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裕仁天皇传》，作者：程永明，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义愤，一些爱国反日的人士走上了暗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道路，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江淮大侠”之称的王亚樵。王亚樵早年反蒋，随着日寇入侵中国，又一改反蒋为反日，组织“铁血锄奸团”，专事刺杀日本特务及卖国汉奸。在此期间，王亚樵逐渐与当时流亡上海的朝鲜反日组织韩国独立党和韩国临时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王亚樵与朝鲜反日志士金九进行密商，双方约定分头行动，王亚樵负责刺杀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板垣征四郎，金九领导的爱国团负责刺杀日本天皇裕仁。然后共同发表声明，要求日本侵略军退出中、朝，否则将遭更大的报复。
1931年10月，王亚樵前往沈阳，在得知靠侵华战争起家的日本陆军元老白川义则大将正在沈阳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后，遂决定改为行刺白川。但由于日本宪兵警戒极严，暗杀未能成功。11月底，王亚樵返回上海后，金九立即着手布置刺杀裕仁天皇。
金九派出的刺客是韩国独立党成员、时年32岁的李奉昌。1931年12月16日，李奉昌一切准备就绪，并在自己的内裤里缝了两枚日制军用炸弹，前往东京。
在东京，李奉昌以木下省藏的日本名字住进锦町旅馆。经过多天对皇宫周围的侦察，李奉昌选择了皇宫樱田门外警察署附近作为狙击地点。一是因为裕仁天皇经常从此门出入，二是因为樱田门外道路弯弯曲曲，特别是在警察署处有一个较大的转弯，天皇车队经过时必然减速，便于趁机投弹狙击。
但是要想接近那里并不容易。按规定，只有在每年1月2日和4月29日“天长节”时，人们才可以到那里。而在平时，若想到那里必须有贵族的证明。李奉昌在离开上海前，以参观皇宫为名，托曾与他谈过恋爱的一位日本贵族小姐为他办好了证明。证明上用的是另外一个日本名字——浅山太郎。
1932年1月8日，裕仁天皇在东京郊区代代木练兵场检阅了号称“精锐之师”的陆军第9师团。也正是在这次阅兵式上，他宣读了那份赞扬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敕语。检阅结束后，裕仁天皇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起驾回宫。这时，李奉昌已顺利抵达樱田门附近，准备伺机下手。
裕仁天皇乘坐的是一辆四乘古式马车。日本警方为预防行刺，除安排大批警力前呼后拥以及从“满洲”空运来关东军的秘密警察进行协助外，还特意在天皇马车后安排了一辆装饰与警戒都相同的马车，称之为“副车”，主要起伪装与迷惑作用，当时坐在这辆马车上的是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
自从1923年发生谋刺天皇的事件后，在御驾巡幸时沿途两边的警察都背向街道肃立，两眼紧盯着人群。按照历来的传统，人群是跪着的。当天皇的车队来到樱田门外警察署前转弯处马车减速时，混在人群中的李奉昌趁机将日制炸弹磕火，投了出去。不料，李奉昌误将副车当成了天皇的座车，随着轰然一声巨响，副车的车夫当即被炸死，车上的人却幸免于难。坐在前面马车上的裕仁天皇听到爆炸声后，惊慌失措，差一点摔出车外。驾车的驭马见状立即挥鞭催马，拉着天皇直奔樱田门内。
刺杀裕仁未果的李奉昌当场被捕，并被押至警察署。他拒不回答警察的询问，只是一再追问：“裕仁受伤没有?”当得知裕仁安然无恙后，不由得仰天长叹道：“大事未成啊!”
