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寿（？—前57年），字长公，西汉燕国（今河北北部及辽宁西端）人，后迁居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作为西汉中期著名的循吏，他以德行教化治理地方，却在仕途巅峰时被处死，其命运折射出士大夫集团与皇权外戚集团的激烈冲突。
一、从寒门士子到循吏典范：韩延寿的崛起之路
韩延寿出身寒门，父亲韩义因反对燕王刘旦谋反被杀，这一事件成为他仕途的起点。霍光主政时期，魏相建议“显赏其子以示天下”，韩延寿因此被擢升为谏大夫，后历任淮阳、颍川、东郡太守，最终升至左冯翊（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在颍川郡，他面临前任太守赵广汉留下的治理困境——当地豪强林立，百姓因告密成风而怨声载道。韩延寿以“礼义谦让”破局：
设立乡饮酒礼：每年春秋两季，在乡射比武中设置钟鼓管弦，推广宾主迎送揖让的礼仪，重塑社会秩序。
制定婚丧法规：反对铺张浪费，规定嫁娶丧祭的礼仪等级，遏制豪强奢靡之风。
举荐孝悌子弟：表彰让遗产、孝顺父母的行为，通过道德榜样引导民风。
其治理成效显著，颍川社会风气迅速好转，断狱率大幅下降，考绩名列天下第一。东郡任上，他进一步推行“无为而治”，通过闭门思过化解兄弟争田纠纷，以自责方式感化官吏，使“郡中翕然，莫不传相敕厉”。
二、德政与皇权的碰撞：韩延寿之死的深层动因
（一）士大夫集团与外戚皇权的结构性矛盾
韩延寿的悲剧源于西汉中期士大夫集团与皇权外戚集团的权力博弈。汉宣帝重用外戚许氏、史氏，同时依赖萧望之等儒生辅政，但两者目标迥异：
士大夫集团：以韩延寿、杨恽为代表，主张以儒家礼法治国，限制外戚干政。
外戚集团：以许广汉、史高为代表，依托皇权扩张势力，排斥异己。
韩延寿在左冯翊任上，通过道德教化削弱了外戚集团对基层的控制。例如，他修建学校、推广古礼，使“吏民不忍欺给”，这种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直接威胁到外戚通过地方豪强维持统治的路径。
（二）萧望之的弹劾：政治阴谋还是制度冲突？
五凤元年（前57年），御史大夫萧望之弹劾韩延寿“放散官钱千余万，治饰兵车，僭上不道”，成为其被处死的直接导火索。但史料显示，这场弹劾背后隐藏着更复杂的政治动机：
权力排挤：萧望之作为汉宣帝亲信，与韩延寿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存在利益冲突。韩延寿在左冯翊的德政成果削弱了萧望之的政治影响力。
制度冲突：韩延寿推行的“乡射礼”“都试”等古礼，虽符合儒家理想，却因使用鼓吹（皇家专属仪仗）、仿铸御用刀剑等行为，被萧望之指控为“僭越”。例如，他在月食时铸造刀剑、加装车辆防箭设施，被视为挑战皇权象征。
互相攻讦：韩延寿为反击，揭发萧望之在左冯翊任内动用“牺属”钱款，但最终被证明是诬告。汉宣帝为维护皇权尊严，选择牺牲韩延寿以平息争议。
三、历史评价的争议：德政典范还是“不道”之臣？
（一）百姓眼中的“青天”
韩延寿被处死时，长安“吏民数千人伴送，老少扶持车毂，争相献酒”，他饮酒一石有余，仍强撑病体向百姓致谢。这种民心所向，使其成为儒家德政的象征。班固在《汉书》中评价他“清操有节，所居民化”，颍川、东郡等地至今流传其教化故事。
（二）皇权视角下的“罪人”
从汉宣帝的角度看，韩延寿的“罪状”具有合理性：
财政违规：挪用官钱千余万用于地方建设，虽出于公心，却违反汉代“专款专用”的财政制度。
礼仪僭越：使用鼓吹、仿铸御用器物，挑战了“天子独尊”的礼制核心。
政治威胁：其德政模式可能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动摇外戚集团的统治基础。
四、历史启示：德政与皇权的永恒张力
韩延寿之死揭示了传统中国政治的深层矛盾：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儒家德政理想需依赖皇权支持，但当其动摇皇权根基时，必然遭遇压制。
制度与文化的博弈：汉代“礼法结合”的法律体系，在维护皇权的同时，也限制了地方治理的创新空间。
权力集团的更迭：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斗争，贯穿西汉中后期政治史，韩延寿仅是这一大潮中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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