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尼拔战争中罗马经常有两个执政官同在前线，如果意见不一，后果很严重。可为何最终的胜利者是罗马?
这个问题非常专业，也是历代史家研讨的课题。当然，战争的胜负有很多因素，取决于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制度的实力对比，彼时的迦太基如一部零件老化的机器，暮气沉沉;新兴的罗马共和国如旭日初升，气势磅礴。但战争的胜负除了这些决定性因素，也有偶然因素，比如指挥权问题。
战争初期，汉尼拔恩威并施，使代表商业利益的军事民主派在迦太基政坛掌握绝对话事权，年轻的统帅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精锐之师突袭意大利，所向披靡。反观罗马政坛，公元前218年正式宣战时的两位执政官，一个是贵族派普布里乌斯隆古斯。不能说两派在民族危难之际不顾大义，但两派代表在精神气质、个人涵养方面的不同，也体现在指挥战争的风格上。
汉尼拔是名副其实的情报专家，知己亦知彼，充分利用了罗马两位指挥官的“缝隙”。当得知西庇阿出现在波河流域，显普洛尼乌斯放弃进入非洲打算而将兵力投入到北意大利时，汉尼拔不仅没感受到两支军队的压力，反而大喜过望，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有可能用一场战斗消灭两支罗马执政官的部队。显普洛尼乌斯的兵力调动之所以如此顺利，并非人指挥得当，而是汉尼拔有意放过。
果然，一加一小于二甚至小于一。罗马两支部队会师后，虽然提振了士气，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指挥权问题。民主派被民众寄予厚望，总是立功心切。而显普洛尼乌斯更是好大喜功，过于自信，他趁西庇阿病倒之机，不顾同僚把战争拖下去的建议，坚决主张进行决战，导致罗马军团在特列比亚河惨败。
但罗马在此时还是没有吸取教训。第二年选举，又选出的人民爱戴的盖乌斯塞尔维里乌斯。据李维记载，弗拉米尼乌斯担心在就职时遭到元老院的阻挡，一反常规地不出席就职仪式，偷偷跑到任命地点就任。也正是带着“负气”的成分，他更渴望做出一番事业，立下不巧功绩，以此证明：民主派比元老派的统帅更善于作战。
汉尼拔洞察到弗拉米尼乌斯的心理变化，早早准备了一张大网。当年6月21日，特拉西门湖一役，弗拉米尼乌斯指挥的军团落入了汉尼拔的网中，仅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罗马方面有一万五千人阵亡，数千人被俘，弗拉米尼乌斯死在一个印苏布列斯人手里。塞尔维里乌斯不得已派出四千骑兵援助同僚，这支骑兵也被汉尼拔消灭。
直到此时，罗马元老院才意识到解决战争指挥权问题的迫切性，决定采用独裁制。罗马历经多次生死攸关的劫难，每次都是独裁官拯民于水火。但这次情况有些特殊，塞尔维里乌斯与罗马隔断了联系，弗拉米尼乌斯以身殉职。于是，元老院将独裁官的选举交给百人团，这在罗马史上是第一次。
百人团民会选举经验丰富的元老克温图斯卢福斯。这也表明，民主派还是不相信元老院推出的法比乌斯，非得要推出自己的代表制衡独裁官。
法比乌斯的战略目的是利用汉尼拔“客场作战”经不起资源消耗的处境，将战争尽可能地拖延，打一场持久战。从长远来看，这一战略颇具远见，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可在当时看来，却隐藏极大的政治风险：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名义是国家，管理体系还是城邦式管理，如果战争拖下去，罗马城之外的意大利各城邦能否经得住忠诚的考验还是个大问号。当意大利最肥沃地区受到汉尼拔铁蹄的蹂躏时，如果独裁官消极地跟在汉尼拔后面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应战，就会激起民意反弹。法比乌斯后来得到了一个“迟疑不决者”的绰号，原因就在于此。后来有人用“费边主义”来指称，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翻译的不同，法比乌斯被译成费边。
法比乌斯的战略不得民心，元老院只能以举行宗教仪式为借口将他召回罗马，而将统帅大权交给了他的助手、骑兵长官卢福斯，他伏击汉尼拔的后勤补给队后，人民大会又选举其为独裁官，这样一来，罗马便有了两位独裁官。
两位独裁官基本上是两位执政官的翻版，汉尼拔看出了这一点，更清楚刚打了一场小胜仗的卢福斯自我膨胀，不把法比乌斯放在眼里，就引诱卢福斯主动应战。卢福斯果然中计，如果不是法比乌斯大度地全来援助，很有可能全军覆没。这次惨败再次暴露了指挥权的问题，罗马人又将两支军队合在一起交由法比乌斯指挥，卢福斯仍然担任骑兵长官。
到了年末，法比乌斯结束了6个月的独裁官任期，便把统帅权交还给执政官。公元前216年的执政官选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进行，贵族派推出路克优斯瓦罗，则是轻松胜出。后世史家对两人厚此薄彼，将保路斯描述成勇敢、高尚的典范，将瓦罗描写成一个只会裹挟民意的煽动家、胆小鬼，一个只会吹牛的轻浮家伙，这样的描写并不公平。
此时战争呈现胶着态势，无论是“客场”还是“主场”的一方，都经不起消耗了，就连元老院也认为不能将战争无休止的拖延下去。这年春天，汉尼拔夺取了康奈，如果这个城市落入他的手中，就意味罗马军队失去了一个大“粮仓”。康奈失陷使元老院坚定了结束战争的决心，于是再划拨四个军团交给两位执政官。
但元老院没想到两位执政官仍然出现意见不合的老问题。保路斯主张将部队向南推进占领山上阵地，瓦罗则认为这不过是重复法比乌斯的战术，坚持立刻在康奈附近的平原开阔地决战。当战场上出现两位统帅时，罗马的规矩是轮流统帅，等到瓦罗“话事”的一天，他决定孤注一掷，在平原上与汉尼拔占有优势的骑兵对决。
冒进的民主派统帅为他轻率的决定付出了代价，给罗马造成了巨大灾难。迦太基损失了六千人，其中四千是高卢人;罗马方面，八万士兵有七万多人丧命。贵族派的保路斯浴血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民主派的瓦罗却逃跑了。当瓦罗仓皇地逃回罗马时，留守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全体出动，在城门外迎接这位败军之将，感激他没有自杀，没有绝望，而是把被击溃的军队重新集合。这一感人场景被普鲁塔克生动描述，成为后世史家不断引用的经典细节。其实，元老院并非没有厌恶瓦罗，而是想向意大利人表明：党派倾轧至此为止，全体罗马人应摒弃前嫌、同仇敌忾。同时，罗马又开始选举独裁官。
康奈一役是汉尼拔战争的转折点。罗马人从此展现出更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更加精诚团结。当然，真正结束战争的小西庇阿，罗马元老院不拘一格，任命年仅25岁、没取得任官经历的前执政官之子，以同执政官的名义为西班牙战场的统帅，小西庇阿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西班牙摧毁汉尼拔的后方基地后，挥师迦太基，直捣老巢，在扎马会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罗马是幸运的，幸运地出现军事天才，幸运地及时吸取教训、解决指挥权问题。但任何制度模式都有利有弊，独裁官制度只是应急之策，其成功依赖于独裁官的高尚品行和深厚的共和意识，如果有人贪念权力，独裁官很容易蜕变为独裁者，临时权力很容易被野心家占据为永久权力，后世的马略、苏拉、庞培以及凯撒，都没能经受住无限权力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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