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嘉庆皇帝壮年突然猝死，由此，关于道光继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有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有太后懿旨传位的说法。总之，真相颇不明朗。

　　关于道光继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真相颇不明朗。

　　据清实录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上至热河，圣躬不豫。诏城陛庙拈香。”二十五日白天，“上不豫。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端亲王绵忻，朝夕待侧。上仍治事如常。”但到了傍晚时分，突然“上疾大渐”，以至于“戌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在嘉庆帝“如常”、“大渐”和“山崩”之间，《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都记载道：“召御前大臣赛尚阿……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卯时立皇太子旻宁。”

　　然而《清宣宗实录》所不同于《清仁宗实录》的是它多出了一条记载，即七月二十九新君旻宁收到了孝和皇太后从北京寄来的一道懿旨：“我大行皇帝……今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但仓促之间，大行皇帝未及明谕。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嘉庆帝死前就已当众宣布传位遗诏，而且实录中有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等语，太后又为何史无前例的以懿旨的形式命嗣君继位，《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的矛盾与出入，令人起疑。

　　嘉庆从“不豫”到驾崩。仅有四十八小时;而其从“大渐”到驾崩，仅在三四个小时之内。这一点无论是实录，还是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所说的“变出仓促”、“事出仓促”，都毫无置疑地证明了嘉庆帝是猝然而亡。故传闻中有关他被雷电劈死之说，虽无从证实，似乎也印证了突发性这一特点。与嘉庆帝一生的身体“素健”相比，他的死实在来得过于突然，实在是出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意料，以至于死后梓宫还尚“无合制良材”。可见，嘉庆帝并未想过身后事，而突然的暴逝也没有给予他从容述写遗诏的时间，这一点道光帝本人也承认所谓“遗诏”为枢臣代拟;而且从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的相互佐证来看，嘉庆帝甚至连传位密诏所放何处都未及交待。

　　与嘉庆帝以前的诸帝相比，顺治帝是在他死前已将部分遗诏内容过目，康熙帝和雍正帝的遗诏是在辞世五年前就已拟好基本内容，而乾隆帝更有训政三年的时间来从容考虑他的遗诏，及至嘉庆帝遗诏，纯属军机大臣代笔，这一点实录亦毫不讳言，从而也给道光初年留下了所谓“遗诏风波”。关于秘密立储的传位诏，雍正帝在创立此制度后，将密诏一式两份，一份暗存自己身边，一份明存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他死后，两份密诏先后找到启封。嘉庆帝本人得以继统的传位诏是由众臣恭取于正大光明匾后，由乾隆帝亲自主持宣示的。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密写传位诏书，立皇二子旻宁为皇太子，但这份密诏似乎从未置于正大光明匾后，而是二十余年随身携带。嘉庆帝本人对传位诏的置所守口如瓶，但他所没有想到的是会来不及交待而猝然辞世。

　　正因为先帝没有交待后事，特别是传位诏书放在何处，影响了新君的迅速入统，造成了皇位的一时真空，所以“从官多失措”。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督内臣拣御筐十数事”，仍无所收获。时间很快进入了七月二十六日。亲贵重臣一方面派人驰报京师，一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举措。《清宣宗实录》上记载有：二十六日“命内务府大臣和世泰带领首领太监人等驰驿前赴圆明园。”及“是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这一则是宣示先帝猝崩的噩耗，一则也是告知承德尚未找到继位诏的情况，要求在大内及圆明园里找寻传位诏。

　　同时，国不可一日无君，亲贵重臣也为暂时的皇位空虚召开了紧急会议。睿亲王淳颖之子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功，当继位。”尽管以前有种种迹象表明旻宁极有可能就是嘉庆帝生前嘱意的继承人，禧恩的“建议”不无道理，而且他指出了旻宁的重要功绩，即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的紫禁城定乱之功。

　　紫禁城之乱是指嘉庆十八年九月发生的天理教农民大起义，在京城近郊的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攻城略地，闹得天翻地覆。由林清率领的北路义军竟然图谋京城，攻入紫禁城内，直接震撼了清廷的统治，史书称之为“禁门之变”。因为这年是癸酉年，又称为“癸酉之变”。九月十九日，嘉庆回京。见顺利“平叛”，龙心大悦，盛赞旻宁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可嘉之处，达到了“笔木能宣”的程度。遂发恩旨，封旻宁为智亲王，每年增加俸银一万二千两，并命名旻宁所用鸟枪为“威烈”。从此，旻宁的地位已与其他皇子明显地拉开了距离。

　　但在没有找到足以作为法律依据的传位密诏以前，多数大臣未与妄加推断，作为中枢臣首的托津、戴均元更显得镇定与谨慎。史载“枢臣托津、戴等犹豫。禧恩之论，众不能夺。”这时，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名内侍从身上取出一个上锁的小金盒，没有钥匙。托津当众用力拧断金锁，打开金盒，里面正是嘉庆帝密书的传诏书。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托津、戴均元、禧恩等“奉今上即大位”，“随瑞邸成礼”。这也正如《清史稿·禧恩传》上所载的“会得秘匾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传位密诏的发现，使旻宁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新君，消除了承德诸臣由于皇位空虚而产生的“皇邃”。七月二十七日，旻宁的新君身分“谕内阁，朕继承大统，母后应尊为皇太后。”同时，又谕：“著派吉伦泰带领太监二名驰驿回京至圆明园。著苏楞额、阿克当阿传知总管太监，奏明皇太后。”令吉伦泰面叩请安，这是承德方面第二次派人“驰驿回京”，这次显然是告知北京，传位诏已找到，旻宁已顺利承统。而从时间上计算，此时的北京刚刚收到来自承德的第一份驰报，开始于大内和圆明园里查寻密诏。经过一天的紧张查寻，在京的大臣们一无所获。孝和皇太后此时果断地决断，认定皇二子旻宁就是先帝的继承人，并为此专门以懿旨的形式令留京王大臣飞速驰寄承德的旻宁，令其“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综上所述，嘉庆帝猝死无疑，道光帝的入统有惊无险。《清实录》关于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终属虚构。戴均元墓志铭，与《清史稿·禧恩传》相互佐证，可以为信，并与实录中关于太后懿旨的记载吻合起来，为我们揭示出了嘉庆猝死、道光继位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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