行刺天皇失败后，金九立即通过南洋报纸发表声明，警告日方不得杀害李奉昌，如若不然定遭更大报复。但日本法院还是于当年9月判处李奉昌死刑，并大肆宣扬犯人已经悔过。
裕仁在得知刺客身份后笑嘻嘻地说：“他一定是韩国独立党派来的。”当天下午，宫内侍从官木下称，这次谋杀未遂事件有助于裕仁重新获得对他日益失望的日本人民的同情。刺杀事件后，主管警务的内务相曾同内阁其他人员一起向裕仁奏请辞职。但裕仁看也不看，就将辞呈退给首相，要求内阁全体留任。
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板垣征四郎，从沈阳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中国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10日，板垣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将发电报：“‘满洲事变’按预定计划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的事变，将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中心，控制了上海，既能以此为据点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腹地的侵略，又可进一步迫使蒋介石政府妥协投降。更重要的是，欧美各国在华投资大都集中于上海，是列强对华关系最敏感的区域，易于收到转移国际视线的效果。
1月18日下午4时，驻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5名日莲宗日莲宗：以镰仓时代中期僧人日莲为宗师的日本佛教派之一。僧人在毛巾厂附近突遭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又名金碧辉，前清肃亲王善耆之女，后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训练成忠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女间谍，为日本提供了大量侵华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被处决。雇用的流氓打手的袭击，致使一名日僧死亡。以此为口实，1月28日晚11时50分，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向闸北一带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
驻上海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狂妄地叫嚷“上海一旦发生战争，4小时即可了事”。但是日军一开始便碰了壁。驻防闸北的蔡廷锴将军率领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市民的支持下，进行了英勇而顽强的抵抗，并于29日下午开始反击，一举粉碎了日军的进攻，日本的狂妄计划破灭了。盐泽被迫接受英、美、法驻沪领事的“调停”，同意停战3天，以待援军。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战事发展的裕仁天皇于2月2日任命皇后的堂兄伏见宫为海军军令部总长。这项任命一反宫廷惯例，事先并未与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商量，只是在事情决定后才通知西园寺公望。由于陆军参谋总长已由伏见宫的祖叔闲院宫担任，至此，陆海两军的作战事宜完全控制在皇室成员手中。
1月31日，日本海相提出：“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随后，日本海军中央部慌忙增派新组成的第3舰队支援上海。2月3日，盐泽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进攻，并于次日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将战火延烧至江湾、吴淞一带。结果是激战数日，进攻江湾的第一联队被中国军队围歼。吴淞炮台虽被日军摧毁，但日军仍无法登陆。这次总攻被粉碎后，在裕仁的指责下，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被免职，改由日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2月5日，根据裕仁天皇的敕令，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急令陆军第9师团火速增援上海。第9师团于2月20日、23日发起两次总攻，均被击退。总攻计划破产后，日本统治阶级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
为尽快结束上海的战事，犬养毅内阁根据陆相荒木贞夫的提议，于2月23日决定向上海增派第11、14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原田中内阁的陆相、最高军事参议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24日下午4时，内阁的上奏得到了天皇的批准。在2月25日白川义则的任命仪式上，天皇裕仁指示道：“在将中国第十九路军从上海击退之后，不要长追不舍，希望在3月3日国际联盟大会召开之前能够停战。”
3月1日黎明，日本陆军第11师团1万人在80多架日机的掩护下从长江的七丫口七丫口：又称七浦，在江苏省常熟县。登陆，占领了中国军队背后的浏河镇。同时日军第9师团也于3月1日发动第3次攻击，绕过江湾，于次日攻占大场镇。已苦战一个月之久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又得不到蒋介石的增援，为保存力量只能于3月1日晚全部退守至第二道防线，即黄渡、嘉定、太仓一线。
日本军部仍不肯罢手，他们给白川大将的指令是：向太湖前进。但白川忠实地执行了天皇裕仁的指示，于3月3日下午向日军发出了停战的命令。据说裕仁天皇在战后曾同近臣谈到上海事变时夸耀道：“在上海，将战区作某种程度的限制，以防止事件的扩大，这是白川(义则)大将的功劳。3月3日实现了停火。但这并不是依据参谋本部的奉敕命令，而是因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端。”《裕仁天皇独白录》(中译本)，《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8期。很显然，天皇裕仁是在为自己表功。事实上，日本之所以罢手停战，是在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以至四易主帅、连吃败仗，在西方列强的一再警告和干涉声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保住面子”的策略。
