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鼎中原

　　问鼎中原，问：询问，鼎：古代煮东西的器物，三足两耳。中原：黄河中下游一带，指疆域领土。比喻企图夺取天下。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

　　“问鼎”的典故语出《左传·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

　　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

　　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

问鼎中原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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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鼎中原的典故：问鼎中原，问：询问，鼎：古代煮东西的器物，三足两耳。中原：黄河中下游一带，指疆域领土。比喻企图夺取天下。

　　传说古代夏禹铸造九鼎，代表九州，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为传国重器，为得天下者所据有。九州乃豫州、翼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雍州、幽州

　　九鼎乃冀鼎、兖鼎、青鼎、徐鼎、扬鼎、荆鼎、豫鼎、梁鼎、雍鼎.

　　【问鼎中原出处】出自《左传》，春秋时楚庄王北伐，并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大有夺取周朝天下之势。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熊旅借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机,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 的首府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

　　王孙满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见王孙满拿话挡他,就直接说道:“你不要自持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面对雄视北方的庄王,善辩的王孙满先绕开庄王的话锋,大谈九鼎制作的年代和传承的经过,最后才说:“周室虽然衰微,但是天命未改.宝鼎的轻重,还不能过问啊。”庄王不再强求,挥师伐郑,以问郑背叛楚国投靠晋国之罪。

　　【问鼎中原典故】夏朝经历了470年，到前1600年，夏桀无道亡国，九鼎为成汤所得，成汤就建立了商朝。商朝经历550多年，到前1046年，纣王暴虐亡国，九鼎为姬发所得，姬发就建立了周朝。到前606年，楚庄王想取周而代之，就借朝拜天子的名义，到周王室去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结果在周大臣王孙满那里碰了一个软钉子。王孙满说：“统治天下在乎德而不在乎鼎。”庄王很不服气地说：“你不要依仗九鼎，我楚国有的是铜，我们只要折断戈戟的刃尖，就足够做九鼎了。”王孙满说：“大王您别忘了，当初夏禹是因为有德，天下诸侯都拥戴他，各地才贡献铜材，启才能铸成九鼎以象万物。后来夏桀昏乱，鼎就转移给了商;商纣暴虐，鼎又转移给了周。如果天子有德，鼎虽小却重得难以转移;如果天子无德，鼎虽大却是轻而易动。周朝的国运还未完，鼎的轻重是不可以问的。”庄王无话可说。从此以后，人们就将企图夺取政权称为“问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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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庄王(?—前591年)，又称荆庄王(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写作臧王)，芈姓熊氏，名侣(一作吕、旅)，谥号庄。楚穆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华夏文化之外，自庄王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楚庄王自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共在位23年，后世对其多给予较高评价，有关他的一些典故，如“一鸣惊人”等也成为固定的成语，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楚庄王北伐，并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大有夺取周朝天下之势。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熊旅借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机,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 的首府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

　　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见王孙满拿话挡他,就直接说道:“你不要自持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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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国乱世，最先问鼎中原的是匈奴，其始作俑者，便是汉赵国的建立者刘渊。所谓“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魏书》用了短短的16个字，便再现了西晋灭亡、北方沉沦的历史往昔。刘渊通过借尸还魂的伎俩，如愿以偿的“偷”取了天下。不但实现了匈奴在中原的霸业，更完成了其先祖冒顿一生未竟的心愿。

　　刘渊的称帝，让中原不再仅仅是汉人的天下，也让少数民族在中原立足称霸成为可能。在他之后，诸族如法炮制，粉墨登场，走马灯似地在北国建立起十几个大小不等、实力不一的割据政权。

　　中原以外的民族，可以说无时不在觊觎着中原的富庶与肥美。中原的文化源远流长，在他们内心，一直充满着无限的尊崇与渴望。与中原发生联系最早、影响最深的匈奴族，则尤其如此。冒顿实现了匈奴的鼎盛辉煌，却并未完成主宰中原的超级梦想。匈奴经历强盛、分裂、归附，最后成为中原的附庸。东汉末年，曹操又“分其众为五部”(《晋书》)，由汉人统管，以弱其势。自此，一直困扰中原的匈奴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匈奴也进入了一段短暂的、相对平静的历史休眠期。

