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事后,为何清朝放任他们发展呢?
2021-06-23 17:05:45 李臣典 南怀仁 赵藩 钱沣 黎简

  太平天国运动能够发现到如此规模,并且如此迅速,纵然客观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清政府的情报工作太差,没有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

  平心而论,在太平天国起事后,清方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很不得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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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田起义之初,北京的皇帝、军机处也好,广州的两广总督、桂林的广西巡抚和提督也罢,都把所谓的“会匪滋扰”(主要是天地会各堂口的起事)和“来土争斗”(广西土著称“土人”,从广东等地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称“来人”。他们在道光卅年至咸丰元年,即1850~1851年间曾爆发大规模械斗,战败后的来人大批投入当时已开始团营、主要领袖几乎都是“来人”的太平天国。)当成最危险的事,并从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调遣绿营兵赴广西助战,派林则徐、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有能力的文武官员主持此项事宜。但如此大的阵仗却屡屡与周密准备“打江山”数年之久的金田起事者擦肩而过,视若无睹。等到终于惊觉这才是最大威胁时,对方却已成燎原之势,再难扑灭。

  要进行平抚,关键是捕捉住带头人;要捕捉这个人,首先要弄清他是谁,什么来历。可在这方面清廷君臣也是一塌糊涂:太平无国起事一年多,他们还弄不清“大头目”究竟是韦正(韦昌辉)、冯云山、洪秀全还是胡以晄,好不容易知道“大头目”姓洪名秀全,却始终弄不清他原本姓什么,有说姓朱的,有说姓郑的,还有说姓焦的,就是没几个说他其实原本就姓洪的。

  有些情报明明是准确的,但清朝官员也莫辨虚实,比如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一月,清广东花县知县牟崇龄向两广总督徐广缙报告,说自己查明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祖坟就在花县。这个情报本来是对的,可接下来呢?这位县太爷率领县吏去刨洪秀全祖坟,抓捕洪氏族人,宣称捕获洪秀全亲父洪国游。而实际上洪国游是洪秀全的祖父而非父亲,且不论是其祖父洪国游还是其生父洪镜扬,此时他们都已去世(洪镜扬死于道光廿八年底,即公元1848年年底至1849年年初之间),牟崇龄又何从“捕获”?

  向荣恐怕是1856年之前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最久的一位清朝高级官员。可这位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钦差大臣,直到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还信誓旦旦地上奏咸丰皇帝,说“实无其人”“或云已故”,是刻了个木偶充数;1854年夏,他又硬着头皮报告说“似有其人”。在当时颇有学问之名、曾追随钦差大臣赛尚阿幕府、以善于制造火炮火药名噪一时的山东人丁守存,则直到1856年还坚信洪秀全就是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在永安州外被清军抓获、后被送往北京处死的“洪大全”。实为湖南兴宁天地会招军堂首领焦亮。焦亮实有其人,丁守存认定焦亮身份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他为了向“老板”赛尚阿邀功,执拗地认为焦亮就是洪秀全,而一路打到天京的洪秀全是“真洪秀全”被抓后冒名顶替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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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成就“中兴大业”的曾国藩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不仅随时随地搜集太平天国信息,还专门成立了以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甘泉(江宁府附郭县)人张德坚为首的情报汇总班底,“月支取银四十两”,编纂出一套前文提到的用于分析“敌情”的“情报总集”——《贼情汇纂》。这部情报总集对当时湘军和其他清军将帅而言,据说起到了“开卷了然”的积极作用,至少不会犯类似向荣把“两司马”当作重要首领,在长江里捞到一面“两司马黄旗”会兴奋地上奏皇帝报捷这样的笑话。

  但这部《贼情汇纂》充其量也就只能算作“扫盲级”的情报资料,普及太平天国的一般情况尚勉强胜任,但作为军事将帅的战争指导书,就显得错误百出、荒唐可笑了。别的不说,照该书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的说法,“伪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是个“铜臭小儿,毫无知识”,“奉洪杨韦三贼如神明”的既胆小、又无能的窝囊废,之所以被“屡委以军事”,是因为对杨秀清盲信盲从。这样的“情报”出炉后不到一年,张德坚的雇主曾国藩就被“毫无知识”的石达开打得两次跳河自杀,后来更被包围在南昌城里一筹莫展。这位尽心尽力的“情报局主管”后来一直没能获得升迁,其煞费苦心维持的编纂班子,在江西期间也被解散,此后再未恢复过。很显然,对湘军的情报工作,曾国藩是不满意的——尽管相较友军,他们已算做得不错的了。

  天京事变时也一样,如前文所述,城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城外却过了近一个月才知道个大概。

  德兴阿的那封最早奏报究竟发出于何日,目前已不得知,但奏报内容中提及的、开始知道“城里出事”的日期,是咸丰六年八月廿五(公元1856年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九月初六日,浙江巡抚何桂清奏称“八月中旬后”开始探明,城中首领于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公元1856年8月22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开始“闭城自相戕害”,杨秀清及其属官被杀,“初闻之未敢深信,半月以来又接各营探报,皆称确有是事”。

  奕詝是咸丰六年九月十三日、十六日分别接到德兴阿、何桂清奏报的。九月十三日当天,他下达上谕给两江总督怡良,要求进一步“确探”,如果属实,“正可乘此机会设法进兵”。十六日,他进一步催问怡良侦探情况,并称“倘有机会可乘时不可失”。九月廿四日,怡良等汇报了天京事变的进一步情报,并对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议,十月初三日奕詝作出答复。此后,奕詝又相继向江南和春、江西曾国藩、湖北官文和胡林翼等发布指示,称虽探报情形不一,而其内乱当属可信,要求各路清军“乘其内乱,次第削平,兵饷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几有望”。

  很显然,清方在太平天国起事后的情报工作的忽视,以致难以及时得到太平军的最新动态,间接致使太平起义成燎原之势,威胁到清政府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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