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史之乱后的河朔藩镇割据时代，田承嗣是魏博节度使，以跋扈傲狠、目无朝廷著称。他公然拒绝代宗迁都洛阳的提议，甚至在昭义节度使薛嵩死后，以武力兼并其地，引发朝廷震怒。然而，这位连皇帝诏令都敢无视的藩镇军阀，却在面对郭子仪时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当郭子仪的使者抵达魏博时，田承嗣竟“西向拜之，指其膝曰：‘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这种反差背后，是郭子仪以德服人的政治智慧与田承嗣对强者的战略敬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军事威慑：郭子仪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郭子仪的军事威望始于安史之乱。他以朔方节度使身份率军收复洛阳、长安，平定河北，被杜甫誉为“独任朔方无限功”。其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胜利，更在于对敌我心理的精准把控。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三十万大军进犯关中，郭子仪单骑入回纥营帐，凭借个人威望说服回纥倒戈，最终联合唐军大败吐蕃。此战中，郭子仪未动一兵一卒便化解危机，其“以德服人”的军事哲学令敌我双方均心生敬畏。
田承嗣作为安史旧部，曾多次与郭子仪交锋。安史之乱期间，他率军攻打洛阳、长安，却屡屡败于郭子仪之手。这种战场上的直接对抗，使田承嗣深知郭子仪的军事能力。当郭子仪的使者到来时，田承嗣的跪拜行为，本质上是对郭子仪军事威慑的被动回应——他清楚，若与郭子仪为敌，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二、人格魅力：郭子仪的“宽厚长者”形象
郭子仪的人格魅力是其赢得敌我尊重的核心。他以“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著称，这种超然地位源于他对权力的克制与对道德的坚守。
对宦官的宽容：郭子仪的祖坟被盗，时人皆疑是宦官鱼朝恩指使。然而，他入朝时却主动向代宗坦言：“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这种豁达态度化解了朝廷猜忌，也令鱼朝恩感叹：“非长者，能不疑我乎？”
对部下的信任：郭子仪镇守河中时，军粮匮乏，他亲自带头耕地百亩，率将士发展生产，迅速解决粮荒。这种身先士卒的作风，使其在军中威望极高。田承嗣的部将中，不乏曾受郭子仪恩惠者，他们对郭子仪的敬仰间接影响了田承嗣的态度。
对敌人的尊重：郭子仪的使者途经汴州时，占据该地的军阀李灵曜“公私财赋一皆遏绝”，却独对郭子仪的物资“莫敢留之，必持兵卫送”。这种特殊待遇，源于郭子仪曾对李灵曜有救命之恩。田承嗣作为乱世枭雄，深知郭子仪的恩义网络遍布天下，得罪他无异于与整个河北藩镇为敌。
三、政治博弈：田承嗣的“实用主义”选择
田承嗣的跪拜行为，本质上是乱世中的政治投机。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形成“合则强、分则弱”的格局。田承嗣兼并昭义军区后，虽实力增强，但也成为朝廷削藩的首要目标。此时，他需要平衡三股力量：
朝廷的威压：代宗派兵讨伐，田承嗣虽一度求和，但内心对朝廷充满警惕。
其他藩镇的制衡：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均与田承嗣有矛盾，若他公然与郭子仪为敌，可能引发河北藩镇的联合反制。
郭子仪的象征意义：郭子仪是朝廷在河北的“精神旗帜”，他的存在使藩镇不敢完全撕破脸。田承嗣的跪拜，既是对郭子仪个人的敬畏，也是向其他藩镇传递“我无意与朝廷彻底决裂”的信号。
四、历史对比：郭子仪与田承嗣的命运分野
郭子仪与田承嗣的结局，印证了“德者得天下”的古老智慧。郭子仪以85岁高龄善终，家族“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其子孙遍布朝野；而田承嗣虽通过兼并扩张势力，却始终无法摆脱“叛将”标签，其死后魏博军区陷入内乱，最终被唐宪宗削藩。
田承嗣的跪拜，是乱世中强者的生存哲学——他敬畏郭子仪的军事威望，折服于其人格魅力，更看清了政治博弈的实质。这种敬畏，既是对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历史规律的妥协。正如《旧唐书》所叹：“其为豺虎所服如此。”郭子仪的“德”，最终成为压倒田承嗣“势”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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