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完颜氏，起自太祖完颜 (阿骨打)收国元年(1115年)，终于哀宗完颜守绪(宁甲速)天兴三年(1234年)。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120年的历史，虽是暂短的一段，但它确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所以重要，不外乎这样几点：第一，它是由远在东北边疆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因而历史赋予这个王朝的统治以许多特点，并从中可以看出由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立的王朝，是怎样发生演化的。第二，它是在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出现的南北长期对峙的政权，它更加充分地反映出南北对峙阶段历史发展的诸特点。第三，它是在先后灭掉辽和北宋两个都比自己先进的王朝之后发展起来的，这就使这个王朝背后的历史更为错综复杂。

　　最后，金王朝也没有能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规律，走过了一个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进程，与其他王朝一样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经验。

　　吞灭辽宋

　　居住在今天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属于通古斯语系。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先秦时期的肃慎当属其远祖，《三国志》所谓的挹娄，北魏所谓的勿吉，隋谓之黑水部，唐谓之黑水 ，盖其地也。贞观年间，唐太宗征高丽， 佐之，“战甚力”。五代时始称女真，居住在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江之北谓之生女真，皆臣服于契丹，后避契丹讳，更名为女直。

　　生女真分为很多部落，最初，以“完颜”为号者即不止一部。其中以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的完颜部最为强大。后来建立金朝的就是这一部。生女真地区气候寒冷，山多林密，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其俗皆编发，项间缀以猪牙为饰物，头上插雉尾，经济生活大体正处在半农半牧阶段，所以当时生女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过相当于中原西周时代或更早时候。女真社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辽末时虽然已有剩余产品，但人们仍然是物物交换以通有无。自函普成为女真之完颜部首领以后，社会发展的步伐开始加快。财产私有化的程度逐渐提高，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社会的分化，部族首领正在逐渐变成统治者。但是直到金立国之初，统治者与一般成员的社会地位大体是平等的，他们“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招其君同食”。

女真传统服饰

　　完颜阿骨打是女真族杰出的领袖，他适应了女真族社会发展和反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金王朝。阿骨打的青年时代，正是女真族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时期，也是统一的女真民族初步形成的时期。劾里钵(金世祖)共13子，阿骨打是其次子。阿骨打兄乌雅束(康宗)，1113年12月死，由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对金初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称谓)。阿骨打自幼“力兼数辈，举止端正”，“好弓矢”，“善射”，23岁“被短甲，免胄，不介马，行围号令诸军”。世祖、肃宗、穆宗、康宗时期的许多重大的变革和规定，都出自阿骨打的建议。

　　阿骨打袭位为都勃极烈后，为了反抗和摆脱辽朝对本族的奴役、寻求发展的途径，开始了建立国家政权的尝试。1113年，阿骨打出兵射死辽将耶律谢三。在吴乞买等女真大贵族的支持下，阿骨打于1115年农历元旦称帝位，国号大金，改元收国，迎来女真族发展的新时代。

　　建国前后，阿骨打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在中央，他把部落联盟的最高军事首领改称皇帝，确定了皇帝在全国最高的统治地位。他把都勃堇、国相、勃堇发展为中央统治的最高权力机构——勃极烈制，把氏族制时的古老的贵族议事机构改造成为新的统治机构。在地方，阿骨打改“猛安谋克”制为地方行政组织。猛安谋克原是一种军事组织，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的第二年，便命令各个部落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设官吏管辖。把领兵的千夫长、百夫长改革为受封的地方领土、领户之长，这是对旧氏族制的一个重大改革。在社会生活方面，阿骨打还改变女真族的旧习俗，禁止同姓为婚，这是女真族宗族观念和人伦观发展支配的结果，可以认为是发展本民族的一项有利措施，也是对氏族血缘支配关系的沉重打击。建国后，阿骨打还命令欢都之子完颜希尹创造女真文字。

　　女真文字是根据汉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写女真语言而制成的。女真字成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 阿骨打立国后的第一个政治目的是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首选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为攻击目标。当年9月，金军以破竹之势，占领黄龙府。辽天祚帝亲率号称70 万大军，前去抗击阿骨打的二万精军，金军大胜。

