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戚继光之共同点

　　两人出身、经历、业绩、著述均大体相同。二人都出身武职世荫家庭，俞世职百户，戚世职千户，戚起点稍高于俞;都毕生军旅生涯，转战南北，主要功绩都是抗击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为东南海疆的安定作出重大贡献，两人都立功塞上，为大明朝铸就钢铁长城立下不朽的功勋;都治军严明，卓越善战，俞家军、戚家军齐名;都是兵器发明家;最后均位居左都督，戚进阶少保，秩位较俞稍尊;都好读书，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不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还精通诗文，乃文武双全的儒将。此外，二人都是武术家，同为南派武学一代宗师。

　　俞大猷、戚继光之不同之处

　　一、历史功绩

　　(一)抗倭成就

　　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不过单就戚余比较，则戚继光显然名声更大，亦更为当时后世看重。尤其到了当世，戚继光已成民族英雄，历史书籍但凡论抗倭必大书特书戚继光。俞大猷则沦为装点性质的陪衬角色，成了夺目红花一旁的绿叶，并未给俞大猷一个公正的定位。

　　实际上，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并誉 “俞龙戚虎”，“俞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按常理说，俞大猷的历史地位不应低于戚继光，二人至少应该得到相等的待遇。而且严格来说，俞大猷的抗倭功绩应高于戚继光。

　　就战线而言，俞大猷率师剿倭，足迹遍及浙、直、赣、闽、粤，这在当时的抗倭将领中是独一无二的。从年限看，俞大猷抗击倭寇侵扰的时间比戚继光长。从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诸道争贡，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开始，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东南倭患基本平息，这段时间，俞大猷20岁到63岁。可以说俞大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倭患最严重的时期度过的。戚继光比俞大猷迟生25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走上抗倭前线时已是战争中后期了。而俞大猷自1547年大明朝任命朱纨整顿海防，进剿倭寇，打响第一炮时，就调任福建备倭都指挥使，始终处在抗倭第一线。每一个抗倭阵地都有他的身影，每一场重要的战役都有他的参与。

　　何况，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前，俞的职位比戚高(俞受贬官夺荫时除外)，戚继光任参将时，俞大猷已在抗倭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荣任都督了。嘉靖四十一年，平海卫大捷，戚加官进爵，接替俞为福建总兵官，荫一子千户，而为此役计定后战的俞仅受赏银二十两耳。自此，戚风头颇有盖过俞之势，然至倭患基本解除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不过短短四年时间，而且这最后的胜利是同为总兵的戚继光将陆兵，俞大猷将水兵，夹击潮州倭与海盗首领吴平于南澳取得的。只是，戚继光追歼吴平残部，吴平逃亡安南，投海死，戚进右都督。俞却因种种原因落了个革职闲住的处分。

　　但不管怎么说，论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数量的多少，这样的硬指标，俞大猷还是超过戚继光很多，抗倭功绩无人能及。

　　(二)塞上御虏

　　其实，戚继光名更出前辈俞大猷之上，不在抗倭而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大寇，因功被明廷加为“太子少保”的荣衔。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独戚继光在镇十六年，加固边墙，筑建墩台，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积钱谷，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战术，屡败入侵之敌，所以“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明史》载：当其时，“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

　　及戚继光死后，曾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为戚继光撰写了墓志铭，其中写道：“蜡日，鸡三号，将星殒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美藉华人黄仁宇甚至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军备的张驰，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将星西殒之际，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时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而俞大猷虽然也曾在西北立下不世奇功，但风头终究比戚继光略逊一筹。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众人解救之下被夺世荫，逮捕诏狱的俞大猷无罪释放，发大同立功赎罪。至大同，大猷得巡抚李文进信任，谋划抵御俺答之策，俞审度地势，匠心独创，献兵车法，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战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俺答二十万众于安银堡，获“土木之变”百年以来最大战绩。许除罪录用，诏还世荫。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俞因发明独轮车、双轮车被誉为“世界原始坦克发明者”。

　　后戚继光也发明了“偏箱车”，设立混成旅，有骑兵、步兵、重战车、轻战车。俞发明的独轮车、双轮车以攻为主，利于战;戚发明的“偏厢车”以防御为主，利于守。而戚继光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与蒙古人和解，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

