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刘河志》中，编者顾士琏提到一故事，说顺治十三年冬，太仓知州白登明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核心议题是该不该治理娄江水患。
娄江旧名浏河，其北边支流叫朱泾，即范仲淹兴修的新塘，至清初早已淤塞，白登明到任，组织百姓重凿了五十里。巡按御史李森先知道后，非常高兴，说白大人如此能干，何不再接再厉，将浏河整治整治？于是下了硬性指标——开挖六十里。领导要政绩，而浏河确实需要浚淤，白登明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然现实情况不容乐观，一是浏河涉及太仓、嘉定、昆山三地，协调工作不好做，二是岁荒严重，百姓没饭吃，纷纷叫苦，怎能负担劳役？白登明一边与嘉定、昆山的长官商量，由太仓负责工程的三分之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一边召开群众大会，分说利弊，开导民众，广泛征求意见，并写诗一首：“苦劳民力导泾沟，虽日时艰利万秋，若个今朝含怨报，他日方晓白知州。”
他坚信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与他们商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群策群力之下，终于有了方案：由同善会募集一部分粮食，州库出一部分粮食，保证民工口粮，并赈济孤贫，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百姓商量的效果很快显现，感情上贴近，物质上帮扶，百姓安能不拥戴？顺治十四年春，工程启动，白登明天天住在工地吃在工地，与群众同甘苦，唇齿相依，用时一个月即告竣工。此后，太湖西水得以畅通入海，东南七邵百姓得利颇多。
白登明，奉天盖平人，属汉军镶白旗，顺治二年拔贡国子监，因成绩优异而得官，其治理地方之策，或谓领导艺术，正可以用“有事与百姓商量”以蔽之，不搞“家长制”、杜绝“一言堂”，体现出一贯的务实作风。
所谓“民不安，国必乱”。欲使民安，必先予民活路；欲使民安，必先疏导民意。此千古不移之定律也。
顺治五年，他任河南柘城(今属于商丘)知县。
当时是，“削发易服”已然完毕，强力作用下的民怨多有反弹，加之灾荒频仍，役使繁重，民不堪其苦，处处骚动，人人不安。白登明采取的绥靖方法，还是与百姓商量。他扑下身子、放下架子，到百姓中间听声音，以百姓疾苦定政策，“悯遗黎荒残，多方招抚，停止增派河夫”，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劝耕读”的乡规民约，不久即实现境内晏然。
后去太仓安民，由于多和百姓商量，也同样少走了许多弯路，特别是有效扭转了“嘉定三屠”所形成的民心痼疾，为时人所推重，终以区区州县小官而跻身名宦。也正是人心之凝聚，他才能在顺治十年台湾郑氏攻击刘河堡的战役中沉着应对取得完胜；也正是人心之凝聚，他才敢于“独驾一艘夜半往”驰援崇明，吓跑了围城之敌。可惜的是，清淤朱泾，库藏消耗太多，他又不忍心摊加赋税于民，致使战端一开，需饷无出，巡抚蒋国柱只得以云南协饷应之。这件事让他遭受了弹劾，削职为民长达20多年，饶是太仓百姓极力为他辩护也是无效，清廷在涉及军事的事儿不容商量。
到了康熙十八年，朝廷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在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的保举下，白登明才被起复为高邮知州。这里面还有个插曲，高邮是吴三桂的老家，“三藩”初平，人心未定，先闹旱蝗，继而大涝，是个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姚启圣老成谋国，认为只有白登明方堪其任。
而白登明也确实没有辜负姚启圣等人的推荐，甫上任，即深入百姓，与百姓商量治理之策(登明与民约)，解决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他倾听百姓呼声，筑堤御水，劝富民赈灾，严禁胥吏克减劳役用度；他吸纳百姓智慧，采取吹笳召集驿夫的办法，以免耽误农时；他依靠百姓，攻克难题，同时切实保护百姓利益，“上官有所徵调，不轻给”，终使高邮获得“大治”。白登明去世时，“贫无馀赀”，还是高邮百姓醵金以殓，殊为感人！
明末重臣叶向高曾认为，要收拾民心，根本方法是减轻他们的负担。想想也是，明末六十年，百姓负担有多重？单是“辽饷”和名目繁杂的附加税，就使得民力枯竭殆尽，民心丧失殆尽。然而他还是只说对了一半。庄子云：“中和民意以安四乡。”“中和”，即指调和取中之意，此乃与百姓商量之结果。苏东坡也说：“虽官守有限，不获趋外庭以称觞，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颂。”“同”，也是商量之意，与百姓意见一致。可见只有百姓的力量，才是社会安定和谐的不二动力；只有百姓的智慧，才是振聋发聩的历史回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有事与百姓商量，以百姓利益为中心开展工作，顺应他们的意愿，发挥他们的作用，事业就发达，建设就顺利；反之，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走向百姓的对立面，那必将遭至挫折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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