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几次改造计划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替幼帝溥仪颁布了逊位诏书，清朝灭亡。与逊位诏书连在一起的还有袁世凯的三个优待条件，一是清帝优待条件，一是清朝皇族优待条件，一是满蒙回(维吾尔)藏贵族优待条件。其中清帝优待条件的第三条规定逊清皇室仍可暂居于紫禁城中，待日后移往圆明园。
民国时期：变太和殿为国会议场
民国初年的紫禁城分界线。左边是仍归逊清皇室居住的内廷区域，右边的前朝部分交给民国。按照瑞典建筑师施达克1923年为民国政府测绘的前三殿区域平面图，当时民国与逊清活动内廷区域的分界线是以保和殿后墙为界。
此后根据协商，逊清皇室向民国移交了紫禁城外朝区域的太和、中和、保和“前三殿”，两侧的文华殿和武英殿，以及午门、东华门和西华门的所有权。前三殿北边的乾清、坤宁二宫、东西六宫，以及养心殿、宁寿宫、慈宁宫、上驷院、内务府等区域仍然归逊清皇室所有，平时从北边的神武门出入。
除了前三殿外，位于皇城之内的北海、中南海和社稷坛也移交给民国。中南海改为中华民国总统府，北海因为与中南海毗邻，所以并未向公众开放，袁世凯的“大太子”袁克定、外交总长陆徵祥等人先后居住在北海的团城、静心斋等地。社稷坛则在1915年改为中山公园。清室仍然保留天安门东边的太庙和紫禁城北边的景山。
1915年袁世凯策划称帝之前，曾经在当年九月成立了一个没挂招牌的”大典筹备处“，以朱启钤为处长。大典筹备处对故宫前三殿的建筑来了个大改名：太和殿改名为承运殿，中和殿改名为体元殿，保和殿改名为建极殿。
除了前三殿之外，紫禁城前朝地区其他一些殿阁也纷纷被改易新名：太和门改名为承运门，其左侧的贞德门改名缉熙门，内金水河南侧的熙和门、协和门改名为经文门、纬武门。
太和殿内景。上图是晚清时殿内的样子，中央为紫檀雕龙宝座，其上方悬挂着乾隆帝书写的“建极绥猷”匾额。下图是袁世凯改造之后的情景，乾隆匾额和清代宝座均被撤走，代以中西结合式宝座。宝座两侧的铜佛和中央的香炉是古物陈列所的展品。
按照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曾经对袁世凯称帝前太和殿内的布置做过描述：清代紫檀雕龙宝座被搬到仓库里，放上了袁氏的新宝座，外形如同西式靠背椅，又饰以中式雕龙，黄缎靠背中央绣着北洋时期的“虞书十二章”国徽。这把新宝座耗资40万元之巨。宝座左右各排列宝鼎三座、香炉三座，座后为九折雕龙嵌宝屏风，左右各置日月宝扇一对。
袁世凯认为自己是”火德“，因此其“中华帝国”崇尚红色。在实行帝制之前，对大典筹备处下令，前三殿一律换成红琉璃瓦。这应该是清朝灭亡后故宫所面临的第一次大改造，但是袁世凯称帝两个多月后便草草退位，“换红瓦”之举没有来得实行。
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洪宪皇帝“后暴毙，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故宫前三殿再度空置。1914年民国政府曾经在文华殿和武英殿开设了“古物陈列所”，展出从热河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等地运来的清宫文物。袁氏帝制失败后，前三殿一度也成为古物陈列所的展厅。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后，作为参战国的中国曾在北京举行庆祝仪式，11月14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11月28日大总统徐世昌在太和殿前广场举行胜利阅兵，并鸣礼炮108响。
1922年直系力量在直奉战争中获胜，黎元洪当上总统，开始重建被袁世凯解散近十年的国会。当时的国会会场设在宣武门内的象来街，前清资政院的旧址内，这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所在地，1913年曾经由德国设计师罗克格设计了议会大厅，但是规模不大。因此曹锟政府产生了把故宫前三殿改造为国会新议场的念头，并在1923年2月委托上海通义洋行的瑞典籍建筑师阿尔宾·施达克对前三殿进行测量。
1923年4月1日，施达克向北洋国会提交了把紫禁城前三殿改建为国会议场的两份设计方案。方案一是利用太和殿的东西轴线，把总统席和部长席设在东端，背东面西;一是总统席和部长席设于太和殿中轴线的北端，坐北向南。在总统席的两侧设有300个旁听席。
在总统席的对面是920个议员座席，施达克面临的最大设计难题是如何尽量避免太和殿内的柱子遮挡议员的视线。最后他经过反复计算，将920个座席全部布置在一个扇形的区域中。
太和殿内可以利用的空间是2048平方米(64×32米)，殿外东西两侧各添建一座5.2米高的平顶建筑，作为国会议场的出入口。两座建筑里设有大厅、总统休息室、议员休息室、衣帽间、办公室、厕所和锅炉房。
值得注意的是，施达克在太和殿内架设一层木地板，并把所有的电线和暖气管道隐藏在地板下面。除了美观实用以外，太和殿原有的金砖地面也不会被破坏掉。整个设计的出发点是，所有的添加物在将来都可以很容易地撤掉，不改变太和殿原来的样子。这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尊重。
1923年施达克为北洋政府设计的将太和殿改造为国会议场的方案。在另一张设计图中，对保和殿也进行了类似的设计。有可能是将太和殿改为众议院，保和殿改为参议院。从当年2月到6月，施达克还对从午门到保和殿的故宫前朝区域进行了详尽测量，这也是第一次对故宫建筑的平面数据进行科学的实测。
施达克在设计项目说明里介绍了他整个设计的出发点：“由于太和殿是紫禁城建筑群中最精美的建筑，也是最有名的中国古代建筑范例之一，所以应尽最大努力保护此文化遗产，在使用的同时不改变它庄严雄伟的外观和内部装饰……我们不仅保证施工过程完美和精心，也保证在任何时候都可恢复太和殿的旧观。”