　　隆庆初，蓟门多警，给事中请召大猷、继光。谭纶上疏朝廷“能尽车战之法，实惟俞大猷一人，即臣与戚继光皆自以为不及。”俞大猷也很想去边防，他曾说：“丈夫生世欲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安于东南;欲与千古之豪杰争品色，宜在于西北。”但两广总督张瀚极力留俞在粤灭闽广巨寇曾一本，亦上疏：“在臣岂敢以此岭海小丑必欲挽留一将，以妨大计?但此时诸路将士，既已倾心服其指挥，海洋桀骜亦皆惮威，屡乞招抚。……诚不可遽令其去也。……一时将领，信无能出其右者。”后部议独用继光。俞大猷终于没去成，失去了一次机会，成就了戚继光的蓟门功勋。

　　万历三年(1575年)，年过古稀的俞大猷边关之志并不随岁月的流逝而稍改，仍望一展雄才，主动上书时任兵部尚书的谭纶：“某平生志大征(胡)，而见用江南，乖违本素。……公许我大受，今其时也。”经得谭纶上疏，得以在后军都督府佥事任上，提调京营兵车。友人李杜劝其退休，大猷则慷慨言道：“冲岁夷(胡)时肆凭陵，平生志在西北边，老当益壮，毙而后已!”

　　三年后大猷在与李杜书中道：“战车教成一军，共六万人，京营改观矣。三相公及诸老俱亲阅视，咸谓：‘奠社稷，威夷狄之法，无出乎此。’仆平生志行矣，明年决图归计。”大猷三疏乞归，以老致仕，临走还多次写信给戚继光“……苍生社稷事，愿益竭忠赤，以致太平，以慰江湖远人之忧。”拳拳之心，可见一斑。归家未几竟即病逝。《明史》谓之：“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实为公允。

　　俞大猷长于水战，常在水上歼灭敌人，戚继光精于陆战，惯在陆路追剿对手;俞“老成持重，功收万全”，戚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俞一生百余战只有普陀山因天时，金山卫因人少受挫，却屡受掣肘，有功少赏不赏甚至受贬问罪，戚继光则经乎百战，除岑港进攻经年不下受罚以外，几乎未闻败绩，故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从当时看，戚百战百胜，屡摧大寇，是为功高，从后世看，俞首倡水战，提出一整套海防战略，发明楼船，被誉为“中国海军创始人”，影响更为深远。

　　俞大猷一生的戎马生涯，比戚继光更有传奇性。他曾在广西反击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只身平定过海南岛的叛乱，“大猷乃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他又击退过山西边境的游牧强敌，平伏过广西山贼，使“百年积寇尽除也”。故致仕时，朝廷评价“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

　　二、军事思想

　　(一)治军

　　《明史》对俞、戚的治军做了比较，评论道：“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大猷老将务持重。”俞大猷的上司谭纶在平海卫后给俞大猷的信中则说：“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明史》本传和谭纶的这二段评论是很中肯的，活脱地勾画出这二位抗倭名将的真实形象。而后人对俞大猷的误解一定程度来源于对谭纶此话断章取义的理解，实际上谭纶的话还有重要的后半句：“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盖诚似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似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相提并论。

　　窃冒昧揣测，大猷治军“为将廉，驭下有恩。”或者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俞“少好读书，受《易》于王宣、林福，得蔡清之传。又闻赵本学以《易》推衍兵家奇正之权，复从受其业。”俞学的是《易》，是正宗闽学。蔡清者“尽心正学，蔚为一代儒者之宗。”王慎中谓：“自明兴以来，尽心于朱子之学者，虚斋先生一人而已。”而赵本学乃赵太祖第十八代嫡孙，不仅打破宗室戒律，把家传太祖拳授予大猷，而且闭门六十年，考编的《韬钤内外篇》不传于子，而赠予其。故俞的思想核心是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用于战争，他持重用兵，深谋远虑，功收万全，谋划长治久安之策，用于治军自然重节制，注意士兵的思想训练。“节制二字兵法之大要也。”“教兵之方，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他也明赏罚，认为赏罚二字乃“至要之方”，但要“赏在先，罚在后”，“苟不知各兵劳苦，全无鼓舞之恩，惟以威驱之，夫何足以服其心哉”!