　　辽朝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1116年，金军攻占辽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以后的几年，相继攻占辽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府)，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到1122年，金军攻下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1123年，完颜阿骨打去世，弟吴乞买继位，为金太宗。1125年(徽宗宣和七年)，辽天祚帝在应州被金将娄室擒获，曾经强盛一时的辽王朝寿终正寝。

　　随着辽的灭亡，金和宋的矛盾逐渐上升。早在1111年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朝时，童贯带回燕人李良嗣(原名马植，童贯为其改名)。此人自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的欢心，但此人品行甚差。李良嗣向宋徽宗建议，宋金联合攻打实力尚很强大的辽国。双方遂于1118年签下“海上之盟”，合力灭辽。这场交易，北宋没有捞到什么好处，金朝则获得大批的战利品、每年大量的“岁币”以及广大的土地。

　　金一天天强大起来，而北宋却进入了衰亡的时期。在宋金联合攻辽的过程中，金人也看出了宋王朝的腐败与懦弱。在灭辽的当年11月，便大举攻宋。金军分两路南下，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从平州出发，占檀州、蓟州等地，守将闻风而降。金人长驱直下，渡黄河，直逼开封。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出发，攻太原，同时派人去见在太原的童贯，要求宋朝割河东、河北地区，宋金以大河为界。西路的金军在太原城下受阻。金人南下的消息传到开封，北宋朝内一片混乱。宋徽宗赶紧传位给他的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第二年改元靖康。宗翰率领的西路军攻下太原，不久全军会师于东京城下，并攻陷开封城。金军在开封城内大肆搜刮掳掠，宋徽宗和宋钦宗也做了俘虏。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虏徽、钦二宗以及后妃、宗室大臣3000多人和大量的金银财宝北归。史称“靖康之难”。

　　世章之治

　　金太宗消灭北宋后，即着手渡江对南宋的战争，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宋金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自熙宗、海陵王到世宗、章宗的统治时期，金朝基本处在一个向上发展的阶段。

　　1135年，金太宗死，继位的是熙宗，时年16岁。熙宗在官制方面作了许多重大改革。

　　他废除了旧的勃极烈等辅政制度，采用了辽宋的汉官制度。1138年，又实行“天眷新制”，其主要目的是全面实行“汉化”政策，推行汉官制度，如原来的各种官职按新的制度进行换授;按功勋授予女真贵族以不同的勋爵和封国;进一步加强了相权;制定典章礼仪;在上京会宁府营建宫殿。1141年，金宋双方订立了“绍兴和议”，以淮水和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县南)为宋金的分界线，金朝的统治领域基本确定下来。熙宗晚年，统治层内部斗争渐趋尖锐，互相残杀，山东境内的人民起义此起彼伏。1149年，完颜亮杀熙宗，夺帝位，是为海陵王。

　　海陵王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皇权。1153年，他把都城迁到燕京，并营建都城，是为中都;原来的汴京，改为南京(1161年，开封又改为金的首都)。1161年9月，完颜亮进攻南宋，并于当月渡过淮水。然而，海陵王的连年征发，导致金军内部不稳，士兵叛逃，军心大乱。金军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一战大败，海陵王退至扬州和瓜州，被部下所杀。

　　1161年10月，完颜雍即位，是为金世宗。金世宗有很好的汉文化素养，注意学习儒学典籍，吸收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崇尚仁政王道。即位以后，他采取措施，很快稳定了统治。

金世宗

　　他任用海陵王时的臣僚，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争取女真贵族的支持;成功地镇压了汉族、契丹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并吸收汉人、契丹人以及其他各族的上层人士参政议政。宋金关系方面，1165年，双方订立“隆兴和议”，换来了40年相对稳定的局面。

