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266年—324年），字处仲，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作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治书侍御史王基之子，他在东晋时期掀起了惊涛骇浪，其一生既有令人惊叹的成就，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轶事典故。
轶事典故：性格与权谋的交织
驸马都尉的“双面表演”
王敦年轻时生性洒脱不羁，善于察言观色，且精通《左氏春秋》，热衷于清谈之风。凭借家族的显赫地位与自身魅力，他成功迎娶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为妻，被拜为驸马都尉。然而，在公主的侍婢面前，王敦却故意扮成“缺心眼”的模样。一次，公主的侍婢们端着金盆银水伺候他洗漱，王敦神色自若，如厕之后从容地换上新衣，对众婢视而不见。这看似怪异的行为，实则是王敦的韬光养晦之计。他想通过婢女之口告知公主，再经公主之口告知晋武帝，让皇帝认为他是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不足为惧的人。而在没有利害关系的石崇家里，王敦则展现出了真实本性。石崇以豪富著称，常与王恺斗富，其家中奢华至极。王敦参加王恺的宴会时，面对王恺命女乐手吹笛助兴，其中一人吹走调便被当场打死的情况，他无动于衷；王恺令美女斟酒，若客人不喝完就杀美女，轮到王敦和王导时，王敦故意不肯喝，吓得斟酒女脸色大变，而王导虽不擅饮酒也勉强喝完救下美女。王导事后感叹王敦过于残忍，预言他若当权不会有好结果。
八王之乱末期的“散财之举”
“八王之乱”末期，政局混乱不堪。王敦将随公主陪嫁过来的100多名侍婢，以及自己名下的金银财物，全部分赏给手下将士，然后独自乘车回到洛阳。这一举动看似慷慨大方，实则暗藏玄机。当时东海王司马越独揽大权，大肆杀戮朝中旧臣。司马越见王敦遣散侍婢、散尽家财、轻车回到洛阳，认为他是个可以任用的人，遂任王敦为扬州刺史。有人劝司马越说王敦是个深藏不露的奸徒，把他任用到江外的要地，将来必为其所害，但司马越并未听从。事实证明，王敦确实没有辜负人们的预期，他在扬州逐渐壮大势力，为日后的叛乱埋下了伏笔。
一生成就：从辅佐立国到权倾朝野
助建东晋的关键力量
永嘉之乱后，西晋王朝遭受重创，皇室、士族纷纷南下江东。琅琊王司马睿被推为盟主，承制任命官吏，但江州刺史华轶自恃清高，不肯从命。司马睿命王敦与历阳内史甘卓、扬烈将军周访共同讨伐华轶。王敦在战役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华轶最终兵败被杀。这一胜利不仅提升了王敦的军事威望，更为司马睿在江东地区树立威望、建立东晋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永嘉六年（312年），巴蜀流民在湘州发动叛乱，推举杜弢为首领，乱军北上席卷荆州、江州，对扬州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王敦临危受命，进屯豫章，命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访共同讨伐杜弢。在平叛过程中，王敦充分发挥领导才能，协调各方力量。建兴元年（313年），陶侃大破杜弢，王敦随即表荐陶侃为荆州刺史。虽然此后竟陵太守杜曾发动叛乱，陶侃平叛遭遇失败，王敦以“处分失所”为由请求自贬为广武将军，但最终经过长时间奋战，陶侃成功讨平杜弢之乱。王敦作为统军元帅，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权力与威望达到新高度，进拜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可自行选置刺史以下官吏，成为东晋政权中举足轻重的权臣，势力范围涵盖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
权倾朝野的野心膨胀
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称晋王，建立东晋，次年正式称帝，史称晋元帝。王敦此时已升任征南大将军，又进拜大将军，加侍中、江州牧。王导在朝廷内掌朝政，王敦在地方外握兵权，王氏子弟皆位居要职，权倾朝野，当时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然而，随着王氏家族势力的急剧膨胀，司马睿逐渐感到忌惮与不安。同时，王敦在掌握重兵的过程中渐见专擅，其行为愈发引起司马睿的不满。晋元帝为防万一，重用刘隗、刁协与之抗衡，并以北讨后赵为名将刘隗、戴渊外放，以防御王敦。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诛杀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攻入建康，诛除异己，被拜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他还屯武昌，后又移镇姑孰，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再次起兵攻建康，但此时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便病逝于军中，时年五十九岁。其叛乱不久便被晋明帝平定，自己亦被剖棺戮尸。
王敦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权力纷争。他的轶事典故展现了其复杂的性格与权谋手段，而他的一生成就则深刻影响了东晋的政治格局，成为历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与反思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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