　　平海卫之战时，俞大猷先到平海，当时平海地区山无竹木，军队没有粮食供给，俞大猷不得已让军队拆毁民房建营垒，命令军队到野外采麦子充饥。兴化有人埋怨他，他痛苦地说：“吾为将三十年，不取民一草一木，今乃种孽于父母之邦耶!”平海大捷四五个小时就结束战斗，俞大猷顶住压力，计定后战，运筹帷幄是立下了大功的。就算所受的封赏不仅不及首功戚继光，可连刘显都比他多得多，福建总兵的官职还被戚所取代，就说不过去了。除了有人指责他怯懦以外，或者就有这一原因。说起来，俞大猷真是“比窦娥还冤”，他一生以扫除倭患为己任，驰骋沙场，何来“怯懦”一说，而且兴化府城陷落，倭寇在城内烧杀抢掠，尽洗而去，兴化早已十室九空，包围倭寇的俞、刘两军一万多人与敌相当，不吃饭怎么挨到三个月后戚继光大军到日?与民争食，实属无奈之举。但这件事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俞大猷军纪之严。

　　而戚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不求安饱，笃志读书”，“日孜慕古，博极群书”。其尤爱《孙子兵法》，治军也颇有孙武之风。孙武训练军队非常严厉，丝毫不肯马虎，为吴王训练女兵，斩杀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连吴王向他求情也不买账。戚继光则“号令严，赏罚信”既注重结营布阵，也注重锻炼筋骨，更重视训练士兵们的纪律观念。他接受孙武、司马穰苴等古代军事家以诛杀立威的思想，以严酷的手段对待违犯军纪者，轻者处以体罚，重者割耳甚至斩首。据说，他的儿子戚印就因为违犯他的命令而被他毫不留情地斩首了。闽剧中就有《戚继光斩子》一折。

　　戚继光的五个儿子中，戚安国早死，长子戚祚国袭祖职任指挥佥事，另外三子戚昌国官至都督同知、戚报国、戚兴国后来也得到了一官半职。此传闻应不确，因汪道昆《孟诸戚公墓志铭》中载：戚继光原配王氏蛮横而嚣张，曾因戚继光阴纳三姬、举五子之事，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后来虽冰释前嫌，过继安国为子，可惜安国早夭，到头来还是“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与戚继光弄到一拍两散的地步。民间或者将孙武故事，继光家事等杂糅杜撰而成的吧。

　　但《明史》中确切记载着戚继光治军的一则轶事。“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边卒木强，律以军法将不堪，请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督抚上其议，许之。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五年秋，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

　　铁的纪律，训练出了铁的军队。这正是戚继光“飙发电举，屡摧大寇”的资本。早年在浙江与倭寇展开大战，九战九捷，直至将浙江一带的倭寇完全平定。在蓟门屡败入侵之敌，军威大振，蓟门宴然。卓越的战绩，顿时令朝野上下对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刮目相看。

　　(二)练兵

　　嘉靖初，倭患猖獗时，有一次，一支六十七人的倭寇队伍从杭州附近登陆，先后蹂躏淳安、歙县、绩溪、泾县、南陵、芜湖、当涂、南京、溧水、溧阳、武进、无锡等十余城，流窜数千里，杀死杀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其中包括一个御史、一个县丞、两个指挥、两个把总，几乎到了所向披靡的地步，诚为咄咄怪事。因此戚俞练兵都重练胆。

　　俞大猷首倡“练胆”，他认为：“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锻炼勇气、意志与学习各种拳法、棍棒、刀、枪等“功夫”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戚继光也提出：“练胆气乃练之本也。”他说：“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心则气自壮。……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二者略有不同，一个是从练技艺入手，另一个则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的问题。戚继光阐述更为深刻。

　　(三)军备思想

　　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但是，戚继光却更看到问题的要害。戚继光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性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以中国幅员之大，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极难预测。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

　　此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戚继光的军备思想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从二人的军事思想来看，俞大猷的政治素质和战略头脑更胜一筹，谭纶所以说大猷“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相提并论原因即在此，而戚继光以练兵著闻于世，更重实效。

　　问题在于，人们在评论军事将领时，首先看重的往往是英勇善战，冲锋陷阵，而比较忽视战前的运筹帷幄，后勤补给，战后的安抚教化。“先计后战，不贪近功”的俞大猷和戚继光相比就有点吃亏了。这种情况，有点像后人评论汉初“三杰”，首先钦佩的是韩信，其次才是张良、萧何。

