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宗赵惇（1147—1200）是南宋第三位皇帝，其统治时期（1189—1194）因“绍熙内禅”事件成为宋代政治史上的转折点。这位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从初期试图建立君臣共治的理想，到后期因精神疾病、皇后干预与权力斗争彻底破裂，最终被群臣逼迫退位，其经历深刻揭示了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理念下的制度困境与人性弱点。
一、权力交接的隐忧：父子矛盾埋下冲突伏笔
宋光宗的即位本就充满隐忧。其父宋孝宗为高宗养子，以“至孝”闻名，却对光宗长期压制。光宗作为嫡三子，因庄文太子早逝才被立为储君，但孝宗对其能力始终存疑，甚至在光宗即位后仍以“太上皇”身份干预朝政。这种父子权力结构，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
光宗即位初期，曾试图通过薄赋缓刑、关心民间疾苦塑造明君形象，但其性格中的固执与多疑逐渐显露。例如，他宠信宦官陈源，尽管陈源在孝宗时期因干预军政被贬，光宗仍将其召回委以要职，引发朝臣不满。这种“逆主流意见用人”的行为，成为君臣关系恶化的开端。
二、皇后李氏的介入：外戚势力与士大夫集团的直接对抗
光宗与臣子关系的彻底破裂，与其皇后李凤娘的强势干预密不可分。李氏出身武将家庭，性格悍妒，史载其因光宗夸赞宫女双手白皙，竟派人斩下宫女双手送至御前，导致光宗惊骇发病。更严重的是，她挑拨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谎称孝宗欲废光宗，甚至阻挠光宗探望病重的孝宗，引发朝野公愤。
李氏的干预不仅限于后宫，更延伸至朝政。她超规格修建家庙，滥封亲属门客，甚至试图立弱智的次子赵扩为储君，遭孝宗拒绝后当庭撒泼，揭孝宗非高宗亲生之短。这种行为彻底激化士大夫集团的不满，左丞相留正曾直言：“陛下近年，每事坚执，断不可回……天下至大，机务至烦，事出于非，则众论纷起。”君臣信任至此荡然无存。
三、过宫风波：士大夫集团对皇权的集体反抗
“过宫风波”是光宗与臣子矛盾的集中爆发。自绍熙四年（1193年）起，光宗以精神疾病为由长期拒绝朝见太上皇孝宗，甚至在孝宗病危、驾崩后拒不主持丧礼。此举引发太学生请愿、官员集体辞职的连锁反应，朝野舆论将光宗的“不孝”上升为政治危机。
左丞相留正为劝谏光宗，曾带病跪求百日，甚至以“归隐田园”相逼，但光宗仅批示“成命已行，朕无反汗”。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则联合外戚韩侂胄、太皇太后吴氏，通过关礼向太后陈情，最终以“绍熙内禅”逼迫光宗退位。这场没有流血的政变，标志着士大夫集团首次以集体行动推翻皇帝，其本质是儒家伦理与皇权任性的终极对决。
四、精神疾病的催化：权力失控的生理诱因
光宗的悲剧与其精神疾病密切相关。据《宋史》记载，他在祭祀时因风雨吹灭蜡烛，认定是遭黄贵妃冤魂索命（李氏曾毒杀黄贵妃），从此精神病发作，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种状态下，他对臣子的劝谏愈发抗拒，甚至将首相留正的奏章视为“聒噪”，导致双方沟通完全中断。
臣子们对光宗的病情并非毫无察觉，但他们的应对方式加剧了矛盾。例如，尚书左选郎官叶适曾建议立嘉王赵扩为监国，以释疑谤，却被光宗视为逼宫。这种“以病为借口拒绝沟通”的态度，使士大夫集团最终选择“清君侧”，通过扶持宁宗实现权力重构。
五、历史评价的双重性：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碰撞
后人对光宗的评价充满矛盾。一方面，他即位初期曾推行德政，如命监司、帅守荐举人才，三年中臣僚推荐人才达八九百人，显示其选贤任能的意图；另一方面，他的固执、多疑与精神疾病，使其成为宋代唯一被臣子逼迫退位的皇帝。
王夫之将其比作晋惠帝，称其“差辨菽麦耳”，但这种评价忽略了制度背景。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祖训，使臣子拥有道德合法性对抗皇权任性。光宗的悲剧，本质是理想化的君臣共治理念，在皇权个人化与外戚干预下的必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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