　　金世宗时期，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内政的整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他对前代的制度作了一些增损，宰相增设平章政事二人，进一步加强了皇权统治。在经济上，世宗积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负担，招收流亡，开垦土地。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他躬自节俭，不尚奢华，严于律己、管束王公大臣。元人王恽曾经提起这样的一件事：当时，有诸王要求朝廷提供额外的封赏，世宗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如此贪婪啊，你们岂不知道国家库府中的财产就是百姓的财产，我只不过是代百姓保管罢了，岂敢枉自花费呢?”正是由于金世宗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关系，不随便动用国库的资财，所以在他统治期间税收不及什一，“两税之外，一无横敛”。不到数年，国库充实，民间殷富，“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世宗即位时，全国有300多万户，20年后增至670多万。大定年间，政局稳定，财政充足，世宗因此享有“小尧舜”之称。

　　1189年，世宗完颜雍病故，皇太孙完颜 继位，是为金章宗。章宗在位期间继承了世宗的统治政策，继续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学习汉族文化，鼓励女真族和汉族之间通婚，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宋金之间的相对和平状态也得以维持，北方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世宗、章宗时期是金朝的兴盛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定明昌之治”，为当时和后世人们所艳称。金代著名学者元好问称，“(南湖先生)历大定、明昌、泰和，优游于太平和乐之世者五十年”。金朝著名的艺术家赵秉文称赞“大定明昌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比起金末的丧乱，大定明昌时期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太平盛世。

　　金蒙交恶(1)

　　章宗时期虽然号称极盛，但是诸多问题已经显现，盛极而衰已露出了苗头。章孝太子(即章宗之父)聪明过人，极好读书，他想要效法北魏的孝文帝，改变金人的夷狄风俗，施行中原的礼乐。然而天不随愿，章孝太子还没有继承大位就早逝了。章宗完颜 聪慧好学，有其父的风采，他喜好文学，崇尚儒雅，因此一时名士层出不穷，执政的大臣大多都有文采、学问可取，有能力的官吏和耿直的大臣都得到了任用，政治清明，文治灿然，金朝发展到了极盛的顶点。当然，在文字华丽辞章的背后，不难发现，讲修明经之术的目的在于“保国保民”，以图使统治“国祚长久”。但是，章宗治世之下的社会却充斥着消极因素。他极好浮夸奢侈，到处修建宫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预政事。大臣们只能奉承媚上，图一时安乐，不敢逆其所好。这就是章宗之后大安、贞 时期金朝衰弱的重要原因。

　　章宗时，“外戚小人多预政”，指的是李元妃一家。章宗未即位之前的元配蒲查氏，早在大定二十三年就已经病故了。即位后，追封为钦怀皇后。章帝继位后，一直没有立妃。在看中了李氏之后，章宗就要立她为皇后。李氏出身微贱，因此大臣们一致反对章宗的这一决定，监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遗路锋、翰林修撰赵秉文、御史中丞张公著等都因此丢了官。李氏虽然未能立为皇后，只进封为元妃，但是她的兄弟喜儿、帖弟依仗她的权势干预朝政，官至极位，就连他家的私奴也仗势欺人，众大臣敢怒而不敢言。监察御史宗端修，“喜名节”，进士出身，李氏兄弟干预朝政，令其愤愤然，故上书要求皇帝“远小人”。章宗竟不知他是指谁，特命喜儿传诏，让他说出姓名来。端修面告喜儿：“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是章宗赐给李喜儿的名字。端修直截了当地斥责他为“小人”，他亦不敢隐瞒，据实上奏，章宗虽也责备了喜儿兄弟，但还是离不开他们。监察御史张公著，更是把矛头直指李元妃本人，他不怕得罪章宗，上书竟有“妾上僭政，夫人失位”这样颇有刺激性的话。外戚宦官干政在东汉以来的汉族皇室从未绝迹，金王朝在学习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和制度的同时，也沾染上了这一恶习。