　　三、著述

　　俞大猷继承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著有《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镇闽议稿》、《广西选锋兵操法》等，编辑其师赵本学《韬铃内外篇》等为《续武经总要》。俞大猷的著作，连同其它诗文杂著，其记室李杜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所著《正气堂集》是集军事、哲学、文化、武术训练、兵器发明于一体的传世之作，其《剑经》堪称中华武术第一部经典，《兵法发微》阐述圣人治兵奇正之术，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科学遗产。

　　俞大猷的成就不可谓不高，然其著述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戚继光。

　　《明史·戚继光传》说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谈兵者遵用焉”。这两部兵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

　　秦汉以降，虽说战争愈演愈烈，谈兵者无世无之，但令人耳目一新的军事著作寥若晨星。明代涌现出的军事书籍不少，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书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重视，成为有明一代最重要的军事著作。

　　《纪效新书》十八卷，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军事训练的兵书，是戚继光训练“戚家军”成功经验的总结之作。

　　在该书中，戚继光对怎样选兵、怎样编伍、怎样训练、怎样号令、怎样考核、怎样行军、怎样扎营、怎样作战等等问题作了详细论述，对各种武器的制造、使用情况也作了详细说明。

　　完成平倭使命之后，戚继光被调到北方主持蓟辽三镇练兵事宜。在此期间，戚继光又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练兵实纪》。

　　与《纪效新书》一样，《练兵实纪》也是论述军事训练的兵书。但《练兵实纪》侧重于论述部队在北方作战的特点与经验，如骑兵的训练与作战问题，战车的制造与使用问题，车、骑、步三军的编成、武器装备以及协同作战问题等等。在书中，戚继光还谈到了“练将”、“练胆”、“练伍法”、“练耳目”等比较新颖的观点，这些都给后来的将领以深刻启示。

　　《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相继问世后，曾多次出版，现存明代版本就有十几种，翻印册数更是难以计算。在万历年间，戚继光的兵书即已流传到了朝鲜。清初，朝鲜和日本都曾出版过《纪效新书》。《四库全书》“兵家类”只收录历代著名兵书二十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均被收录，亦可见后人对其军事著作的重视。

　　后世名将，如李如松、熊廷弼、曾国藩、李秀成等，均仔细研读过戚继光的著作，无论练兵还是指挥作战，他们都深受戚继光军事思想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教给士兵的技艺就是他的武术，载于他所著的“武林秘籍”——《剑经》中。戚继光称赞《剑经》：“千古奇秘尽在于此，近用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所使用的技艺就是俞大猷的《剑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收录了《剑经》的全文。俞大猷的《剑经》借《纪效新书》和其他的一些兵书收录本，广泛地在民间流传，影响十分深远。

　　此外，戚继光在万历十年(1582年)还曾将自己的诗文结集，取名《止止堂集》。出自《庄子》“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语，意思是在空室宁静中得到吉祥如意的感受。

　　《止止堂集》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横槊稿》三卷，一是《愚愚稿》二卷。《横槊稿》一名缘自曹操“横槊赋诗”的典故，这一部分是戚继光戎马生涯中写下的诗文汇集;《愚愚稿》则表明这部分作品愚蠢笨拙，是他自谦自抑的说法。《愚愚稿》收录的《武经七书摘题》、《策问》、《大学经解》则是戚继光学习前人的兵学著作以及儒家学说的体会文章。有人曾评价戚继光 “把儒家思想揉进军事思想当中，从而推动了军事科学的发展。”

　　戚继光的文学修养很高，十余岁时诗词已写得相当好。如他的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即是他少年时的作品。其诗作在当时很有名气。《列朝诗集》评论说：“其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君子读而悲其志焉。”《柳亭诗话》云：“戚少保南塘，武功将略，垂诸史册。而偶为吟咏，亦超放自如，有郑都官、罗江东笔致。”如其《登盘山绝顶》：

　　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村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

　　都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

　　戚继光的一些咏物抒情的小诗，写得也很有情趣。如《江楼》：

　　半溪晴日衔疏柳，无数秋山入小楼。谁伴主人一潇洒，滩边钓石石边鸥。

　　《行边述》：

　　花事蹉跎候雁催，江南三月送春回。蓟门桃李应何限，岁岁不知春去来。

　　《马上作》：

　　南北驰驱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俞大猷也是著名儒将、诗人，他一生苦练武术勤写诗，自说“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其诗质朴浑雄，以爱国咏武为多，叙写自己习武从戎，疆场征战，勉励战友。

　　《舟师》是其“爱国咏武诗”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海战的佳篇。诗曰：

　　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

　　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影里归蓬近。背水阵奇战士功!

