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满清八旗，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纵观历史，几乎所有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羯、羌、氐、蒙古在进入中原后，都不可避免地迅速堕落并衰败了，而且是不可逆的。八旗兵的堕落不过是历史的再一次重演，只是这次重演更加漫长。唯有汉族，在几千年中，凭借着文化优势，一次又一次东山再起，最终将这些游牧民族打败。

　　八旗兵是从乾隆以后开始堕落的吗?其实刚入关就开始堕落了。满清入关后，八旗兵的巅峰只存在了短短三年，之后就开始衰败了，以至于清朝夺取天下最终靠的还是洪承畴、吴三桂这些汉人。

　　根据顾诚《南明史》：

　　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只是被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顺治元年至四年(1644年到1647年)，满洲八旗兵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

　　清朝统一全国后，它的统治集团从来都是忌讳谈自身的弱点，后来的史家也很少注意到这一重要转变，没有看出入关初期清廷的不可一世和后来的外厉内荏。因此，也没有认真探讨清廷在初期以满洲八旗兵为主逐渐转化为以汉制汉的政策变化。

　　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难以继续担任征服全国的主力是出于以下因素：

　　第一，满洲八旗兵主要来源于满族成年男子，而满族在当时是一个人口相当少的民族，入关初期清军总兵力十万，其中已包括了汉军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满族军士不过几万人。进入中原以后屡经战阵，战死和病死的人数很可能超过人口自然繁殖数;进入汉人居住区后，享受着程度不等的胜利者的优待，逐渐滋长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风气，远不像入关前后那样勇于用命。概括一句话就是兵员少了，士气低了。

　　第二，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如：豫亲王多铎病死于顺治六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病死于顺治七年，肃亲王豪格在顺治五年死于狱中，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八年被赐死，巽亲王满达海顺治九年二月病死，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治三年病死于军中，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病死于顺治九年三月，饶余郡王阿巴泰顺治三年病死，其子端重亲王博洛顺治九年三月病死，多罗谦郡王瓦克达顺治九年八月病死，敬谨亲王尼堪于同年十一月阵亡于衡阳。仅存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自顺治五年最后一次统兵出征湖广以后，到八年就因年高处于半退休状态，至十二年病死。(顺治真乃武将克星!)

　　看一下上面列举的名字，清楚地表明到顺治九年，清朝赖以开国、久经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已不复存在。这些亲王、郡王死时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年轻，济尔哈朗算是最长寿的，也只活到五十七岁。他们的子弟即便承袭爵位，却少不更事，缺乏战斗经验，无法替代父辈驰骋疆场。亲王、郡王以下的贵族、将领虽然还留下了一批，但他们也不复当年英锐气概。

　　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方文，在顺治十五年北游京师时写下了《都下竹枝词》，其中二首是：

　　“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雄心尽向蛾眉老，争肯捐躯入战场。”

　　“东戍榆关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风吹草底牛羊见，更有谁能敕勒歌。”

　　说明到1658年满洲将领已经普遍沉浸于温柔乡中，雄心的逐渐消磨自然还要早一些。这种严酷的事实，清廷统治集团内非常清楚，尽管他们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但从对南明各派抗清势力的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上都明显地看出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以汉制汉的方针。

　　战略上表现在更多地依赖汉族拥清派进行招抚;战术上不到关键时间不动用满洲兵;即使在关键战役中也大抵是让绿营兵和汉军打前阵，满洲兵将处于二线，这样既可减少伤亡，又可起到监视汉军和在最后关头夺取胜利首功的作用。

　　简单来说，清兵入关后，八旗兵的衰败主要有几点：伤亡严重、水土不服、安逸享乐、政治斗争。最终结果是，老一代的八旗主力人才先后死去，新一代八旗兵生活环境已经变化导致战斗力日益低下，而汉人的地位又逐渐提升。终于一代不如一代。

　　另一方面，八旗兵堕落的背后，显然不只是某一个满人群体的堕落，实际上代表着整个满清，尤其是以爱新觉罗家族为首的贵族们的集体堕落。

　　比如爱新觉罗·奕山：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奕山为靖逆将军，以“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防民甚于防寇”，另在福建招募未经训练的士兵，又日夜饮酒作乐，经历57天才由佛山行至广州。5月21日，奕山所部在白鹅潭水域向英军发起夜袭，结果一败涂地，广州城外炮台尽失。清军退入广州城，不敢出战，26日，奕山派人举旗投降。与义律签订《广州合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被圈禁在宗人府空室，隔年八月即被释还，又赏给二等侍卫充任和阗办事大臣，接着数年下来，功封镇国将军，伊犁将军。