　　就在金王朝走向衰落的时候，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少数民族——蒙古族。蒙古人的祖先，唐朝时称为“蒙兀室韦”，居于额尔古纳河流域。辽金时期，他们广泛分布在北方大草原上，从事游牧、狩猎，性勇悍。金立国之初，就不断遭受蒙古族人的袭扰。天会十三年(1135年)，蒙古族内部发生叛乱，金主完颜 派遣金朝贵族宋王宗乘机打击，暂时缓解了北边的压力。1143年四月，完颜 试图再一次利用蒙古人的叛乱之机出兵，却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金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金朝贵族鲁王完颜昌早先因罪被诛，他的儿子萨罕图郎君率领其父的部人叛逃蒙古，蒙古人的势力由此不断强盛，直取金朝的20多个团寨，金人大败。金只好转而与蒙古谋和，每年送给蒙古大批的牛、羊、米、豆、棉和绢等物品以换取和平，但此举的效果并不明显。金朝为了免受蒙古的侵扰，不断在北方修建界壕和边堡，屯重兵防守。金对蒙古只能穷于应付。大定年间，北方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出去”，反映了金朝的无奈。

　　1208年，章宗死，卫绍王完颜永济(原名允济，世宗第七子，后避章宗父允恭讳改称永济)继位。章宗安排卫卫绍王继立，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原来元妃李氏所生葛王，自泰和三年(1203年)5月未满周岁就夭折之后，章宗就一直为继嗣不立而忧虑，特别是由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1208 年，后妃贾氏及范氏有了身孕，但此时章宗已经病入膏肓了。当年11月，他临终之前，贾氏和范氏都还未届产期，于是就由元妃李氏与其兄李新喜会同宰相完颜匡商量，策立卫绍王永济为皇位继承人。很显然，章宗立永济，不过是让他暂时看守皇位，他在遗诏中实际上是用《礼记》中“有嫡立嫡，无嫡立庶”的原则，否定了金太祖的“传授至公之意”。一旦贾氏和范氏生下“龙子”，则皇位仍属于章宗一系。然而，章宗的如意算盘很快即告落空。卫绍王虽然才识平庸，但当上皇帝之后，也如章宗一样，千方百计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后代。为此，设法不让贾氏和范氏腹中的胎儿出世，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早在章宗驾崩之前，卫绍王就利用机会选择了两个妖妄之人“护视”贾氏和范氏为章宗孕育皇子，其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果然，他继位仅仅两个多月，大安元年(1209年)8月，即宣布贾氏和范氏妊娠都出了问题。贾氏产期已过，仍不见动静;范氏则胎气有损，经用药调治，胎形已失。范氏不得已表示愿意削发为尼。这明明是卫绍王暗中捣的鬼。在这一事件中，被牺牲掉的是章宗元妃李氏。当初章宗临终时，完颜匡是和元妃一起受遗诏拥立卫绍王的，然而他却想独专定策之功，于是开始谋划除掉李氏。他编造谎言说，当初，贾氏呕吐，且腹中有积块，其实是患病，却被李氏说成是妊娠反应。李氏乘机与其母兄计议，令贾氏诈称有孕，以便临产时，取李家儿冒充，以为皇嗣。这种谎话的确是过于离奇了。章宗晚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早生皇子上，即使李氏欲行偷梁换柱之计，贾氏又怎敢与之相配合而犯欺君之罪呢?然而，卫绍王最终还是把李氏一家和贾氏杀了。在除掉了心腹之患之后，卫绍王于大安二年(1210年)8月立自己的儿子胙王完颜恪为皇太子。

　　就在金王朝变乱不断的时候，蒙古族人已羽翼丰满。金泰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最初，成吉思汗仍入贡于金，并曾见到过卫绍王永济。金章宗死后，成吉思汗听说永济继位，极端蔑视，声称：“我以前以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派来的使者，然而怎么能有这样的庸懦之辈呢?”成吉思汗兵势日焰，金朝势危，欲绝地反击。大安三年春，蒙古入贡，卫绍王遣重兵分屯山后，欲就蒙古人进场之时袭杀之。

　　然而金的“ 军”中有去给蒙古人报信的，蒙古人开始还将信将疑，然而报信者不断，蒙古人遣人窥之，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迁延不进。“ 军”是契丹及北方其它部族的武装力量，虽然受制于金朝，却与女真统治者离心离德，此时更明确倾向于新兴的蒙古贵族。卫绍王加害成吉思汗的计划未能实现，成吉思汗不仅不再向金进贡，而且对金先发制人。在蒙军强大攻势面前，卫绍王束手无策，只知与臣下相对哭泣。当蒙军逼近中都时，金军经不起连续攻击，只得乞和。