　　描写夕阳西下时一场与倭寇在海上的殊死决战情景，场面至为激烈。全篇是七律诗，对仗工整，情景交融，声色并茂，气势豪雄，语言铿锵，是幅壮丽的海战画卷。

　　俞大猷还善于写物：

　　《咏牡丹》：

　　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

　　晚年，俞大猷为厦门五老峰题写四首“七绝”，其一曰：

　　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

　　在我省厦门市开元区万寿岩北侧摩崖上有一俞戚诗壁。该石刻面朝西，上书七言律诗三首，无标题、年款及署名。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万寿寺住持普荫所撰《万寿岩记》摩崖石刻称“倭寇之时，俞都督讳大猷、戚参将讳继功曾到此，有诗留题，勒之于石壁之上”。

　　第一首诗云：

　　万丈峰峦耸目前，不须雕巧出天然。空涵石瓦生春色，炉热旃檀起瑞烟。

　　自信明时无隐逸，还疑僻处有神仙。公余正好谈玄妙，又统三军过海边。

　　第二首诗云：

　　幽岩屹立梵宫前，片石呈奇瓦俨然。峭壁罅虚寒漏月，博山香热暖生烟。

　　高僧煮茗能留客，樵子观棋每遇仙。说罢禅机登绝顶，恍疑身在五云边。

　　第三首诗云：

　　禅宫俯瞰乱峰前，片瓦重重势俨然。松落石檐寒带雨，云飞山户晓生烟。

　　人夸竺国三行千界，我爱蓬莱第一仙。幸喜封疆无事日，楼船同渡海南边。

　　相传，第一首为戚继光诗作，第二首是俞和戚诗原韵写的。

　　将戚、俞二人诗作《登盘山绝顶》和《舟师》，《江楼》、《行边述》与《咏牡丹》、《厦门五老峰题诗》相比较，俞诗更厚重，文采斐然，戚诗则平实淡然。难怪时人评戚继光文独不如俞大猷，在当朝武将中已无人能及。然戚文名更盛于俞，盖戚能结交文士。自称“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的徐渭很欣赏戚继光。徐渭时任胡宗宪的秘书、军师。戚继光28岁任宁、绍、台参将一职，就有徐渭的的功劳。1561年徐渭为胡宗宪台州大捷上表朝廷说：“台金严参将戚继光，共擒斩倭首一千四百二十六夷，焚溺死者四千余。”戚继光因此升任都指挥使。当时的大文豪王世贞也是戚继光好友，王两次为戚书作序。一些诗歌选本多有选录戚继光的诗篇。所以后人多只闻戚诗。

　　四、武功

　　俞大猷五岁读书，十五岁中文秀才，29岁因父亲死，家境困难，投笔从戎，继承祖职百户。他用心学习骑射之术，从李良钦学荆楚长剑，赵本学又把家传太祖拳授予他。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参加武科的乡试以箭射及《安国全军之道》得第五名，中进士。他的剑术、射术、拳术可谓天下无敌。他敢于单骑简从深入敌境，靠的就是他过人的武艺。

　　俞大猷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中，丰富了遗留在福建的少林拳，现称南拳，突显与少林拳之差异。他传下荆楚长剑、杨家枪混合而成之俞家棍法。

　　尤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棍法回传嵩山少林之事。嘉靖四十年，他造访少林寺，发现少林棍术“已失古人真诀”，“择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俞大猷南征学习棍术。二僧随大猷南行，“出入营阵之间”三年艺成，二僧请归，“以所授之教转授寺众，以永其传”。少林武术成为中华武术的代表，俞大猷功不可没。至今嵩山少林仍有太祖拳、俞家棍。1994年郑州嵩山少林武术代表团专程访问俞大猷故乡泉州河市，并于俞大猷公园内立碑。

　　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入为神机坐营，为人正直、治军严明，精通武略。戚继光自幼从父亲习武，有着一身非常扎实的功夫，棍、刀、枪、叉、钯、剑、戟、弓、矢、盾牌之技艺，无所不精。

