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聪明的”日军指挥官发现，单靠所谓“皇军的武力”根本无法征服中国，于是他们采取“怀柔”政策，企图用“亲善”、“联盟”等欺骗手段来分化、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以“政治手段”达到武力难以达到的目标。
辻政信是一名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军官。在关东军期间，他倾心于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宣称要以“王道”为指导，推进日、“满”、华提携。辻曾据此“理论”参与策划并组织为张作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调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期间又故技重施，花大力气推进所谓“东亚联盟运动”。石原、辻的“东亚联盟理论”得到了当时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的支持。板垣派辻等人把一批日本青年组织起来，灌输所谓“东亚联盟理论”，还宣称要把他们的“思想”推广到“南洋各地、阿富汗、伊朗乃至整个亚洲”。
辻政信在南京期间，为了推广其“理论”，曾致力于改变日军“形象”。在汪伪政府成立时，他还发布了一个《告中国派遣军官兵》的“整顿军纪文告”。这个文告用的是板垣的名义，但是由辻起草的。文告中说：日本是为“道义而战”，严禁日本士兵在战场上进行“不必要的破坏、掠夺与暴行”，不要使“农民汗水结晶的田地遭到荒废”。辻还借此文稿大肆鼓吹“东亚联盟”，说日军要“与中国人携手共同建设大东亚”。辻政信不仅把这个文告大量印制，到处配发，还宣布了一个“军罚轻减令”，释放了几名被日本宪兵队“以抗日罪名逮捕的中国人”。为了推进“联盟”，辻多次会见汪精卫，重申应当推进与重庆的“和平”工作，并表示愿意单身深入重庆进行“交涉”。为了进一步显示“诚意”，他还于蒋介石母亲的忌辰，跑到其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板垣、石原、辻等人的“东亚联盟运动”虽然搞得“有声有色”，然而非但丝毫得不到占领区中国人民的响应，还引起了迷信武力征服的东条英机等人的不满。东条等人认为，板垣、石原、辻等鼓吹的“东亚联盟运动”，“含有使日本的主权意义模糊不清的因素，如果推进这一运动，就必须承认朝鲜民族的独立自主，台湾问题也不好办，当然贻害无穷”。
不久，东条英机禁止“东亚联盟运动”，并转调板垣征四郎为朝鲜军司令官，石原莞尔被转入预备役，辻政信调任为“台湾军研究部部员”，一度大吹大擂的“东亚联盟运动”，就这样迅速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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