　　饶是如此，匈奴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问题。匈奴部族仍是一支不可忽视?力量。特别是到了东汉末期，已慢慢接受中原文化的匈奴，种族日益繁盛，发展很快。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仍念念不忘先祖昔日的辉煌。看看刘渊起事之前，刘渊的叔祖父，当时匈奴五部的右贤王刘宣说的话，就再明白不过了，“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资治通鉴》)，其内心，对匈奴彼时的处境是愤愤不平的。这不是刘宣一个人的想法，他应该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匈奴人、特别是匈奴贵族的真实思想。而最终将他们这种理想变为现实的，便是刘渊。

　　刘渊?字元海，生年不详，死于公元310年。他是继冒顿之后，匈奴族的又一位佼佼者。刘渊外表“姿仪魁伟”，长相不俗。而且“猿臂善射，膂力过人”(《晋书》)，颇有其先祖的遗风。刘渊不但善武，而且能文，他从小很好学，曾“师事上党崔游”，“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而“《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是位充分接受中原文化浸染、汉化程度相当高的匈奴人。

　　刘渊的父亲本是五部的左部统帅。刘渊继承父业后，“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管理的头头是道，颇有些政治手段，以致当时“五部俊杰无不至者”(《晋书》)，仰慕其名前来归附的人很多。不过刘渊虽有官职，人却一直在洛阳当侍子，也就是人质，才能并不能尽显。这也能看出，当时的朝廷对匈奴一族，一直是存有防范之心的。

　　西晋末年，外戚杨骏辅佐朝政时，为了拉拢刘渊，封其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八王之乱期间，成都王司马颖掌握实权后，又封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但也没让他回到五部故地，而是派他到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境内)领兵。

　　匈奴是成长在马背上的行国，“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汉书》)。为了生存的需要，每天与恶劣的环境和凶猛的野兽打交道，这让他们具备了战?拼杀的先天素质。民风彪悍，打仗勇猛。而且“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很有些游击的风格，极不好对付。这也是中原一直为之头疼的原因之一。

　　但匈奴也有自己致命的弱点，就是部众分散，如果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很难将他们聚拢起来，形成合力。当年冒顿的强盛，便是部族统一的结果。而刘渊的出现，则让匈奴五部重归一统，再次演绎了辉煌。匈奴虽分五部，相距其实并不遥远，“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晋书》)，也就是现在山西北部一带，这就在客观上给刘渊重新聚拢五部提供了可能。

　　晋末中原大乱，再次给匈奴创造了机遇，让他们?梦想不再虚幻。匈奴本就有着挫败中原的辉煌成就，看到中原大乱，于是五部匈奴开始蠢蠢欲动。刘宣秘密召集五部上层贵族，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派人悄悄通报刘渊。刘渊表面不动声色(足见其城府之深)，却暗暗思索如何金蝉脱壳，尽快回到五部聚居地。他曾找过几个理由，比如“请归会葬”(《资治通鉴》)，要回去奔丧。按说这理由没得挑，但司马颖始终也没答应，可见司马颖对匈奴问题也是很敏感的。

　　然而百密一疏。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后来幽州都督、安北将军王浚、东瀛公司马腾起兵反抗司马颖，军情紧急，刘渊趁机游说，说可以说服匈奴部前来助兵。其时八王混战，兵力不足，便多雇佣少数民族的兵力(这也是导致十六国乱世的一个客观原因)。当时王浚军中便雇佣了鲜卑和乌桓的兵将，战斗力很强。无奈之下，司马颖只得答应刘渊，没想到却是放虎归山。刘渊一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便继位大单于，建国号为汉，一时“胡、晋归之者愈众”(《资治通鉴》)。从此刘渊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借尸还魂，开始了他“偷”取天下的霸业历程。

　　借尸还魂，有点像现在股市中的借壳上市，旧瓶装新酒。也就是三十六计中说的“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刘渊借用的是早已灭亡近百年的汉王朝的?尸”，还复的是匈奴昔日强盛的“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资治通鉴》)。我们是大汉朝的外甥，娘家人，向来以兄弟相称，兄长死了，弟弟继位，理所当然!