　　戚继光更重视拳法。他并不满足于继承家传，而是吸取各家精华，融合了各派招法，曾为改进一拳法，特地走一百多里的山路到深山中拜一高僧为师。后来，戚继光创造了一套完整实用的 “戚家拳”。据史载，他练拳时“身法便，手法利，脚法轻，腿法腾”，达到了“势势相承、微妙莫测”的高超境界。

　　戚继光对枪法和棍法也颇有研究。他的枪法是祖传的，被公认为是第一流的枪手。但戚继光并未满足，仍力求在枪法上有新的突破。他求教名家唐顺之，还向俞大猷学习棍法。

　　戚继光精通中国武术，且不排斥域外搏击术。在与倭寇的屡屡交手中，他发现倭寇使用的倭刀，颇具实战价值。一次，他偶然获得了一本《日本古刀谱》，“从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谱。

　　另外，为破日本的长刀，戚继光将民间一种晒衣用的“竹杈”，用作兵器，专破日本长刀。后来戚家军广泛采用此法，大破倭刀，取得重大胜利。

　　戚继光的武学研究，丰富了武术的内容，使战争年代的格斗搏击之术和平时的健身强体之术融为一体，并得到发展。

　　有趣的是，一次军营举行比赛，最后由戚继光同俞大猷比试棍法。棍法是俞大猷的强项。出乎意料，戚继光竟胜了老师俞大猷。可见，戚俞二人武功，戚在俞上，是真正的天下第一、“东方不败”。这应该得益于深厚的家学渊源，及博采众长、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精神。

　　五、操行

　　人们一般都认为戚继光的品德是高尚的。然《明史》中说戚与俞 “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戚继光的“操行”哪些地方不如俞大猷呢?

　　首先是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之事。戚继光的朋友、文学家王世贞后来写了篇《张公居正传》，说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送给张居正，以至张首辅纵欲过度而得病。王世贞甚至说张居正“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这么说来，连张居正得的痔疮也成了他好色纵欲的结果了。说戚继光经常不惜千金买美女，送海狗肾让张居正享用，史乏佐证。王世贞与张居正有矛盾，当然有在张死后，无中生有地贬损张居正以泄私愤，与张、戚划清界线的可能。

　　姑且不提千金姬、海狗肾，翻翻张居正自己的书牍，也白纸黑字写着戚继光送礼的记录：一次，戚继光派弟弟到北京给张居正送礼，张象征性地收下了一点，其余又让带了回去。可见礼品之贵重。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戚继光派了一整队鸟铳手作为仪仗是世人共睹的;临行前，张居正特意安排梁梦龙担任戚继光的直接上司——蓟辽总督，还写信安慰戚继光说，梁梦龙是其门生，师生关系最好，由梁梦龙担任蓟辽总督，决不会对戚继光不利。而且，“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首辅张先生家的大门永远对戚继光敞开，夜再深，也没有一个护卫敢阻拦传送书函的边关骑士。这足以说明，戚继光与首辅张先生的关系非比寻常。于是就有人推测，这是戚继光经常给张居正送礼的结果。

　　戚继光家教极严，其父戚景通为官严正清廉，从不奉承权贵，甚至有次因拒绝遵循官场陋规送点小礼而丢了官。可以想象，以孝闻名的戚继光在采购礼品时心情的痛苦。

　　但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未必那么势利。明末清初史家谈迁在《国榷》中曾说：“非戚将军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将军耳。”张居正在书信中也说：“戚帅才略，在今诸将中，诚为希有。”是张居正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而器重之，而并非戚继光刻意去依附张居正。张居正为何独独如此厚待于他呢?原因也很简单，张居正也同样“但愿海波平”。谁也不能否认张居正对于天下大治的殷切愿望。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是出于对知己或者说是对张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种报答，无可厚非。

　　张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戚继光都是能大破常格的磊落奇伟之士，所以他们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无论是戚附张，还是张重戚，在世人眼里，戚继光此举终是有亏!

　　其次，在于征倭取富贵。要给长官送礼，钱从哪里来?据说，戚继光从蓟州离任时连帐本都不见了。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时时恭恭敬敬用火漆封好了一份份礼盒的大帅，回乡后居然穷得连给自己买药治病的钱都没有!

