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曹魏政局风云突变。此时，身为曹魏大将军、手握重兵且挟天子曹芳在手的曹爽，本有机会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前往旧都许昌，以此号召天下兵马对抗司马懿，却最终选择放弃，落得个被夷灭三族的下场。这一历史抉择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因素。
自身能力与威望的短板
曹爽虽出身将门，是曹真长子，但军事才能着实平庸。244年，他听信李胜等人建议，亲自出征讨伐蜀汉。然而，这场战役却以惨败告终，曹魏军队被蜀国打得片甲不留，损失惨重。此次失败不仅给曹魏国力带来巨大损耗，更让曹爽在军队中的威望一落千丈，众多曹魏将士对他心生怨恨。此后，曹爽在军事指挥上愈发缺乏信心，面对司马懿时，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底气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对抗。
在政治方面，曹爽任用私人，专权乱政，侵吞财产，生活奢靡无度。他起居自比皇帝，采用邓飏之谋将郭太后迁往永宁宫软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曹魏的政治传统和道德规范，引发了朝中大臣的强烈不满。满朝皆怨的局面下，曹爽失去了众多朝臣的支持，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他挟天子前往许昌，也难以获得足够的政治助力，无法有效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反抗力量。
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司马懿发动政变后，迅速掌控了京师禁军和洛阳的各处要害。他联合太尉蒋济等人拜见太后，以太后名义奏告曹爽有不轨之心，请求废黜曹爽兄弟兵权。太后“敕如奏施行”，司马懿又以太尉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据爽弟营”，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此时，曹爽虽仍掌握着天子，但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自己身边的数千屯田兵，与司马懿所掌控的强大禁军相比，力量对比悬殊。
曹爽错误地认为，司马懿发动政变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并非要置他于死地。司马懿先后派出曹爽宫中的亲信以及侍中高阳、许允及尚书陈泰等人劝说曹爽，表示只要他投降，不过免官而已，还以洛水为誓。这种看似诚恳的劝降，让曹爽心存侥幸，天真地以为只要放弃权力，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荣华富贵，继续过上富家翁的生活。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司马懿的承诺不过是为了稳住他，一旦他放下武器，就失去了与司马懿谈判的筹码，只能任人宰割。
家族与部下的牵制
曹爽的家人和心腹的家属全部都在洛阳城中，处于司马懿的控制之下。如果他选择挟天子前往许昌，就意味着要将自己的家人置于危险之中。曹爽虽为一方权臣，但终究难以割舍对家人的亲情。他担心自己的反抗行为会激怒司马懿，导致家人遭受迫害。即便他自己可以不顾家人的安危，但他手下的士兵们也有自己的家人，他们同样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伤害。
一旦曹爽决定挟天子出走，军队中很可能有人会因为担心家人的安全而与司马懿进行里应外合。这种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会让曹爽的军队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为了安抚手下士兵，卖给他们一个人情，让士兵们知道他是为了大家的家人着想，曹爽最终选择了向司马懿投降，希望能以此换取手下士兵的忠诚和家人的平安。然而，他的这一决定却将自己和整个家族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制度与传统的束缚
曹魏建立之初，曹丕吸取东汉外戚专权的教训，严令“群臣不得奏太后”，并表示“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这意味着司马懿动用太后命令废黜曹爽兵权的行为，在法律上是非法的。从合法性角度来看，曹爽手中握有尚未亲政的天子，天子令依然是曹魏合法的最高指令，在号召天下兵马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
然而，在“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天子尚未亲政时，太后令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这使得曹爽在利用天子令号召天下时，面临着一定的舆论压力和实际困难。各地军队在接到天子令时，可能会因为对太后权威的忌惮，而对曹爽的号召持观望态度。这种制度与传统因素的交织，让曹爽在决策时更加犹豫不决，最终错失了扭转局势的良机。
曹爽在高平陵政变中的抉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自身能力不足、对局势的错误判断、家族与部下的牵制以及制度与传统的束缚，都让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一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在面对复杂局势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准确判断形势，权衡利弊，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避免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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