　　就在蒙古大军不断地向金发动攻击的时候，金王朝内部再次发生政变。1213年，金贵族胡沙虎在宫廷政变中杀死了卫绍王。金世宗之孙，金章宗的庶兄完颜 继位，是为金宣宗。

　　本已朝政凋敝的金王朝，经过这一番折腾，更是打不起精神来了。

　　歧路仓皇(1)

　　卫绍王被杀，徒单镒向胡沙虎建议，立 为皇帝，理由是此人为章宗之兄、完颜永恭长子，众望所属，“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胡沙虎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时，完颜 尚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胡沙虎派人将其迎到中都。至宁元年(1213年)9月甲辰，即位于大安殿。胡沙虎虽然早已罪恶昭彰，但是宣宗念其有援立之功，仍把他当成靠山，以他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其子弟数人也都身居要职。胡沙虎弑君，宣宗从极端狭隘的自私立场出发，对此人不但不惩治，反而加以袒护，结果是鼓励了其他野心家铤而走险。

　　宣宗即位不久，蒙古大军进逼京西重地紫荆关，距燕京只有200里。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金军内部又发生了变乱。胡沙虎的部将术虎高琪因为战败惧罪被杀，先发制人率领 军包围胡沙虎的官邸，闯入卧室内将其杀死。然后退到应天门待罪。由于高琪手握重兵，宣宗不敢加罪于他，而是将那些当初跟随胡沙虎弑逆之人一起杀掉，从而结束了这场危机。胡沙虎本来罪不容诛，宣宗不能明其罪而诛之，于是又有术虎高琪的擅杀事件，这实际上是胡沙虎弑卫绍王事件的继续。对此，宣宗也无可奈何，只得糊里糊涂地赦免了高琪，这表明他已无力控制局面，只是由胡沙虎的傀儡又变成了术虎高琪的傀儡而已。

　　蒙古军队自章宗末年大规模入境滋扰，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丧失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贞 二年(1214年)春，蒙古人已破中原90余郡，并直抵中都城下。宣宗惧怕蒙古，君臣上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蒙古讲和上，将领们也都畏缩不敢出战，借口是“恐坏和事”。

　　然而，越是这样，蒙古越是不肯与之讲和。当时大臣张行信对宣宗说：“自从崇庆以来，皆是因为和议耽误了大事，如果我们时时肯和蒙古一战，能够挫败蒙古人的锋芒，那么即使和议也是能够长久的。”此时金朝的军官，再也不是当年英勇善战的猛安谋克了，张行信的期盼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金宣宗畏敌如虎，竟又希望凭空出现奇迹，在蒙古军兵临城下时，他在东华门设“招贤所”，内外士庶言事能迎合其旨意者，即依次授官。于是，一些无知无识者，都竞相到这一机构胡言乱语。有一村民叫王守信，敢说大话，声称“诸葛亮为不知兵”。侍御史完颜寓竟然对这种狂言信以为真，以为此人真是古今未有的军事家，赶忙推荐给朝廷。于是这个招摇撞骗的小人竟被委以军都统的重任，他招募一些市井无赖充当士兵，教阅进、退、跳、掷之村术，无非儿戏。其阵法曰“古今相对”，并将这四个字大书于旗上。又做黄布袍、缁巾各36件、牛头响环64枚，声称用这些“法物”即可吓跑敌人。谎言终究变不成事实，他们出城之后，并不敢与蒙古人对阵，而是杀害一些无辜的樵采百姓以充“斩获”，并向朝廷邀功请赏。

　　其实，王守信的“古今相对”阵法，实属荒诞不经。然而，金朝统治者却深信不疑，这表明金的统治已是穷途末路，他们无计可施时捞稻草般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王守信这样的地痞无赖之人。但是，骗术最终被揭穿，金宣宗不得不派遣宰相承晖向成吉思汗乞和，并献上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500、马3000匹，双方暂时达成妥协。议和之后，成吉思汗由承晖护送，退出居庸关。

