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国难

　　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民团打死，李自成死后大顺军还有数十万兵马，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的印迹。李自成从陕西南撤时兵分两路，李自成率领的东路军在其死后接受了湖广总督何腾蛟的改编，但是很快被何腾蛟分化，原本在大顺军中地位较低的郝摇旗等人反而成了何腾蛟的心腹，而地位较高的田见秀、袁宗第等人则被处处刁难，最终离开了何腾蛟;而李过、高一功等人率领的西路军则被改编成“忠贞营”，随后在围攻荆州的战斗中大败，从此以后大顺军余部再也没有成建制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李自成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同样是主帅战死，大西军余部团结一致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领导下进入云南休养生息，之后又出滇采取“联明抗清”的战略，李定国击杀孔有德、尼堪等清朝亲王，取得了抗清以来的最大胜绩，可以说永历朝之后南明之所以能够坚持十余年才被清朝消灭，都是大西军余部的功劳。那么同样出身于农民起义的大顺军为何没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呢?他们当时应该如何做才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呢?

　　大西军以云南为基地

　　大顺军余部采取“联明抗清”的战略无疑是对的，但是他们在面对顽固派湖广总督何腾蛟等人的排挤时，应该当机立断“反客为主”，以自己为主导接管湖南军政，安抚军民，然后以湖南为基地休养生息，整顿军队，就像大西军余部在云南所做的那样。大顺军无疑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何腾蛟名义上是湖广总督，但是他手下的军队少得可怜而且没有战斗力，大顺军刚刚进入湖南境内时，何腾蛟以为是一般“盗贼”，于是派去两千兵马“剿贼”，结果被大顺军尽数消灭，何腾蛟惊惶失措。而此时临近的湖北虽然被清军占领，但是英亲王阿济格已经率军回京避暑了，只留下少数清军镇守武昌，其他都是一些明军或者大顺军降兵，所以此时清军只能自保，而根本无力继续进攻湖南的大顺军。

　　李自成死后的抗清局势

　　在稳固湖南这个抗清基地之后，东路军可以以此为筹码逼迫南明隆武政权承认自己的合法性，再联合从四川东下而来的大顺军西路军，有了稳固的湖南作后方基地，再有大量的生力军的补充，大顺军必定能够稳定湖广局势，甚至向北反攻清军也未尝不可。

　　南明隆武帝

　　但是，当时大顺军东路军剩余的将领缺乏战略眼光，田见秀、张鼐、袁宗第等人却没有采取这样的战略，而是局促于一隅之地，在受到何腾蛟的排挤时也不愿反击，反而是在没有物资和兵源补充的情况下在明清的夹缝中求生存，最终不但没有保住大顺军的战斗力，也失去了联合明朝稳定抗清局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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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杰出的改革家。梁启超曾说过：“明朝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在晚明的颓世中，他重建了国家的繁荣。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张居正明朝也决不会再坚持了62年。这时小编心中萌生一个问题，倘若张居正出现在明末，能否逆转明朝灭亡的格局?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探讨这一问题。

　　崇祯十三年，崇祯帝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深深感慨：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叹息自己身边没有力挽狂澜的臣子，然后为张居正全面平反，恢复其生前的一切荣誉。

　　虽早在天启年间，已经为张居正平反过一次，但这次却是更彻底的平反，就连张居正的孙子都因此而获得官荫。

　　当然正是因为这次平反，使得张家的子孙为报国恩抗清至死。从崇祯为张居正再一次平反不难看出崇祯是很欣赏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如果让张居正现身于这时候，那么他还会重新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吗?

　　话说崇祯帝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自他即位以来天天忙于政事，一心为国，想要扭转明朝灭亡的命运，这与张居正的人生理想不谋而合。

　　而张居正早在读书期间就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况且他做事非常有手段精于变通，但是他的手段都是建立于以国为本的基础上。在蒙古俺答汗部落封贡这件事就能体现他变通的思维，最终达成封贡互市保证了西北边境的安宁。

　　而他在面对造反这件事的态度上就一个字——剿，他认为此时的朝廷军费紧张不适合采取怀柔政策，更何况怀柔政策需要花费时间，此时的大明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些事上了。这是他对地方叛乱的态度。

　　如果他和崇祯合作，他们可能会向豪绅勋贵开刀。大明末年的国家财政比万历年间的财政更加艰难，此时的大明自然灾害要比万历严重得多，而且善于理财的张居正怎么会看不见这些问题的根源呢!此时国家的财政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是在处于中间的这些豪绅身上。

　　从明朝灭亡的原因来看也正是因为如此。为了缓解国家财政，他一定会拿这些豪绅开刀，制定政策，采取手段，收缴赋税，进而充实国库。并把这些钱用于军事和经济民生上去，以缓解社会的矛盾和朝廷的压力。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灭亡原因有很多，但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党派之争。如果张居正在明末掌权的话，为了能够更有效率地解决国家问题，他会牢牢地把握住权利，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才。不说他把党政完全解决了，至少在他处理党政的时候，所有的事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更何况此时已经向豪绅们开刀了必须要有控制力。

　　接下来他就会控制言官，明朝言官就好比今天的报纸，所以控制了言官就控制了舆论，清流只会清谈。做事还要用循例，但是言官职责所在，难免有些人想出名，可是一个言官的弹劾可能引起这个士林的反弹。

　　这对于官员人事和既定政策的执行无疑是一种挑战。而且明朝言官还都是硬骨头，张居正的夺情就是个例子。张居正做事会变通，但是变通就会招来非议，舆论太重，难免会无事生非。

　　他在做首辅的时候就会尽量减少社会矛盾，李自成在造反前就是一个驿站的卒员，他造反是因为朝廷裁撤驿站而丢了饭碗造成的。就说这个驿站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崇祯下旨把全国的驿站都裁撤了。

　　如果换成张居正他会怎么做，答案是为了减少矛盾他不会去裁撤驿站，只会规定所有官员除了公事以外不得使用驿站。这种做法不仅替朝廷省了钱还变相的的缓解的社会矛盾，这种做法是非常安全的，只是崇祯的做法过于激动。虽然替国家省了钱，但却使社会的矛盾加重了。

　　尽管如此，崇祯皇帝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他不会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做事过于激动还没有担当，想要张居正改革就必须要放权，崇祯很难做到这一点。

　　更何况他比万历难伺候多了，张居正也不是神，在崇祯年间为大明做手术可比万历年间难多了。张居正在晚明改革是否能成功关键在于崇祯怎么配合他了。总之在那个时候搞改革难度太大了，毕竟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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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天启八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

　　大顺军占领北京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也缺乏战略眼光。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而后来的招降吴三桂不成和山海关战役，标志着大顺军在北京统治的失败。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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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申之变，指的是明末李自成攻入大明首都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的历史事件。

　　甲申就是中国明末甲申的这一年即1644年，是崇祯十七年，又是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

　　这年春天，在中国大地上，以朱由检为首的大明、以福临为首的大清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三大政权，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清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正以雷霆万钧之力，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面临崩溃的边缘，继续倾尽全力，为挽救危局而努力。

　　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满清军队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汉族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满族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明朝的灭亡是汉族王朝体系的一次崩溃，汉族王朝此时进入了 “后帝国时代”。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再说，大顺军失败撤离北京后，清军入京立即将北京中、东、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头，不得民心，没有失败。可见，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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