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皇后的陵墓。建于1584到1590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中唯一被被开发的地下宫殿，但实际上考古人员最初想要发掘的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对定陵的发掘只是一次意外，然而这次意外让考古人员至今想来仍惊魂不定……

　　【起由】

　　发掘定陵本为“练手”

　　已80岁高龄的定陵发掘亲历者，当年的发掘队队长赵其昌老人告诉记者，他担任考古队长 时不过是个20几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当初让他担任考古队长，感觉胆战心惊。而且鉴于长陵勘探毫无线索，所以向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请 示，找一座规模稍小的陵寝“试掘”一下。考虑到定陵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而且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 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所以发掘长陵改为发掘定陵。

　　【勘察】

　　城砖塌陷打开挖掘之门

　　工作队来到定陵后，从宝城前开始勘察，几天的劳苦奔波，队员们个个脖子发木，腰酸腿 痛，精疲力竭，然而回报他们的仍是一无所获。一天，当队员们转悠到宝城一角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 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由于没梯子，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洞口。经观察，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队员们欢呼雀 跃，把长期以来的困惑抛在了一边。

　　后来经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临现场勘探，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也估计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民工意外发现定陵“钥匙”

　　由于发掘工作量大，发掘委员会雇请了十三陵周围村庄的农民60多人。1956年5月17日，发掘定陵的第一锹土在这天铲起。发掘工程是在宝城内侧对着那个发现的洞口外挖一条宽3.5米、长20米的深沟，目的是摸摸情况。

　　两小时后，宝城内侧砌的石条暴露出来，在一块石条前，有个民工忽然惊异地大喊一声： “石条上有字!”大家循声而至，围住石条，只见石条上露出了雕刻粗浅的字迹：“隧道门”。吴晗和夏鼐闻讯后驱车赶到工地，一致作出“这里就是地下玄宫隧道 入口”的结论。10多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个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 张。这由砖墙构成的通道便是史书记载的通向皇陵的第一条隧道——“砖隧道”。

　　进入1956年9月后，一直不太顺利的发掘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一名参与发掘的民工 栾世海意外地在土中发现了一块刻有字迹的小石碑，小石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块小石碑后来被考古队称做“打开定陵 地下玄宫的钥匙”，至今还安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展室的玻璃柜中。

　　【发掘】

　　寻找地宫入口整用一年

　　在明代，人们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显然，这块小石条明确提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就在通向宝顶中心的方向，考古队挖开了第三条探沟。

　　第三条探沟开挖不久便发现两道东西走向的石墙，两墙南北相隔8米，用花斑石条砌成，全长40米，这便是“石隧道”。找到“石隧道”，说明地宫不远了。

　　果然，到了石隧道尽头，出现了一道横贯南北的大墙，墙高8.8米，厚1.6米，厚厚的 墙基由4层石条铺就，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端有黄色琉璃瓦檐，这就是小石碑所记载的“金刚墙”。通过工作队员的仔细观察，发现金刚墙的中央 是一个圭形的砖砌门券，上窄下宽，由于陵道填土多年的侧压力，它向里凹进去约两厘米多。圭形门券上的砌砖没有用灰浆，是干垒起的，这为发掘人员拆墙提供了 便利。可以断定，进入圭形门券，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下玄宫了。

　　这一天是1957年5月17日，从工作队挖下第一锹土，到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花了一周年。

　　戴着防毒面具下地宫

　　自找到金刚墙的一刻起，各种传言就在当地百姓和参与发掘的民工中流传，有的说陵内布满了毒箭、飞刀、毒气，有的说地宫前设置了陷阱，人踩上去就会翻。

　　为保障队员们的安全，考古队还是决定，队员们戴着防毒面具进入金刚墙内。

　　金刚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一股黑气带着发霉的味道“哧哧”的从洞口涌出，待这股积攒了 300年的腐烂发霉气体稍稍散去，赵其昌第一个从打开的洞口翻进去。老人回忆，当时为了保险起见，在腰上系好绳索、头戴防毒面具、衣服袖口全部扎紧。尽管 这样，内心仍难免紧张。“地宫里面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发毛、，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和凄凉之感渗入骨髓。”

　　【入宫】

　　出土文物4000多件

　　进入地宫，经发掘队员测量，这座地下宫殿的纵深有67米长。总面积1195平方米，通 体纯石结构，不用梁柱，全用券拱。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殿堂组成。各殿有甬道相通，又各被石门相隔。最后在玄宫后殿发现三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 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上。里面分别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孝靖皇后与孝端皇后。后来新华社消息报道，“尸体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 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当发掘人员清理万历梓宫时，几乎将半个身子探下去也无法够到器物，棺木内还有不少殉 葬品未得到清理，毫无立足的空隙，又不能置文物于不顾，任意践踏。后来赵其昌想出一个“土”办法，做了一个方形木箱，箱子四角钉上四条木腿，，木腿顶端再 横两根木杠。另外沿着棺木两侧再钉一个稍微高出棺木的长方形木架，把木箱两根木杆搭在木架上，吊在棺内。这样既不会对文物造成挤压，又可以随时前后移动。 经过一年多的整理，共出土文物4000多件。