　　之所以说刘渊“偷”天下，是因为他掩盖了攫取天下的野心。一方面，他以汉朝外甥自居，在舆论上占据先导。外甥一说，源自冒顿，“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晋书》)。这也能看出，不管匈奴在军事上如何强盛，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是自卑的，他们对中原是仰慕和崇拜的。匈奴后世子孙“冒姓刘氏”，能?汉室攀上亲戚，觉得这是很体面的事。既然是汉室的宗亲，那么兴复汉室，主事中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动。其实兴复汉室云云，不过是刘渊的鬼话，也没见这个外甥多听舅舅的话。

　　另一方面，刘渊冒用大汉的旗号，在视听上占尽先机。刘渊称帝后建国号为“汉”，也只是想迷惑人心，他还煞有介事的“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资治通鉴》)，大祭汉朝先祖。如此大张旗鼓的作秀，便将抢夺天下的真实用心，变成了所谓的家事纠纷，从而引开众人视线，淡化事情本质。刘宣等人要他干脆称帝，刘渊说“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称汉?”(《资治通鉴》)。可见刘渊在这上面是花了心思的，他并不是不想称帝，而是在寻找更合适的机会。

　　刘渊之所以煞费苦心的“借尸还魂”，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匈奴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原为敌的强悍民族，始终受到官方的排斥，他们头脑中固有的思想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江统《徙戎论》)。尽管后来匈奴衰败，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中原王朝一直害怕匈奴再兴，而威胁到其政权的巩固。

　　中原的老百姓对匈奴，也同样持排斥态度。匈奴是游牧民族，少有农耕，便会经常掠夺、骚扰内地汉人，矛盾经常激化。比如东汉末年，匈奴“杀略抄?甚众，北边无复宁岁”(《后汉书》)。又如董卓作乱时，匈奴“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晋书》)。所以，即使在民间，两族间的矛盾也依然很深。

　　汉人一直是中原的主宰，是正统。刘渊要想实现称霸中原的目的，在形势上、条件上并不完全成熟。人们的认识也总会有一个过程。汉人可以和匈奴杂居相处，共同劳作。然而绝对不会欣然接受一个外族统治者的统治，这个“结”很难解开。刘渊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先就要解决这些思想问题，最大限度的聚拢人心，才不至于一开始便成为众矢之的。后来随着五族的大举涌入，少数民族执政中原已经家常便饭，人们也就慢慢习以为常了。汉赵国前期叫汉，后期叫赵，不再借用汉室的躯壳，便是这种观念转换的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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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年，石勒踏平了“前赵”，终于能纵情驰骋在大平原，悠闲欣赏北国风光了，然而遥远的江南总是诱惑着他。

　　这一年他56岁了，来日无多的紧迫感，时时袭上心头。他下定决心，要完成人生的最后一个梦想：飞越长江。

　　三次进攻建康都失败

　　要进攻建康，一般都是从西边动手，先拿下荆州、江州，或者历阳，然后顺流而下。但是这一带的最高长官是陶侃，他横刀立马、威风凛凛站在长江边的身影，以及到处传播的英雄故事，让石勒失去了渡江的勇气。

　　江州曾经发生一次相互残杀的大案。“流民帅”郭默杀死江州刺史后，遭到陶侃讨伐，不战而降，当场被杀。

　　郭默在南方就是个无名小卒，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在北方大名鼎鼎，骁勇善战，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石勒军队见到他就抖豁，如同遇到“关羽、张飞”。

