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3年正月初一，蜀汉大将军费祎在汉寿城岁首宴会上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这一事件不仅终结了这位“蜀汉四相”之一的生命，更成为后世争论的焦点：若费祎未死，蜀汉能否避免灭亡？要回答这个问题，需从费祎的治国才能、军事策略及其对蜀汉政局的平衡作用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治国才能：诸葛亮钦定的“行政机器”
费祎的治国能力堪称蜀汉后期之最。他早年以游学生身份入蜀，因才学过人被刘备提拔为太子舍人，后任黄门侍郎，成为刘禅的心腹。诸葛亮北伐期间，费祎展现出的行政天赋令人惊叹：
效率奇才：费祎处理政务时“过目不忘”，文书“一扫而过”却能精准抓住主旨。董允曾效仿其行事，旬日间便因事务堆积而感叹：“人才力相县若此甚远。”这种能力使他在担任尚书令期间，总揽全国政务却游刃有余，甚至在驻守汉中时仍能遥控成都军政。
外交宗师：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凯旋时，朝中百官设道相迎，诸葛亮却独邀费祎同乘一车。次年出使东吴，面对孙权的刁难，他以“凤凰飞来，麒麟吐哺”的妙语化解危机，更以《嘲吴群臣》等辩才赢得孙权“天下淑德”的赞誉，并获赠宝刀。此次出使不仅巩固了吴蜀联盟，更为诸葛亮后续北伐扫清外交障碍。
廉洁典范：他“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与诸葛亮一脉相承的节俭作风，为蜀汉树立了道德标杆。这种清廉形象使他成为连接荆州派、东州派与益州本土派的桥梁，有效缓和了派系矛盾。
二、军事策略：平衡北伐与守成的“战略大师”
费祎的军事思想以“务实”为核心，与姜维的激进北伐形成鲜明对比。他深知蜀汉国力有限，因此采取“守成待变”的策略：
防御专家：延熙七年（244年），曹爽率十万大军进攻汉中。费祎命马忠镇守成都，王平据守兴势之围，自己亲率大军驰援。他利用秦岭天险，以“据险固守”之策击退魏军，史称“兴势之战”。此役不仅巩固了蜀汉防御，更使魏军“多年不敢南侵”，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权力制衡者：他对姜维的北伐冲动进行严格限制，每次仅给“万人以下”的部队，避免穷兵黩武。这种策略虽被部分人视为“保守”，却使蜀汉在诸葛亮死后仍能维持国力。反观姜维后期连续发动九次北伐，虽初期取得胜利，但后期因“兵少势孤”屡战屡败，最终因改变汉中防御体系导致蜀汉门户洞开。
战略清醒者：费祎认为蜀汉应“先修内政，后图外事”。他延续诸葛亮“休养生息”的国策，削减军费至四成，重修都江堰，鼓励蜀锦贸易，使蜀汉国力得以恢复。这种战略眼光与姜维“为北伐而北伐”的冒险行动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其对蜀汉国力的深刻认知。
三、费祎之死：蜀汉政局的“平衡崩塌”
费祎的遇刺对蜀汉造成致命打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权力真空：费祎死后，蜀汉失去能独挑大梁的人物。姜维掌握军权后彻底抛弃休养生息政策，连续发动北伐，耗尽国力；刘禅被迫直接执政，导致“宦官黄皓弄权、姜维被排挤”的乱局。这种权力结构的崩溃，使蜀汉从“文武平衡”走向“主战派独大”，加速了灭亡进程。
战略转向：费祎生前通过限制姜维兵力、巩固防御体系，为蜀汉争取了时间。但他死后，姜维改变汉中防御策略，放弃秦岭天险，导致魏军长驱直入。公元263年，邓艾偷渡阴平，蜀汉因防御空虚而迅速崩溃，印证了费祎战略的正确性。
士气崩溃：费祎在军中威望极高，其死导致军队内部出现混乱。涪城守将马邈因缺乏统一指挥而投降，邓艾得以直逼成都。这种士气的崩溃，与费祎生前建立的“指挥体系与士气”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削弱了蜀汉的抵抗力。
四、历史假设：费祎不死，蜀汉能延续多久？
若费祎未死，蜀汉或许能延续更长时间，但灭亡仍是大概率事件。原因如下：
国力差距：蜀汉人口仅94万（263年数据），不及曹魏的443万和东吴的230万。长期以弱攻强，终非长久之计。费祎的休养生息政策虽能延缓国力衰退，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力量对比。
人才断层：费祎死后，蜀汉出现“蜀中无大将”的局面。姜维虽能力出众，但作为魏国降将，威望不足，难以服众。费祎若在，或许能培养更多本土人才，但短期内仍无法弥补人才缺口。
内部矛盾：费祎虽能调和荆州派、东州派与益州本土派的矛盾，但无法彻底解决。若其长寿，可能延缓矛盾爆发，但无法消除。刘禅的昏庸与黄皓的弄权，终将侵蚀蜀汉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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