　　帝后尸骨后来被毁

　　定陵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使考古工作者掌握了众多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文物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直至30多年后才完成有关发掘报告。最令人惋惜的是1966年 “文化大革命”席卷华夏大地，已沉睡数百年的万历帝后三人也未能幸免。在红卫兵“打倒地主阶级的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中的万历皇帝及皇后的尸骨被揪出。

　　1966年8月24日，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画像、资料照片等被抬到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接受批斗，十余名大汉抱起大石块先将尸骨砸烂，继而点火焚烧，在紧接而来的倾盆大雨中荡然无存。

　　明万历皇帝陵墓三百年后被掘的报应之谜

　　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景帝朱祁钰的陵墓独座北京海淀的西山，“土木之变”中皇兄、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掳去后，朱祁钰因祸得继大位，后被废。北京的“十三陵”最有规模，分别是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其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这么多皇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北京最高层批准同意发掘的是定陵。为什么定陵会被选择?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这里面有不少历史谜团，似乎是一种报应，又好似一种巧合，因为定陵开始建筑的时候，就传出“风水不吉利”的声音。

　　1956年5月19日，定陵最终被确定发掘，确实有巧合。

　　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从已公开的文件来看，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挖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当时的“中国一号”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后，朱棣命礼部尚书赵x(“羽”字旁，加一个“工”)、知县王侃、给事中马文素、江西术士廖均卿、僧人吴永和钦天监的阴阳生等，在北京择地建陵，最后选定了昌平县的黄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规制建陵，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园就这样规划了出来。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动工。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当时朱棣“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而为什么封名天寿山也有来历。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1360年5月2日，“临视”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四年后即1413年，长陵地宫基本完成，徐皇后榇宫从南京千里迢迢移葬长陵。其后，外部配套工程享殿仍在继续，三年后才算结束。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由于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阮，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这样的分析依据是，定陵与长陵在营造规制上不会有太大变化，确实可为以后发掘长陵积累经验。而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当时力主发掘长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第一手史料(这在“请求报告”上也提到了)，后来发掘的事实证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资料确实丰富。

　　但在这两个原因之外，定陵首遭开掘，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实际上，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与长陵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如果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推到336年前，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在朱翊钧执政时期，与现在一样，从上层到民间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痛陈盗墓这种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太监)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致于盗墓之事难禁。

　　从史料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名“外向型”领导。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而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另一种创造。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做出把怀孕妇女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的事情，总之是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起初，陈奉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杨贵妃杨玉环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对此事也不彻查，陈奉便责罚徐鼐等人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朱翊钧心里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陈奉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财路，于是把荆州境内名臣富豪的坟墓都给挖了，当地官愤民愤极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后偷偷向陈奉扔砖头，责骂陈奉“该死”。

　　但陈奉并没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的一座皇陵——显陵的主意。显陵是朱翊钧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敢盯上显陵?恐怕有10个脑袋陈奉也不敢。朱祐杬本为“兴献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风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当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虽死犹荣。于是，在中国帝王史上一场罕见的“大礼制”风波之后，朱厚熜追尊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王陵改为帝陵。《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监杨保上奏，“(显)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营造改建显陵前后花去了47年的时间。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便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朱翊钧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仅是召回了事。这样的皇帝，连敢挖自己祖坟的人都放过，昏不昏?罪该万死啊!三百多年后，自己的陵墓被掘是不是遭到了报应?不知道当年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有无想到朱翊钧这个“罪过”，由于当事人均已过世，吴、夏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与朱翊钧的葬式(见前文《万历皇帝棺椁开启后发现的天大秘密》)一样，也已成了历史之谜。

　　定陵三百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的三儿子，他10岁登基继承大位。择地建陵是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并被朱翊钧治罪后的事情，继任首辅、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的建议。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当时朱翊钧只有21岁，还是位有理想有抱负雄心尚契的“愤青”天子，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当时钦天监为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都没有看好，风水不佳。如有一处在石门沟，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而其它几处要么位次参差，要么砂水倾倒。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至万历十八年建成。但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出现了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出了这么大的风水漏子，也算当时的“政治事件”了，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吓死了。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推荐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破感意外的决定，称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据说朱翊钧嘴上虽然不信邪，说得好听，心里还是打不到底，觉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罢，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6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后，决定是否发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场争论。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果然在24年后，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后又让关外满人夺走了江山。明亡清兴，就此又是三百年，这是后话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后，刘世廷的话再次应验——定陵被新中国发掘了。如果要说报应还真有一点，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在“文革”中被同样不信邪的红卫兵拖出了地宫，“破除迷信”后焚烧，大峪山的风水真的有点不吉利。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定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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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陵

　　十三陵是中国最集中最完整的陵园建筑群，是明朝十三代皇帝及皇后的陵墓，位于北京西北约44公里的昌平天寿山下。定陵修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规模宏大，仅当年役使的军卒、工匠就达3万余人。里面埋葬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孝靖皇后与孝端皇后。

　　定陵地宫通道

　　1956年5月17日，定陵开始发掘。这是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座按国家计划发掘的古代帝王陵墓，也是我国惟一主动发掘的皇陵。在这里共出土了4000多件文物，是研究明代陵寝制度、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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