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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王朝灭亡的因素有很多，农民起义，兼并战争，权臣篡位，外族入侵等等。宋朝在五代走马灯式政权交替后存在了三百多年，对于可能导致王朝灭亡的因素都严防死守，可是还是有因素并不是他们可以预防的，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宋朝刚建立的时候吸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武将权力过大，所以开始全面的收军权，分军权。宋太祖赵匡胤时代时还没有过度的限制武将，宋朝的军事实力也不太弱，赵匡胤本人也经常上战场，宋朝后期军队失败的原因往往不是战斗力不行，而是指挥不统一，当皇帝在军营的时候，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将指挥权高度的集中，并有效地传达指令。
可是宋太宗时代就变了，宋太宗和他哥相比，不咋会指挥，还非要打肿脸充胖子上战场打仗和辽国进行战争。高粱河惨败，自己坐着驴车狼狈逃窜，而让他更不能接受的是，大臣竟然没找他，直接宣布他死了，准备要立新皇帝了，这就说明宋朝虽然已经几十年了，可人们还没有从五代短暂的更替模式中走出来，人们对于废立还是觉得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
宋太宗死里逃生，认为不能再上战场，但也不能显得自己无能，所以搞了个平戎万全图，将士出外打仗必须要带着，这赢了算他的，输了算将军没有领会皇帝的意识，他成圣人了。并且从宋太宗开始，文臣地位被一步步提高，武将地位一步步下降。
宋真宗和宋仁宗这对父子俩都被子嗣困扰，宋真宗当年很不情愿地上了战场，见好就收，他怕和他老爹一样，而且没儿子让他更害怕，自己要真在战场上有个意外那皇帝的宝座就成自己兄弟家的了，这绝不能接受。宋仁宗直接没儿子了，四十多年皇帝，生了三儿子，最大的也没到四岁，这样的现实让仁宗不可能离开朝堂御驾亲征。
而仁宗朝三冗已经很严重了，而且军队的指挥权太乱不统一，与西夏三次作战失败都是因为军队指挥的问题，可是皇帝就是看重自己的宝座，就是不让军人有很大的权力，这一直被后世继承。两宋之交特殊时期出现了岳飞那样的拥有绝对军事权的武将，可朝廷用完后果断地把这些人的军权剥夺了，岳飞的死和军权太盛有极大的关系，宋高宗怕他成赵匡胤二代。
宋朝对于武将的防御，就是首先中央，枢密院，三衙，兵部这三个部门都和军事有关，可管得都不一样，最终由皇帝决定。在地方也是一样，一场大战，出现好多位平级的武将，朝廷也不指派一个总指挥，经常几路大军一起出发，可是这几路大军是平级关系，没有上级的指挥，很难配合，指望皇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那是痴人说梦，等皇帝指示传达到前线，前线将士早成一地死尸了。
并且大宋中央官员都是文官集团，极其鄙视这些武将，韩琦甚至当众羞辱狄青，认为武将即使在军功赫赫那也不能称之为好男儿，有功名在身的文官才是大好男儿。宋朝的一系列措施让宋朝的武将从实际地位和人们的形象都大打折扣，不可能再出现强大的武将可以篡权夺位了。
那么除了武将以外，文臣集团又是如何限制呢。权臣为什么会出现，因为他担任的职务权力太大太集中，给他分散了就可以有效避免权臣的出现。宋朝的宰相定额是两人，很少独相，这和前朝差不多，可是同时设置了多名参知政事，这个是没定额的，而且他们随时可以成为宰相，宰相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搞不好就被罢黜了。而且有的时候宰相是摆设，这些副宰相才是当权者，如庆历新政时期，首相章得象的权力绝对没范仲淹大。
除了设置副宰相，还设置了枢密使，这个官职本来是唐朝为了对抗藩镇在宫里搞的一个官职，也和宦官专权有关，不过这个机构从五代开始逐渐成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的枢密院和宰相的中书省并称二府，而且两人地位平等，枢密使也是宰相的一个竞争对手，很多枢密使升为宰相的。除此之外还有专管财政的三司使，虽然品级位次低了，可号称计相，这样的官职也是宰相的有力竞争对手。宋朝的宰相更替非常快，即使是蔡京，秦桧那样的也被罢黜过，宰相位置的不稳，多个竞争对手的存在，使得宋朝宰相成为权臣的路被堵得死死的。