将国会迁往故宫前三殿一事很快被驻扎在洛阳的吴佩孚得知，他迅速向总统黎元洪、总理张绍曾等人发去电报，表示坚决反对，称“密谋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无非冀图中饱之利”。《顺天时报》登出电文后，引起舆论哗然，国会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不得不在《顺天时报》上登出复电，澄清解释并非拆除前三殿，而是在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而已，并解释说此举不但可以保护荒废已久的三殿建筑，而且可以杜绝帝制复辟的企图。
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随后成立国立故宫博物院。1928年北伐成功后民国迁都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在当年提出议案，称故宫为“天字第一号逆产”，主张废除故宫博物院，拆毁故宫，并将宫内一切物品拍卖。但这个荒唐的主张在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的反对下告吹。
民国故宫
1945年10月10日，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举行华北战区日军受降仪式。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在投降书上签字。二战末期，为避免日军在战败时狗急跳墙、焚毁故宫，中国营造学社曾经在1944年组织了对故宫主要殿宇的另一次测绘，以在发生不虞的情况下保留重建资料。
建国后的改造设想
1958年“大跃进”前，“改造故宫”的说法出现过若干次，最早在1952年就有把中央人民政府设在故宫内的意见，但既遭到专家反对，也被国家领导人所否定。1958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当时也有领导人认为可以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从中南海搬到一街之隔的故宫，使其位于北京真正的中心位置。
1965年之前，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曾就故宫的去留问题进行过群众采访。学者王军在《城记》一书讲述了当时的群众意见：退休的建筑工人张大爷说 “故宫在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看来，也不过拿它当个‘古物’，其实也不怎么样，老式样!……天安门也不过是城楼上加一个殿座。老人谁没见过城门楼?要是新盖一个大楼，比大会堂高出一倍去，可多威望，要比天安门精神!”
解放军的一位刘同志说故宫“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一位妇女主任也说“皇宫盖的拖拖拉拉，死板，不好看!”群众们对故宫的意见还有“又费工、又费料”，“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
除了故宫之外，群众对天安门也提出了批评意见：“现在有了大会堂、博物馆的搭配，从整个广场看，北边显得配不起来”，“天安门是老房子，要能盖一个新的主席台，修得比人大会堂更漂亮，那更好!两边的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大门像庙门，我看得改!”
前面提到的那位解放军刘同志意见更具体：“四九年进城，我乍一到天安门，首先觉得不舒服：这是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可是气氛不对头。往这边一瞧，是城门楼 ;往那边一瞧是五个黑洞洞;中间连着一条窄路，两旁红墙夹着。东西摆的不少，但用途不大……我觉得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好的中心。”
当时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一位领导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另一位北京市领导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之后城市规划局的设计师按照领导的提议，绘制了一张故宫改建草图。
下图为1963年北京市规划局草绘的《故宫改建规划全图》，以及根据该图重绘的“天安门故宫改建方案”：
1、拆除天安门，建新检阅台;
2、拆除端门;
3、拆除午门，建党中央大楼正门;
4、拆除前三殿，建党中央办公大楼，楼前为宽大广场;
5、原文华殿、武英殿位置，对称布置两座建筑(有设计者回忆说是中央办公厅和党中央会议堂)，分别以原东华门、西华门为正门;
6、拆除乾清宫、坤宁宫，建(国家)主席府;
7、故宫东边的南池子地区改为“中央首长高级居住小区”。
文革初期，北京市规划局的造反派重新翻出了几年前的这个设计草稿，说这是彭真“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梁思成在日记中对此事也有所反映，1967年8月16日下午，“市规划局二人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以及关于改建(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事”。
王军先生在90年代初采访了北京市规划局的相关亲历者，对方如此评价这个设计草稿：“这东西不落实……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说也是随便一说，不是正式要干。我估计他说也是瞎说。”
当事人还回忆到一个细节：当时这份改建方案草稿交上去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哈哈一笑，就扔到一边。(王军：《城记》，三联书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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