成了黄皓的克星。
董允字休昭，蜀汉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董和是蜀汉开国之臣，刚正廉洁，威望很高，与诸葛亮交谊颇深。董允很有父风，刘备立太子后，被选为太子幕宾，后升为太子洗马，为人公正而有节操。鉴于后主刘禅居于安乐，不知忧患，分不清忠奸善恶，诸葛亮便将董允举荐为黄门侍郎，主管宫内传递诏命、呈献奏章等事务，不离后主左右，随时纠正偏差、弥补不足。
董允并没有辜负丞相的期望，处处防备，对宦官的权势严加限制，对后主言行的匡正、补救也十分得体。每当后主流露出挑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等想法时，董允总是引古喻今，据理谏阻，绝不退让。后主因此对他十分敬畏。然而随着一天天长大，后主对享乐的要求也一天天增多，越来越迫切，常为愿望无法满足而苦恼。自幼入宫、极善逢迎而又深知后主脾性的黄皓，趁虚而入，仗着一份机灵和善解人意，博得了后主的好感，被引为生平知己。黄皓本是权欲极重的人，难免要利用各种机会，达到出人头地、平步青云的目的。只因董允对后主正色劝谏，对黄皓屡加斥责，后主无法徇私，黄皓更是心存畏惧，不敢枉为。所以董允在世的这段时间，黄皓虽然百般钻营，也只不过做个黄门丞。官小势微，纵使心中忌恨，却难以肆意报仇。此时的黄皓，就象被严冬困住的虫兽，潜伏爪牙，静静地等待着时机的转换。小人得志
延熙九年(246年)，董允病卒。陈袛任黄门侍中。陈袛外祖父的哥哥许靖，是汉末名士。刘备称帝后，任许靖为太傅，做太子刘禅的老师。陈袛在许靖家里长大，少年时很有名气，但华而不实。他依靠家世声望，仗着自己多才多艺，哗众取宠，受到丞相费祎的赏识，被推荐到宫里任职。后兼尚书令，封振威将军，一时权势熏天。陈袛对后主曲意顺从，深得宠信。黄皓察颜观色，投其所好，与陈袛内外呼应，朋比为奸，从此开始干预朝政。陈袛死后，黄皓羽翼已成，由黄门丞逐渐升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早已被压抑得不耐烦的黄皓，这时才长出了一口气。和以往得志小人一样，他开始在心里盘算如何驾御庸主、为所欲为了。
宦官黄皓
据史书记载，黄皓完全地把持朝政，大约是从景耀元年(258年)开始的。“景耀”是蜀汉王朝最后的年号，在6年当中，由于宦官专权，蜀汉的政治景象却越来越暗淡了。
黄皓大权在手，便无所顾忌地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蜀汉许多文臣武将，都趋炎附势，依附在黄皓门下，协从作恶。黄皓以威逼、利诱等手段，结纳大将军阎宇等人，网罗心腹。至于那些不屈服承顺或者政见不同的人，不是横遭打击，就是终生不得升迁。
尚书吏部郎罗宪系广汉太守罗蒙之子，自幼随父亲到蜀中避乱，少年时以才学知名，曾被后主立为太子舍人。在奉命出使东吴和后来抗拒魏军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实为蜀汉后期难得的人才。黄皓得势后，仅仅因为罗宪不愿同流合污，竟恼怒异常，将罗宪远调巴东。
秘书令却正，少年时安贫好学、博览群书，史称他文章灿烂，有古名士风度，也是蜀汉后期颇有远见的大臣，后随刘禅入魏，曾劝刘禅以痛思故乡为由，辞魏归蜀。因此深受司马昭的器重，封关内侯。就是这样的盖世之才，与黄皓共职30年，因为“既不为黄皓所爱，亦不为黄皓所憎”，所以始终得不到重用，一直做着俸禄不超过30石的小官。
黄皓由微贱至富贵，心性极为妒忌，小有仇怨，绝不放过。甘陵王刘永，是刘备的庶子，刘禅的异母兄弟，只因他从前憎恶黄皓，不假颜色，黄皓得势之后，怀恨在心，屡次在后主面前诋毁刘永，致使兄弟离间，十几年中，刘永无法入朝。
这一时期，由于诸葛亮、费祎、蒋宛董允等老臣相继亡故，大将军姜维又常年统兵在外，诸葛瞻、董厥、樊建等主持宫省政务的大臣受到黄皓的钳制，人人自卫，没有足够的力量匡扶朝政，蜀汉的政治十分腐败，在三国力量的对比中，迅速趋于劣势。刘备、诸葛亮等人辛辛苦苦奠定的立国基础，由于黄皓的弄权，已经出现了动摇、崩溃的趋势。
