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基本都是“裸官”，“裸官”治天下。

　　这句开玩笑的话，让人深思良久。众所周知，“家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因家族而滋生关系，因关系而滋生腐败，周而复始，让古代中国的执政者头痛不已，因此，吏治向来是统治者的头号课题。说来有点意思，中国古代的吏治，其实是从“裸官”开始的。当然，这个“裸官”并不是现在的通行含义。我只是拿来借用。“裸官”这个词，在本文中没有任何贬意。

　　中国古代，从县治开始，为官均异地任用，一般不带家属去“陪官”，因此，网上有“古代裸官多廉士”的说法，很形象。比如，与海瑞、丘浚齐名的清代官员陈瑸，号称“岭南三大清官”之一，就是一个典型的“裸官”。陈瑸（1665-1718年），字文焕，号眉川，广东海康（今属雷州市）人。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进士，知福建古田县。他疏议废加耗、惩贪官、禁滥刑、置社仓、粜积谷、崇节俭、兴书院、饬武备等，曾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居官清廉，励精图治，布衣素食。其清廉卓绝，可为楷模，圣祖康熙称为“苦行老僧”。陈瑸在外面做官20余载，“裸官”一个，独身在外，从未携带家眷。儿子想去探望，苦于路途遥远，缺少路费盘缠，竟难以成行。陈瑸也没有请师爷，只有一两个仆从，以瓜果蔬菜为食，史称“官厨惟进瓜蔬”。陈瑸是个七品县令，每年俸禄是45两银子，平均每月3.75两银子，以其俸禄可以养三个半人，如果把老婆孩子等等带在身边，根本养不起。当年，康熙皇帝召见陈瑸，曾问官俸够不够？他说，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够用。别人贪污，主要是生活奢侈，才不够用。康熙五十七年，陈瑸死于福建巡抚任内。死前，他立下遗嘱，将任内贮存下来的公款与养廉俸13400余两银，全部上交国库。

　　中国古代“裸官”众多，归根到底是同古代中国“回避制度”相关。

　　回避制度草创于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最先提出异地为官的想法，以此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到东汉桓帝时期，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出台，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比如，东汉史弼，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他妻子娘家，恰好在山阳辖内，于是上书回避，后调任平原相。到了宋代，回避制度明确提出了回避的具体内容，即亲属回避、职务回避、科举回避和诉讼回避。明清时期，回避制度更加严格，明文规定：“凡官员亲戚于职事，有统摄或相干者并回避”。明朝则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必须穿越半个中国，因而有“千里为官”的说法。清朝法律略有缓和，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一旦为官，须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这种避籍制度，根本目的，就是让官吏孑然一身，在辖地举目无亲，避免过多的亲情关系。清朝还规定，“若在五服之内，虽住处不同，仍应回避。”这个任职回避的制度范围，包括了宗亲、外姻及宗族等，特别是宗族回避，包括了同乡情谊关系。这一回避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匹配“回避制度”，古代中国还有相应的官邸制度，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为官之人的生活“不确定性”。南宋学者王应麟曾撰《玉海》，在“官制”一节，他有明确定义：“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邸”是建在京城，给官员住的房子，故又称“官邸”。官邸制其实就是一种官员住房制度，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职期间居住的住所，从一品到八品，尺寸不同。这个“馆”字，有点意思。汉字中，“馆”与“官”二字联系紧密。《说文解字》称，“馆，客舍也。”而“舍”里住的“客”,就是大小官员，先秦时期“馆”、“官”二字还可以通用。这种“宿舍”,也称“官舍”或“吏舍”，隋唐叫“赐第”,两宋叫“公宇”,明清叫“官房”。至于县令，一般叫“令舍”，配给的房间也很少。《大清会典事例》就规定“六品、七品官给房四间，八品官给房三间”。

　　这种官员的住房供给制度，有一个关键本质的要点：这个住房的产权是属于国家的，任何官员都没有产权。只要官员离任去职，就要让出配给的官邸，腾空供继任者使用，官邸主人不享受继承权，官员在任上去世，其官邸也要及时收回，子女不得赖着不走。所以，中国古代为官者乡土观念浓，看重祖坟和宗祠，他们心目中只有一个家，那就是原籍的那个家，不论官做到多大，最后致仕，都是要回到故乡去的。不像现在，官做到哪儿，家就跟到哪儿，根也就植到哪儿，人情关系也就布到哪儿。更有甚者，许多官二代、官三代，都以各种方式居住在父辈、祖辈享受的“官屋”之中，不肯让出。