　　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云：“(戚继光)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野无成田，囊无宿镪，唯集书数千卷而已。”戚继光他生性豪爽，如有朋友在金钱方面遇到困难，往往慷慨解囊。他还曾在军中阴纳三姬、举五子，这都决定了他不可能攒下多少钱财。

　　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戚继光一贫如洗。明朝的官俸虽低，但戚继光从戎四十多年，身为边关重将，不会一点积蓄也没有。否则，他哪来的钱修葺蓬莱阁、建筑家祠?家祠建成后，戚继光了却自己一桩心事，自以为他这一生，应该对得起列祖列宗了。但这时，其财务状况也已捉襟见肘，生计陷入窘境。

　　由于长期操劳，在军中他就染上了肺病。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缺钱买药的戚继光突然病发逝世。估计死于肺结核，那个时代这种病还是绝症。

　　最后，还有谋反案。张居正的死，无论是对当时的政局，还是对戚继光本人，都是一桩极为重要的事件。《明史》载：“居正殁半岁，给事中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继光悒悒不得志，强一赴，逾年即谢病。给事中张希皋等复劾之，竟罢归。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荐，反夺俸。继光亦遂卒。”

　　正如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汪道昆所总结的：“张公之祸是在所难免的。这个中缘由，是因为张公想有所作为，必然揽大权在手。而这大权非是别人，乃当今天子之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权重遭忌，这是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被张居正驱逐出朝的前首辅高拱临死前曾写了本《病榻遗言》，里面说，发生在万历元年的“王大臣案”，是张居正为了陷害他而设下的阴谋，而那个王大臣，乃戚继光的部下。

　　王大臣到底是不是戚继光的部下，当时便没人能说清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好固然是事实，但说戚继光有助张居正谋反之意，却也难以服众。万历皇帝恐怕也不相信戚继光有“助逆”行为，但戚继光在北京北部统帅数万雄兵，即使没有谋反之心，也有谋反的能力。因此，给事中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弹劾戚继光。

　　就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的某一天，御史傅光宅上疏万历皇帝，请求重新起用戚继光。万历觉得，让戚继光回乡终老余年，已是格外开恩了，傅光宅竟跳出来与他唱反调，颇为生气，竟给了傅光宅罚俸两年的处分。此后，便再也没有人敢在朝中提及戚继光了。

　　一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到头来竟被自己所效忠的政府视为寇仇，这既是戚继光的悲剧，也是明王朝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朝廷的冷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老百姓对戚继光的怀念。

　　民众自发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纪念戚继光的民间文学、民间戏剧、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武术等，更是丰富多彩。此外，民间还流传有相当数量的民谣、儿歌。戚继光在民间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纪念形式之多，真令人叹为观止!

　　戚继光去世两年后，在民间纪念戚继光的声势如火如荼的情况下，戚继光的儿子戚祚国到北京请求皇帝恩准恤典，万历这才同意下诏祭奠戚继光，赠“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谥号“武毅”。比俞大猷“光禄大夫后军都督同知赠左都督” 谥号“武襄”规格高多了。连于谦都不过“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而已。

　　祭文曰：“惟尔夙谙韬钤，载扬斧钺，崎岖经乎百战，名重三朝;智略迈于万人，勋垂奕世。南海歼倭，筑鲸鲵于京观;北门防虏，壮虎豹于燕关。报主怀裹革之忠，驭下多挟纩之惠，予方推毂，尔适乞体，胡遽沦亡，可胜痛悼，特优宠恤，爰报武功，灵爽若存，洪休攸服。”

　　祭文倒是对戚继光评价极高，但在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才颁布朝廷的祭文，本身便很说明朝廷对戚继光的态度。如此说来，祭文中说得再好，又有什么意思呢?