　　咸丰元年(1851年)7月，俄罗斯全权代表科瓦列夫斯基与中国新任伊犁将军奕山、参赞大臣布彦泰在伊犁谈判。俄方要求按照《恰克图贸易旧章》议定具体办法。奕山一味妥协退让，除喀什通商一事未允外，“接受了俄方的所有提议”。8月6日，双方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上签字。咸丰五年(1855年12月)，被任命为黑龙江将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以“助华防英”为由与奕山谈判，“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更以“最后通牒的方式”，用武力威胁，在黑龙江沿岸不断用炮火示威。奕山怖惧，亦不愿轻启边关战端。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双方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俄罗斯。咸丰十年(1860年)，俄罗斯又借机迫使清廷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由“共管”割归俄罗斯。前后两次共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丧失。

　　那么他的下场如何呢?《瑷珲条约》签订后，奕山被革职，召回北京。后来又复起用，继续好吃好喝供着，1878年病死北京。

　　一个满清贵族，在鸦片战争中主动投降英国。不仅没受到什么惩处，仍然养尊处优，甚至摇身一变成为黑龙江将军，将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送给俄国人。清朝的汉族高层同样不少，无能的也很多，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卖国的事情(守疆保土的倒是不少!)。大多数进入高层的汉人至少是读过孔孟之书的，起码还有点底线。很多满清贵族连底线都没了，又怎么去管八旗兵的问题?

　　清朝八旗制度其实就是明朝军户制度补丁版，也就是说明朝的军户制度问题在八旗制度上同样会有。八旗和卫所一样，都是世袭，这就导致八旗兵在数十年内由于旗内不同阶层控制的财富，接受的教育差异导致上下层分离，(八旗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扩大版的明朝藩王群体，区别在于受众扩大，待遇降低。)

　　清朝旗人官民等级森严，八旗内部也有三六九等。混得好的，例如爱新觉罗的旁支，自然如描述的那样当个寄生虫，就算铁杆庄稼没了也能天天玩鸟卖古董过日子，但毕竟是少数。对于那些普通旗人呢?要知道，旗兵的铁杆庄稼是发到旗兵手上的，在不准开小灶的情况下，一家人就指着那点军饷过日子。旗人还不准从事生产活动，就意味着与原本农牧的经济割裂，变成了一人当兵全家苦熬，而且世世代代无法解脱。

　　历任清帝一直很想解决这个问题，但真的是无解。

　　从乾隆朝开始，八旗的最大困境已经不是武备废驰，而是生计艰难。因承平累久、生齿日繁，清朝中期开始，八旗人口也和此时大清国的总人口一样迅速膨胀，而兵额扩编速度与俸禄待遇提高标准却远远没跟上，导致八旗丁口中出现越来越多补不上缺、吃不着皇粮管不着饷的闲散旗丁。很多闲散旗丁只能在内廷和旗务官府机构下常年当苏拉(杂务帮佣)。苏拉的俸禄收入比旗丁马甲还要低，看清朝留下来一些内务府和内廷的资料，大部分苏拉一个月只能领1～1.5两银子的俸。

　　现在一形容晚清京城八旗弟子的堕落德行，就说“提笼架鸟”。而实际上，当时已经有更多闲散旗人，生活窘困到连提笼架鸟的闲心和财力都没有了。这些人既没有“铁杆庄稼“，也没有”超乎寻常的升迁”机会。他们也不可能有能力去锻炼武功，只能是凑合活着。

　　由于于敏中、钮祜禄·和珅二人相继坐上了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带坏了官场风气，这导致乾隆的很多旨意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官官相护的事情不只是在文官系统，军中也是很普遍的。乾隆没那个魄力去打破祖先的“包养体制”，所以更没办法去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和改革。所以所谓“严肃军纪”就变成了一纸空文罢了。

　　到嘉庆三年爱新觉罗·颙琰亲政的时候，八旗就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此时还稍稍能够顶点作用的只有绿营军。嘉庆对于国家的掌控能力及对群臣的驾驭能力远逊其父，连皇族的腐化堕落都无法有效解决，还怎么去整顿八旗军纪?清室讲究“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到他这一辈就更不可能去尝试打破那个蛀虫般的体制。

　　清朝中期之后，京旗和驻外八旗、东北八旗的矛盾也非常大。盛京将军当年最烦就是北京八旗过去的，这帮人都是大爷，嘉庆时期搞八旗版本的上山下乡，时任盛京将军都要疯了，来了一帮大爷，他的小心伺候着。盖好了房子请了一堆佣人，把屯垦变成了农家乐旅游。饶是这样，旗人们还是叫苦不迭，不断逃跑。最后嘉庆一怒之下处死了几个多次逃回北京的家伙。但他也无奈意识到了这帮人真的没救了，屯垦之事也就此不了了之。

　　为了不让人知道八旗堕落，乾隆之后的“满汉大防”，最主要的目的是保护“国家机密”。平白莲教时，八旗连行军都不敢跟绿营兵一起走，以免绿营兵看见八旗烂样之后产生“不臣之心”(居然能比绿营还烂)。就这情况，敢大张旗鼓解决堕落问题吗?至于打仗靠谁?去黑龙江抓索伦劲旅......