　　虽然成吉思汗从中都郊外撤走，但山东、河北多数州县仍在蒙古军队的占领之下，河东许多州县经战争破坏，已残破不堪。此时的中都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内乏粮饷，外无救援。

　　金宣宗于是诏告天下，放弃中都，南迁汴京，以躲避蒙古大军的打击。宣宗南迁后让皇太子留守，并命右丞相兼都元帅承晖留守中都。6月间，在宣宗尚未到达南京之时，驻守中都以南的 军发生了哗变，投降蒙古。蒙古军再次南下，并在 军的配合下，对中都加紧围攻。

　　金宣宗匆忙把太子守忠也接到了开封。是年5月，中都陷落。

　　南迁之后，金朝君臣上下醉生梦死，只求苟安。每当蒙古大军压境之时，君臣惟有相对而泣，在大殿之上长吁短叹;而当蒙古军退兵之后，则又开始饮酒作乐。宰相们研讨时政，无非是做做样子，凡是遇到要害的问题，就宣布下次再议，每次均如法炮制。他们就是这样因循苟且，直至国家灭亡。宣宗也并不比他的大臣们更关心金王朝的命运和前途，关心的只是如何继续过他奢华的生活。他曾经让人偷偷给他做一件大红半身绣衣，并且告诫说，千万不要让敢于直言的监察御史陈规知道。当绣衣做成并给他送去时，他又问陈规是否知道此事，来人连忙解释说，凡是宫中大小事，他一概不敢向外传播，何况皇帝又亲自叮嘱过。宣宗听罢，算是松了一口气，说：“如要让陈规知道了，必然会因为奢华规谏我，我实在是害怕他的话啊。”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君主还在为一件绣衣煞费苦心，昏庸之极，可见一斑。

　　兴定三年(1219年)12月，宣宗迁怒于术虎高琪，借故杀了他，以泄其忿。然而金朝已病入育盲，并没有回光返照的迹象，金王朝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就在此时，金王朝再一次出现了皇位危机。得宠的贵妃庞氏之子完颜守纯和后来被立为皇后的王氏之养子太子守绪争夺王位。元光二年(1223 年)12月，宣宗病故。他临终的前一天晚上，近臣都已经出宫了，只有一位年老的前朝资明夫人郑氏陪伴着这位行将就木的皇帝。宣宗知道郑氏可靠，便将后事托付给她，让她“速召皇太子主后事”，言罢气绝身亡。郑氏果然不负重托，沉着机智地应付了前来看望宣宗的庞贵妃，金哀宗完颜守绪才得以顺利继位。

　　哀宗继位后，因成吉思汗尚未结束西北的战事，无暇顾此，金朝又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金室在汴京支撑了九年，后因为蒙古军攻城益急，被迫出走归德(今河南商丘)。正大初年，哀宗一度有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的表现，但是很快就变得如同其父一样的消沉和腐败了，老百姓对金朝的统治已彻底丧失了信心。正大元年正月的一天，开封城内狂风大作，端门门楼上的瓦片都被风吹落了，当时有一男子身着麻衣对着承天门又哭又笑。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疯疯癫癫，他回答说:“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金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了。

　　正大四年(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于进军西夏都城的途中。当时西夏都城已被围困多时，城内粮尽援绝，不久西夏国王出降，蒙古灭夏的战争宣告胜利。这时，他们就有可能全力以赴展开灭金战争了。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两年后，元军即发起了对金朝的总攻击。1232年初，蒙古军和金军在钧州三峰山展开了大决战，金军大败。曾经屡建战功的完颜和尚也被俘，成了刀下鬼，金军主力至此已经丧失殆尽。3月，蒙古大军攻克中京洛阳，并遣使至汴京敦促哀宗投降。哀宗以亲王为质向蒙古人乞和，遭到了拒绝。这时，汴京城内又发生了疫情。金哀宗除了出逃，已经别无他法了。12月初，哀宗逃出汴京，渡河准备取卫州(今河南卫辉)。攻之不克，又遇蒙古军自河南追来，金军惨败。最后，哀宗夜弃六军，渡河折回河南，带着身边的六七个人逃到归德。