上海停战后，天皇裕仁对派遣军大加褒奖，命令议会准予追加军事预算，并于3月16日颁赐敕语：“派往上海方面的陆、海军将兵，齐心协力，以寡克众，使皇军的威武扬于海内外，朕深嘉其忠烈。”[日]《朝日新闻》，1932年3月16日。
尽管裕仁侥幸躲过了李奉昌的暗杀，但他的爱将、在沈阳躲过了王亚樵行刺的白川义则就没那么幸运了。4月29日正是日本所谓的“天长节”庆祝日本天皇诞辰的节日，1932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31岁生日。，占据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了庆祝仪式，白川义则也出席了这一庆祝活动。王亚樵与金九再度策划了行刺活动，当日本国歌《君之代》的乐曲接近尾声时，朝鲜义士尹奉吉将一颗自制高爆力炸弹投掷到了主席台上，白川义则等7人被炸伤，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后来在日本战败投降书上签字的重光葵也被炸掉了一条腿。白川义则因伤势过重被送回国内，在一个月后死去。行刺者尹奉吉当场被捕，同年底在日本的石川县金泽市英勇就义。
闻知白川被炸伤后，伤心不已的裕仁于5月23日亲自看望了受重伤住院的白川，对其大加赞扬：“作为上海军司令官，在异地奋力作战，终于完成任务，显扬了国威。”并对周围的人们说，“白川是好样的!”[日]尾崎胜敏：《人间·昭和天皇裕仁》，原书房，1999年，第87页。
白川的死被当作战死，其灵位也被祀奉在了靖国神社。第二年春天例行大祭时，裕仁在白川的灵位前叩首。回想起白川的一片忠诚，裕仁暗中流下了眼泪。后来，天皇还把这种感慨写成了诗赐给了白川的遗孀。
少女逢雏祭(“雏祭”日，即3月3日，为日本传统的女儿节。)，
战火纷纷势无羁，
朕心愁不已，
难得爱卿排万难，
停战有功当永记。
天皇亲书诗词赠与臣下，以往并无先例，同时又担心给军部的刺激太大，所以长期没有公布。
“一·二八”事变历时35天，日军四易主帅，死伤3000余人，同时还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联合干涉，日本一度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困境。但“一·二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
1933年1月3日，关东军步兵第四旅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占领了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山海关。3月中旬热河全省沦陷，4月17日滦东地区也被日军占领。
关东军出兵热河，曾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首肯和批准。1933年3月24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奉命回国向天皇报告热河的作战情况。据冈村宁次的回忆，天皇“颇为热心地听取了我的上奏”[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441页。。4月15日，天皇裕仁还向侵占热河的日军颁赐了敕语：“在热河方面作战的关东军将兵，冒风雪逾艰险，长驱速进以寡敌众，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惟世界形势不容顷刻苟且，汝等将兵应养其锐力，朕深有厚望。”
裕仁天皇虽对关东军侵占热河表示了赞同的态度，但对关东军越过长城占领长城以南的滦东地区，却有些忧虑。关东军在滦东一路深入，英国政府为其权益曾向日本政府提出过严重抗议，裕仁天皇对此惊恐不安。另外，裕仁也担心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深入会付出惨重的代价。4月19日，天皇召见陆军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曾当面质问：“关东军还没有从滦河一线撤退吗?”被召见后的真崎立即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发出密电，表示“如不立即撤退，将奉敕令下达撤退命令”。4月20日，关东军司令部只得密令关东军陆续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
5月2日，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商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降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并奏请天皇批准。关东军司令部于次日便下达了入侵关内的命令，关东军再次向滦东发起进攻，同时强渡滦河侵袭滦西，华北形势危在旦夕。5月31日，蒋介石政府被迫与日本缔结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被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塘沽协定》签订后，裕仁天皇曾亲临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此后，日本政府更是得寸进尺，在华北频繁制造事端，并先后迫使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主权。1936年4月，经裕仁天皇批准，华北驻屯军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原来的两个步兵大队扩大为由两个步兵团和炮兵团、坦克队、骑兵队、工兵队组成的战略兵团，总兵力扩大到5000余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地位也随之升格，由少将级升格为中将级，由军部任命改为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日本陆军第1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成为由天皇亲自任命的第一任司令官。日本军队的各项变动，骤然使华北地区乌云密布，更大规模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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