　　石勒听说陶侃捉拿郭默，兵不血刃，像抓只小鸡一样简单。石勒无限感慨：陶侃真是名不虚传啊。

　　苏峻攻入建康时，有个部将叫冯铁，杀死陶侃的儿子。后来投奔石勒，石勒让他担任边将。陶侃写了一封信给石勒，告诉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石勒当即诛杀冯铁。

　　陶侃也不轻易向北方示兵，石勒对他如同当年对待祖逖一样：尊重和敬畏。

　　既然从西边毫无希望，只有改道从东边。

　　330年、331年、332年，石勒三次派遣大将组成舰队，沿东海南下，进攻今苏南一带，试图迂回进攻建康。由于战船不足，一次运送水军几千人。只能算是挑衅和骚扰，自然都是大败而归。

　　333年，他派使者到建康，愿和东晋重归修好。晋成帝下诏焚烧他带来的礼物。因为庾亮认为南方已经实力很强了，很看不起这个胡儿。

　　张宾谋士死得太早

　　石勒不能统一天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宾死得太早了。

　　319年，石勒灭了王浚，322年，张宾就去世了。

　　下葬时，石勒流着泪对左右说：是老天不让我的大事成功吗?为什么要让右侯这么快离开我啊?

　　张宾死后，两个重要的谋臣是徐光、程遐，但石勒再也找不到那种水乳交融的感觉。石勒悲伤叹息说：让我和这些人共谋大事，不是太残酷了吗?

　　此后，他再也没有遇到张宾这样的谋士。

　　同时，与他的个性也有关系，他有自知之明。

　　一次宴会上，石勒问中书令徐光：朕可以和古代哪一个皇帝相比呢?

　　徐光说：你的神武谋略超过了汉高祖刘邦，才略卓荦绝伦超过魏武帝曹操，自三王以来没有人可相比，可以说仅次于黄帝!

　　石勒笑着说：你的话太过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如果遇到汉高祖，肯定是向他北面称臣，与韩信、彭越并列。如果遇上汉光武帝刘秀，一定和他争霸中原，但不知道鹿死谁手。大丈夫做事情，应该光明磊落，如同日月之光，不要去学曹操和司马懿，欺凌别人的孤儿寡妇，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天下。我应当处在刘邦和刘秀之间，哪能和黄帝相比呢?

　　大臣们听到后叩头顿首，称呼万岁。

　　这就是成语“鹿死谁手”的来历。意思是在争夺政权中，后来泛指所有的比赛，不知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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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鼎中原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楚庄王带兵北伐，以朝拜的借口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大小，有夺取周王朝天下的形势。　　

　　公元前606年，进行北伐的楚庄王以讨伐陆浑之戎为时机，把楚国的大量军队开到了周王朝的首府洛阳的郊外，并在周国的地盘上进行隆重的阅兵仪式，想要让周天子看看楚国的实力，来震慑住周天子。

　　即位不久的周天子心里当然非常害怕，忐忑不安，担心楚国对周国进行开战。于是，便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出面去安抚楚庄王，讨好楚庄王。楚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王孙满：“你们的周天子的九鼎有多大，有多重?”这句话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就是要与周天子来比一比自己的权力和力量。王孙满面对他的提问，委婉地说：“国家的安危不只是光靠鼎就够了，主要靠的是德义的支撑，鼎的大小轻重并不是那么重要。”楚庄王见王孙满拿话来搪塞他，就直接告诉王孙满楚国折下的锋刃足够能铸成九鼎了。言外之意就是说楚国的实力非常强大，就算你不告诉我九鼎的大小，楚国也能铸成九鼎。于是，王孙满对楚王说：“大王你不要忘了，夏禹是因为有德才能受诸侯的拥护，通过各地进贡的铜材方能铸成九鼎来象征万物。但是之后夏桀的昏庸，鼎就传给了商。商纣暴虐，最后鼎传给了周。如果天子有德义，鼎再小但是重得难以转移，如果天子没有德义，鼎再大也可以轻易移动。周国的国运还没有完结，所以鼎是不能问的。”楚庄王无话可说。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