　　古代中国“裸官”现象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对于家庭“亲情”可能造成的腐败风险有诸多的明文规范。比如《大唐六典》规定：诸外任官人，不得将亲属宾客带往任所，以及请占田宅，营造碾石岂，与百姓争利。这一规定，禁止外任官人（相对于京官而说的）携带家属宾客至任职之地，防止其家属与民争利。唐代法律禁止官员与民争利，其背后的逻辑是，古代中国士农工商，职业分工清楚，官员有职业尊荣和生活保障，因此古人有“工商之家不得预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的说法。你既为官，乃食禄之人，就“不得夺下人之利”。

　　当然，古代中国并非全是“裸官”，有些大致属于“半裸”。朝廷也并非绝情，一律禁止家眷随行。回避制度、家属随任、官邸安排，都有弹性规定。品级不同的官员，各朝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允许带几个人，带什么人，叫有条件限制。清朝雍正时期，朝廷就规定：旗官赴任，除了未成年的亲生儿子允许带在身边外，其他兄弟子侄、七姑八姨都不许随行，“若系亲生之子十八岁以上欲带赴任者，具呈该旗大臣请旨方令带往”，当然必须请示批准。同时，允许随任的亲属，则严禁两条，一是不准营产经商，二是不准联姻攀亲。好家伙，你带了儿子，如果在任职地买田、经商，绝对不行，在当地联姻攀亲结成势力更不行。宋代《州县提纲》中专设“防闲子弟”、“严内外之禁”等章节，训诫官员遵守相关规定，并有随任亲属“当绝见客，勿出中门”的规定。北宋嘉祐时期，有个河清知县王元规，当地老百姓流传一个歌颂王知县的歌谣，叫《十奇》，“第一奇，民吏不识知县儿”，这是说，王知县任期届满，当地百姓还从未见过带在身边的儿子。这比今天的某些“官二代”的表现，实在是天差地别了。

　　中国古代的“裸官现象”，也有一些当时的社会现实因素。古代回避制度，规定异地为官，一般任期还比较短，升迁、留任、调任，２、3年而已。受交通工具限制，加上路途遥远，赴任少则一两个月，远的要半年，携家带口极不方便。另外，古人得势就升，失势则贬的现象也很普遍，比如，韩愈就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诗句，早上还给皇帝上书，晚上就被贬潮州，长安到潮州，相隔万里，也是典型的事例。最终，辞官致仕，一样都要告老还乡，真不如“裸官”省事。

　　古代中国，在“裸官”问题上，不仅县令小官如此，封疆大吏也一样。前名提到的韩愈就是如此。另外，清代《竹叶亭杂记》记载，官至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的陈宏谋，是清代广西籍官员中职位最高，任官时间最长(48年)，历经省份最多(12省)的大官（清朝大学士王杰曾做过他的师爷），其政绩卓著，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这个陈宏谋，基本是一个“裸官”，在外谋官，从不带家眷到任随行。他同家人的联系，就是家书。另外一位著名的“裸官”是曾国藩。曾国藩一生为大清王朝奔波操劳，呕心沥血，从政期间，很少带家眷随行。为此，他写下了大量的家书，一部《曾国藩家书》共收录了近1500封书信，其中《与祖父书》14通，《与父母书》48通，《与叔父书》9通，《与弟书》249通，《教子书》115通；还另附《致夫人书》、《教侄书》等7通，内容包括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交友识人﹑持家教子﹑治军从政等理念。这么多的家书，至少说明一条，曾国藩同这些人不住在一起，而需要家书来沟通，既寄托乡情亲情，也借此表达其人生理念和政治抱负，“立德立功立言”，对曾氏后代影响甚大。

　　著名的“三尺巷”故事的主人，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也是“裸官”，其在京城为官，声名显赫。他曾加封太子太保，授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并纂修《明史》、《清太宗实录》，充任清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奉命与曹本荣合著《周易通注》。有一年，家中因为宅基纠纷，修书一封，希望他以势压人。收到家人来书，他遂修下一纸著名的家书：“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自感惭愧，主动让出三尺，邻居知道后也深感惭愧，也让出三尺来，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的六尺巷。傅以渐的后代傅斯年，也是近代名闻天下的著名教育家，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当然，也有人说，三尺巷的故事，源于张英（清代名臣张廷玉之父），此处不提。

　　“为官不过民之器”，这句话是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的。既为官，则为仆。这种朴素的为官思想，古人早已有之。今天，中国正在重拳整治吏治，这是让百姓拍手称快的事情。中国的廉政，首先应该廉吏，而廉吏的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古代中国的回避制度，家眷随任规定，官邸安排措施，告老还乡办法，都是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此处有诗一首：何时中国多裸官，为政以德悄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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