另外我们都知道宋朝不杀上书言事的人和文臣，这项规定可谓一箭数雕。一方面树立了仁君的典范，想仁宗被喷了几次吐沫星子也没杀谁，这样在百姓心中皇帝的形象就变得很好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约束皇帝，避免皇帝出现昏君的做派，昏君的一个标志性动作就是听不进去意见。同时也给文臣找不到造反的理由，不好煽动大家，你提意见皇帝听不听是一回事，可人家不杀你，甚至连官都不降职，你还有啥理由造反。要知道有的时候言官的话还是很难听的，像说仁宗生不出儿子的言语，简直让人无法接受，可皇帝忍了，你看宋朝有那个大臣参与造反的，连投降的都很少，皇帝对大家真的太好了。
地方割据也是王朝灭亡的一个因素，东汉和唐朝之后都出现了割据政权，宋朝不可能不防止，要不就不是宋朝，可能就是六代甚至更多代了。宋朝在地方的预防措施就是先收回权力再分权。所谓收权就是将原来位高权重的节度使变成一个荣誉职衔，作为高官退休后的一个加衔待遇。而地方则重新洗牌，由中央派遣官员接管。而且不再是太守，县令了全变成知州，知府，知县了，这个知就有代理的意思，也就意味着这个官不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更迭非常频繁。
同时宋朝在州之上设了“路”作为中央和州府之间的一级机构，设置了多名官员管理路的事务，虽然品级不一样可大家互不统属，不是谁官大听谁的。安抚使负责军事，转运使负责民政和财政，提点刑狱使负责司法，提举常平司负责市场贸易和仓储，这些人全挂有中央的官衔，这是宋朝的一大特点，一个官有官职差三种身份。官是你的品级发工资用的，职是进士出身的人过几年会给个馆阁的职位，这是补贴，差才是你上班去的地方。像包拯包大人在开封府的时候，官是右司郎中这个官的上班地点在尚书省，职是龙图阁直学士，差是权知开封府，我们都知道前两个地方包大人都不用去签到，他只用打坐在开封府就行。
地方官全挂有中央的官衔，也都知道在地方只是暂时的，还是一心想回中央的，这样的和他们在地方就要拼命的创业绩，不管对老百姓好与坏，至少说对于皇帝和朝廷而言，他们得到了实惠，地方官也就不想着谋反了。唐朝官员升迁太慢太繁琐，这也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宋朝的官员升迁速度就很快了，像韩琦，富弼这样的中进士后十几年就成为了宰执一级的官员，这在唐朝是不敢想象的。
除了防止官员，宋朝也防止军队。别忘了陈胜吴广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股小军队的头目造反的，这一定要防止。宋朝的士兵驻防地点是经常换的，虽然精神上国家轻视这些人，可物质上绝对满足他们，宋朝军人的工资还是很高的，像操控床弩的士兵，每次发射完都可以得到金银器的奖励。高物质回报，同时又老换地方，这些下层的士兵很难建立感情，你刚混个脸熟，给你从西北调到东南了，你先去适应水土不服吧。
还有一部分人被称为外戚，也就是太后，皇后她们的娘家人，这些人在历史上可是作威作福的不少，西汉，东汉，北周都是外戚给灭的，要说唐朝和外戚也有关系，李渊他妈和杨广他妈是亲姐妹。宋朝对于外戚控制很严，整个两宋时期外戚成为宰相的非常少。寇准和赵匡胤是连襟，不过仕途坎坷，别说造反了，自保都困难。曹佾曹国舅是当了宰相，但为人贼低调，根本就没想过要谋朝篡位。南宋的韩侂胄和贾似道倒是成权臣了，这两位还真没心造反，宋朝的官家形象在群众中太好了。
外戚不行，皇亲就更别想了，宋朝的皇亲基本都不让你担任有实权的高官，都是挂个王爷的头衔领工资，宗室当宰相的就赵汝愚一人，也是当了没多久，就在舆论强烈的谴责中被罢免了。即使是赵宗实那样后来当皇帝的，没当皇帝之前也不过是个团练使而已。
体制内的说完了，体制外有一支力量必须要防止，那就是农民起义。我们知道历史上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的不少，有的即使没推翻也让王朝元气大伤。可奇怪的是宋朝的农民起义数量是历朝历代最多的，三百多年的时间，农民起义四百多次，一年一次还有富裕的。可是宋朝并没有因为这被推翻，甚至除了方腊起义之外其他的基本对国家没影响。