　　天兴二年(1233年)6月，哀宗从归德启程赴蔡州，途中正遇大雨滂沱，扈从人员徒步在泥泞中跋涉，没有粮食，只能采摘青枣充饥，一路上忍饥挨饿，备尝艰苦。次日抵达亳州。

　　僧道父老在道旁迎候，只见皇帝仪卫不过是以青黄旗两面为前导，黄伞拥后，从者不过二三百，马不过50余匹。哀宗在亳州停留一日，次日进抵亳州南60 里，在双沟寺避雨。哀宗举目四望，只见遍地荒凉，不复人迹，于是哀叹道“生灵尽矣。”当月底，哀宗抵达蔡州。当时由于宋、蒙联合攻金的谈判一时尚无结果，所以哀宗到达蔡州初期，情况比较平静。城内又有了商贩，人们以为皇帝到来，又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他们把储存了多年的好酒都拿了出来，一下子喝了个净光。哀宗也忘记了是在逃难之中，刚在蔡州安顿下来，就大兴土木，修建“见山亭”，以为游憩之所。然而，外面的严酷现实，很快就使蔡州城里这些人“安享太平”的美梦破灭了。8月，宋、蒙双方达成了协议。不久，宋军和蒙军相配合，在唐州和息州等地发动进攻，彻底打破了哀宗联宋抗蒙的梦想。9月间，蔡州城内的粮荒已经异常严重了。12月，宋、蒙双方的军队对蔡州城展开猛烈的攻击。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初十，哀宗眼看城破在即，便下诏传位给总帅完颜承麟，希望他能冲杀出去，再图恢复大金帝业。

　　承麟当即宣告即位。此时，宋、蒙大军已经冲入城内，哀宗自缢身亡，承麟犹率部进行巷战，最后为乱兵所杀。金王朝在凄惨的境地中最终灭亡了。

　　追寻金朝兴亡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条与辽朝兴亡大体相似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兴起之初可以与大宋政权分庭抗争，屡占上风，凭籍的是他们极具战争力的军政组织。辽有“斡鲁朵”和族军，金有“猛安谋克”，他们都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励精图治的帝王指挥下可以所向披靡。然而，当他们功成名就、建立一个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帝王专制的传统农耕政权之后，随着原来的政权组织形式的急剧变化，制度的缺陷便日渐凸显出来了。 这首先表现在其原来自身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不适应性。金朝的猛安谋克军的战斗力持续下降，即使统治者施以丰厚的兵饷也无法遏止。

　　其次，在处理作为统治者阶层、即少数民族的女真族，与作为被统治者阶级、即主体民族的汉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没有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金朝在控制了江淮及大散关以北的广阔的汉族传统聚居区之后，为统治中原，将百万以上的女真人徙置于黄河下游人口稠密地方，是以牺牲汉人利益的办法去救济女真人的。然而，此举既没有解决农耕经济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贫困的问题，反而导致汉人刻骨的痛恨。他们不仅抢占汉族最富庶的耕地，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军事开支，又不断加重汉族的赋役。女真人与汉人的矛盾恰如史籍所言：“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

　　第三，河患也是促进金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金控制江淮以北之时，河患泛滥成灾，连年不断。更为不幸的是，黄河似乎也与女真人作对似的，自从金室南迁后，黄河竟然改道，不再北流，而是流向东南。河患的范围非常广泛。河患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阶层与汉民族的矛盾，各地反抗的怒火从未停息。

　　金朝以马上得天下，在治理天下时，却遇到内外矛盾。金朝对外一直受到北宋、南宋、西夏、蒙古和高丽等政权的牵制，稍有闪失，就会被颠覆;在内，在安置女真族和处理汉族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新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些矛盾始终存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统治阶级内部血腥的权利斗争，又在腐蚀着政权的大厦，面对着强劲的蒙古旋风，它的灭亡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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