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开国功臣，徐达、李文忠、冯胜等六人获封公爵，而与朱元璋同乡且最早追随其起兵的汤和，却仅被封为中山侯。这一反差引发后世诸多猜测：为何这位战功赫赫、与皇帝私交甚笃的将领，在首次封赏中未获公爵？结合《明史》记载与历史细节，可梳理出以下关键原因。
一、酒后失言之祸：常州怨言的致命影响
汤和性格中最大的隐患是嗜酒，且酒后常失言。镇守常州期间，他因请求朱元璋增兵未果，醉酒后说出“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的怨言。此言暗含“若不从我，则投敌张士诚”的威胁，被朱元璋视为心怀二志。尽管汤和在现实中多次击退张士诚进攻，但朱元璋始终未忘此语。洪武十一年（1378年）汤和晋封信国公时，朱元璋仍命人将此过失刻在世袭铁券上，足见其对此事的耿耿于怀。
这种失言在朱元璋看来，不仅是对皇权的挑衅，更是对统治秩序的动摇。在洪武初年权力未稳之际，任何可能威胁中央集权的言行都会被严厉打压。汤和的酒后之语，恰好撞在了朱元璋的“高压线”上。
二、军事失误频发：功过相抵的无奈现实
汤和的军事生涯中，多次因失误导致战局恶化：
征闽失利：洪武元年（1368年），汤和平定福建后，擅自释放陈友定余孽，导致八郡复叛。班师途中又遭秀兰山贼袭击，损失两名指挥使，被朱元璋斥为“功过不相掩”。
韩店之败：洪武二年（1369年），汤和率军北伐时孤军深入，在山西韩店被元军王保保包围，损失数千人，打破了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伐蜀迟疑：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作为主帅伐蜀，却因江水暴涨迟迟不敢进军，最终被副将廖永忠和北路傅友德抢功。朱元璋痛批其“不能自奋，而使他将得上功”。
尽管汤和早年有鄱阳湖之战等功绩，但洪武三年前的军事失误过于显眼，直接削弱了其封公的资本。相比之下，同时封公的冯胜虽也屡犯军令，但其在北伐中的整体战功更突出，且非朱元璋嫡系，故未被刻意压制。
三、权力平衡之术：朱元璋的深层考量
朱元璋封赏功臣时，首要目标是巩固统治而非单纯论功行赏。汤和未封公爵的背后，隐藏着以下政治逻辑：
压制巢湖水军势力：巢湖水军曾是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中的主力，但该部最初投降郭子兴之子郭天叙，后因朱元璋推翻郭天叙才转投其麾下。朱元璋对这支“半路投诚”的部队始终心存警惕。通过压制汤和（巢湖水军代表人物）的爵位，可避免该部势力膨胀。
以一侯震群侯：洪武三年封爵时，与汤和并列的侯爵有27人，其中不乏自恃功高者。朱元璋借汤和之过压低其爵位，实为向其他功臣传递信号：连皇帝发小都仅封侯，你们更无资格抱怨。这种策略有效平息了潜在的封赏争议。
为后续补偿留空间：朱元璋深知汤和性格隐忍，对其采取“先抑后扬”的策略。洪武十一年，汤和因多次立功（如追击伯颜帖木儿）被晋封信国公，朱元璋借此展示“赏罚分明”的形象，同时巩固了与发小的关系。
四、性格决定命运：汤和的生存智慧
汤和能最终善终，与其性格密不可分。他虽因酒后失言和军事失误被压制，但始终未争权夺利，甚至主动交出兵权。这种“不争”的态度，使朱元璋对其放心。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蓝玉案后功臣人人自危，汤和被召见时“张着嘴任口水流淌，只会不停叩头”，以装疯卖傻之态彻底消除朱元璋疑虑。
相比之下，其他功臣如李善长、胡惟庸因功高震主被诛，而汤和通过“不求闻达”的策略，成为少数善终的开国元勋。这种生存智慧，恰恰是朱元璋愿意在后期补偿其爵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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