大将军姜维是诸葛亮早年收服的战将，此人足智多谋，能征惯战，曾是诸葛亮的得力助手。诸葛亮去世前，将安邦定国、复兴汉室的大任托付给姜维，对他寄以很大希望。姜维为了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为蜀汉基业呕心沥血、辛苦奔波，成为蜀汉王朝的中流砥柱。由于他在伐魏过程中，虽然连年征战，却收效甚微;再加上他多年征战在外，在朝中缺少知音，行事十分谨慎小心。景耀初年，姜维率军北征，被魏将邓艾连连击败，还军沓中。在这种情形下，黄皓与右大将军阎宇相勾结，阴谋削夺姜维的兵权。姜维痛恨黄皓的所作所为，曾报告后主刘禅，请求将黄皓杀掉。后主说：“黄皓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小臣，从前董允恨他，我想起来就过意不去，您又何必多虑呢!”姜维知道黄皓树大根深，已经无法动摇，担心失言招祸，回到军中，以请求在沓中种麦为名，躲避来自宫廷的迫害。心中疑惧，从此不敢再回成都。
景耀六年(263年)冬天，魏国见蜀汉政治腐败、大将不能用事、民生凋弊、国力衰微，趁机大举进攻。姜维早就发觉了魏军的动向，上疏给后主说：“传闻魏将钟会在关中屯兵，准备进犯我国，应派大将张翼、廖化督帅诸军分别防护安阳关口、阴平桥头，以备不测。”
蜀汉区域虽小，但地势险要，凭险固守，纵不能谋取中原，足可以偏安一时。事势无常，或许在长期相持中攻守相易也未可知。姜维的建议，是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黄皓唯恐姜维显功，借巫术妖言蒙骗后主说：“我曾问过鬼神，神说蜀汉太平，敌人不敢入侵。”并且告诉后主不要声张。这样一来，姜维的合理对策无法实施，朝中大臣对敌情一无所知。
等到钟会发兵骆谷，邓艾进攻沓中，战报传来，朝中上下惊恐，后主刘禅这才依照姜维的建议，派遣张翼、廖化，前去援助两处要隘的守军，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邓艾趁蜀军仓惶应战、调度滞缓之机，派出奇兵，取道阴平、从背后突袭姜维的营垒。姜维本来据险力守，正面的钟会大军强攻不下，考虑到大军深入敌国，缺乏后援，粮草接运困难，原想就此还师，而姜维先前的主张，正是料到魏军主帅不敢冒兵家大忌，久留蜀地。由于黄皓深恨姜维，从中捣鬼，给邓艾以可乘之机，致使蜀汉在这次决定性战役中一败涂地。阴平、安阳关口相继失陷，姜维、廖化退守剑阁，救援成都的道路被魏军阻断。已故丞相诸葛亮之子、护卫将军兼尚书诸葛瞻率军拼死抵挡，在绵竹战死。诸葛瞻之子诸葛尚见父亲阵亡，长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于是冲入敌阵，力战而死。
魏将邓艾一路斩将夺关，长驱直入。蜀汉后主刘禅请降，蜀汉灭亡。
邓艾占领蜀汉后，听人说起亡国的原因，以及黄皓的奸险，便下令将黄皓抓住，押起来等侯处斩。黄皓用重金贿赂邓艾部下，竟免于一死。
黄皓这种大奸大恶之人，似乎不应该漏网。而邓艾声言诛杀黄皓，还有一层重要的用意，那就是在刚刚被征服的蜀人心中，树立仁德，以证明自己的军队是惩恶济善的正义之师。假如邓艾真的恨之入骨，黄皓岂能轻易逃脱，倘若他是落在诸葛尚手里，又怎肯让他多活半刻。
据说，诸葛亮四出祁山，无功而返，原因就是魏将司马懿用了反间之计，派蜀汉降将入成都制造谣言，借助后主刘禅身边的宦官，从中蛊惑，致使后主生疑，毫无理由地召诸葛亮回国，当时黄皓是否参与其事，虽不可考，但观其一生行事，无不处处损蜀汉以利强敌，最终的恶果与通敌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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