　　在道光朝，爱新觉罗·旻宁碰上了张格尔叛乱和鸦片战争。这两场战争一个是平叛一个是抵御外敌入侵，道光根本没有时间也没那个精力去整顿。而且道光朝百病丛生积重难返，宣宗连陋规都查不了还能去碰“祖宗家法”?

　　咸丰朝时，爱新觉罗·奕詝任用肃顺做首席军机大臣，扬言要削减八旗钱粮以改变这一包养体制。虽然咸丰和肃顺的初衷是解决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但是这一举措却遭到了整个满八旗的强烈抵制!然而此时的八旗已经不顶用了，连绿营都烂到了骨子里。打太平天国、打英法联军靠的除了蒙古僧格林沁的蒙古那点铁骑之外，就是曾国藩的湘军以及李鸿章的淮军了。

　　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整个满清根基，汉人在这次战争中合法的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控制军队，并且太平军打掉了满人的重要军营，以及测试了一下满人的武力强度，弱鸡啊实在是!结果，湘军、淮军建立，汉人能打败满人的事实在双方心里扎了根，太平军也是汉人，打败太平军的汉人岂不是更打得过满人。

　　咸丰死后，慈禧、慈安两宫太后把重点放在了洋务运动、打造新军以及近代化军工业上。洋务运动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革新八旗的重要性。到这个时候湘军、淮军已经成为了整个清王朝国防的中坚力量。八旗也只能沦为提笼架鸟的摆设……换句话说，自嘉庆朝开始，嘉庆、道光、咸丰、都想过动八旗，但是都无法有效解决这一痼疾。

　　在同治、光绪两朝，八旗就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慈禧没想过拿钱重振下八旗雄威?虽然身居紫禁城，但她也知道八旗早就烂了。有那闲钱重振八旗，还不如给自个儿修个园子…...

　　满清的根子并不是八旗制度(不知道有些人鼓吹个啥!)，至少在雍正之后，满清在中国的统治稳固以后，早就不依靠八旗制度了。对于大多数旗人来说，那点所谓铁杆庄稼也养不活家人，反而因为是旗人身份，不能出去打工挣钱;随着时代越来越败坏，大多数旗人都得出去工作才能养活一家。比如说《茶馆》里的黄四爷就是拉黄包车的。而这时候宗人府之类的管理机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不可能让人为了制度而饿死在家里。

　　八旗制度早就是一个从上到下都想改革的制度了。然而一项制度无论多么废物，多么负面，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危机上，往往不可能改。这是官僚主义主义所带来的必然问题，就不要再扯什么八旗制度对满清有多重要了。

　　无论这个制度多么烂，始终是有人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动他们显然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官僚们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自古以来这动了别人蛋糕的改革，主事者往往没好下场，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如此。

　　历任清帝一直未能解决八旗问题，总结一句就是拘泥于祖宗定制，结果导致八旗放任自流，尾大不掉。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政府的财政一直处于崩溃状态。各地旗人的钱粮无法力足额发放，导致“逃旗”现象逐年增多。

　　同时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人口的不断增多，旗人领的死工资两百年间不涨反降，再加上很多地方扣克军饷，许多底层旗民如同乞丐，那点银饷连一个月喝稀饭都不够。很多人由于生活太艰难，甚至把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也给卖了，这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八旗人员在早期的时候，他们的军饷加上土地的收入，可以说还是十分可观的。)

　　打仗了上面人又要旗民去送死，打败仗丢地等又要被杀头，底层旗兵大多无心恋战。清朝对于丢失城地土地处罚非常严厉(砍头!)，旗人丢地更是罪加一等。导致许多旗人宁愿战死也不会投降，但是也导致了一旦投降的也是拼死抗清。太平军北上曾有大量八旗被俘后被逼只能反清，不然反是死，不反也是死。

　　至甲午年前后，陕西、河南等地的旗人“数载粮秣无着，逃旗者不胜数，至有旗城丁壮全无者”。到了庚子年，各地都出现大量旗人伪装汉人，为汉人耕佣、或卖艺唱戏等现象。

　　一方面清廷财政无力负担旗人的钱粮供应，另一方面法律又严格禁止旗人就业，造成旗人阶层自咸丰后就快速“贫困化”与“无产化”，最终被推到旧政权的对立面。(给饲料却不许他们谋别的出路，这算啥，这是养家禽?好歹饲料管够啊!)

　　爱新觉罗·溥仪

　　辛亥革命的时候，是有驻外和东北八旗参与的，盛京将军府被革命也是旗人挑的头。清朝对于底层八旗来说压迫是非常严重的，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时大量旗人反清，并非他们觉悟高，而是压迫太重。不要用民族来解释，满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统治集团。其实我非常反对把满人搞成满族，满人从来不是民族，满人在清朝叫满州人。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东北、河北、中原等地，广大穷苦旗人都是革命的主力军，其革命性与斗争性比汉人乡绅阶层强得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