这个跟宋朝开始税收改革有关，宋朝的税收不再是盯着下层劳动人民收取人口税，而是改为收取地租，也就是谁家地多收谁的税。而且宋朝对于人口的限制放松了，很多人开始流动了，你这一流动，你想造反也难，你没人脉啊，你一个外地人因为不满当地的政策你想造反，谁理你啊。同时宋朝对于农民起义采取怀柔政策，官家一直宣称大宋子民都是好的，只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政府允许你们改过自新，农民起义基本都招安了，宋江不就是个例子。甚至有些人就看出这是条出路，自己考进士又考不上，那就造反，受了招安也能做官。
如此的严防死守，可最后还是国破家亡了，因为有两条太难防止了。第一条就是外族入侵，这也是宋朝灭亡的原因。宋朝比较倒霉，周边不仅仅手术民族多，而且这些少数民族还都汉化了，文化水平都不低，这就很麻烦。它不像汉朝对付匈奴或大唐对付突厥，那都是真的落后的蛮夷，把他打败了就可以控制他了。可辽，西夏，大理这些都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民族政权，即使是吐蕃也因为文成公主入藏提高了汉化水平。金和蒙古本来是很落后可是人家崛起后迅速的学习汉族有用的东西，壮大自己。
这个真的很难为宋朝，面对彪悍的少数民族政权自己真的是想防也难。有人说当年有机会饿死西夏人，宋仁宗心慈手软铸成大祸。这个真的是欠考虑了，你想想你靠饿死他们一堆人让他们屈服，这是多大的仇，你又不能把人家灭族了，这真的是很无奈的。燕云十六州又没有，产马的地方也没有，想防止外族入侵太难。有人说我们强大自己不也行吗。其实宋朝当时是挺强大的，辽，金，西夏，蒙古都吃过亏，可是人家有人家的办法，我是不善于攻城但我善于围城，把你困死到里面，看你怎么办。而且宋朝是汉奸多产的朝代，广大的汉奸团队有效地将宋朝送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西夏能发展就是汉奸张元的功劳，金兀术在黄天荡差点就被韩世忠弄得全军覆没了，又是汉奸让他们逃出生天了。贾似道身为宰相，竟然干着汉奸卖国贼的勾当，欺上瞒下，出卖国家利益。有这样的人存在，想不灭亡也难。除了外族入侵还有一项也是导致宋朝灭亡的因素。
朋党，这个词宋朝皇帝很反感，也知道这是大唐灭亡的一个内部因素，也想着防止，可惜没防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效的防止办法。人与人相处意见不合很正常，官员之间更是如此，关键是怎么处理，如果将政见不合上升的话，那带来的后果就严重了。宋朝第一次有朋党之争现象的是吕夷简和范仲淹，不过他们两个最终化解了恩仇，也没有形成朋党之争。
庆历新政中有人指责范仲淹搞朋党，范仲淹还是很避嫌的，不回答这个问题。猪队友欧阳修搞了个《朋党论》来个朋党没什么，看结党的人是君子还是小人，还把自己标榜成君子党，并且强项把范仲淹等人拉入君子党。紧接着就被政敌以勾搭诱奸外甥女的事给抨击的狗血淋头，合着这就是君子党的形象啊。他这一闹腾不要紧，宋朝从此开了朋党之争了。
先是变法和守旧的党争，从王安石和司马光开始，之后几十年的时间两派势同水火。北宋快亡的时候党争变成了主战和主和，这一直吵到了南宋灭亡。党争为什么不好，因为世间的事没有说一个人你说的绝对对，他说的绝对错，党争搞的就是我们的观点就是对的，别人的都是错的。最好玩的就是这里面还有中间派，庆历时期的王拱辰，因为被欧阳修这个连襟羞辱过就和君子党过不去，庆历新政也是被他搅黄的，可他对另外一派的夏竦等人也不感冒，这就好玩了，不止两党，不仅仅是非此即彼，还有第三种声音。苏东坡苏大学士当时也是第三种声音，可惜长时间被错划为保守派。
这种事影响很坏，它不仅仅影响了宋朝，对于后世的明朝也有很大的影响，再往后的清朝也存在党争，而且上升到了满汉民族之争。一旦形成党争，他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事情的对与错了，而是和对方成为了仇敌，互相倾轧，导致国事艰难，从内部垮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严防死守，经济高度发达，如果对内能解决掉党争，对外采取正确的态度，适时调整军事政策，它可能存在的时间会更长。历史不容许假设，我们能做的是吸取教训，在今天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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