　　三件公案最后只有送礼一事坐实，给权臣送礼，有时是不得不为，俞大猷“为将廉”，被逮后，不是也只得倾尽家财，进京疏通关系?好友陆炳为此还自掏千金，一大早送到严嵩府上。何况，张居正待戚继光如此优厚。

俞大猷纪念馆

　　张居正死后，戚继光被排挤，不受重用，晚境凄凉，毕竟时间短，比起俞大猷，戚继光算是最幸运的了。俞大猷没有戚继光那样好运气，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仕途坎坷，处处遭掣肘，经常有功无赏，屡遭打击陷害。本传中多处记载他“失事停俸”、“坐戴罪办贼”、“夺世荫”、“再夺世荫”、。“逮系诏狱”等处分。粗略计算，他一生曾受七次屈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可贵的是，大猷忍辱负重，受挫不气馁，光明磊落，“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故得以致仕，完节归家、衣锦还乡。 其他抗倭者多不得善终，如：朱纨自杀，张经被杀，戚继光罢归，卢镗免归，邓城、汤克宽战死。

　　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也很简单，明代重文轻武，军事上的胜利一般首先是当地抚督的功劳，其次才轮得到带兵的武将，得胜之后，上奏章是文官的事，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吹嘘，而武将的战功因被冒领而一笔带过是常见的事，反过来，如果战事失利，文官则可以用很具体的理由把责任推到武将身上。武将要保住自己的部分功劳也容易，只要投靠某个大员，成为其党獠或至少与其同利即可，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明史》曾评价：“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争则名高。”

　　可惜俞大猷为人正直，“以古贤豪自期”，既不迎合权贵，也不讨好上司，且坚持原则，不如戚继光圆滑变通，遭到嫉恨和排挤在所难免，功劳被抹杀还是小事，有权势者因其不肯逢迎，不愿投入自己的怀抱，更欲除之而后快。为此俞大猷曾经多次被问罪，只不过战事紧急，实在需要如他这样的将才，才免于牢狱之苦，甚至杀头的横祸，一次次重新出山为那些战败将领收拾残局，“戴罪立功”。

　　俞大猷本人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又如何对待呢?虽未必只是“白云影里笑一声”，也曾在《重建诸葛亭记》中对诸葛亮的同情中表露奇节忠君抱负不得实现的郁郁之情;在龙海木棉庵碑刻 “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十大字，为武举人郑虎臣处死误国权奸贾似道这一大快人心事，立碑以纪，并在碑前立木棉亭，一定程度表现了他个人情感。但他确实没有因个人遭遇而放弃报国之志，《明史》认为“以内外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众也”，又赞其“忠诚许国，老而弥笃”。俞大猷在广东时，“广人攘其功，大猷不与较”。俞大猷用兵，往往谋动而后定，不以急功近利，炫耀战绩，炒作功劳为目的，这点是戚继光等所不及的。在广西时，俞大猷“亲率数人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贼骇服”。平海南时，俞大猷“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在广东，俞大猷破敌之后，曾“散余党二万，不戮一人”。以当时论，“严打”才是朝廷的要求，战功以斩馘计，往往一人造反，四邻受累。武将更以炫耀夸大战绩炒作自己，甚至有滥杀良民冒领战功的。俞大猷这样的作为并不被欣赏，倒有可能成为罪证，非有不计名利得失，不顾自身荣辱的大胸怀者不能为也。他说：“宁人负我，勿我负人。我有大过失于人，终身以为歉，人有过失于我，事过即忘之。”他也是这么做的，陈伍山以“小校安得上书”故，将他杖击、夺去官职。这是他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次打击。他笑着说：“此岂吾自见之地耶!”后来在松江见到陈伍山，仍以师礼相待，说：“使当时不有陈伍山，吾且株守金门矣。”胡宗宪阴纵倭寇到福建祸害，却委过于俞大猷，致使俞大猷被夺世荫，逮捕诏狱，几乎问成死罪。这是俞大猷平生所受的最大打击，他说：“结发修身，白首无违，一发不中，百发尽失哉。”他上疏时却没有说胡一句坏话，只是请求皇上辨明下情，允许将功赎过。连胡宗宪自己都不好意思，深感后悔，写信给严世蕃，请求准俞大猷北边立功。俞大猷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完人。

　　再看戚继光。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调谭纶任蓟辽保定总督兼理粮饷。谭纶上任后立即上疏，要求调戚继光至北方负责练兵事宜。他给谭纶写信说，朝中有人指责戚继光“求望太过，志意太侈”，给他十万士兵恐怕是不可能的。最终，戚继光只被允许训练三万士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朝廷财政困难，一下子拿出十万大军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字，委实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们，他们对戚继光是否对朝廷忠心耿耿还有所怀疑。有些人认为，如果让戚继光在北京郊外手握十万精兵，对朝廷的威胁恐怕也不亚于鞑靼的大军入侵。

　　本来，戚继光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职权仅在谭纶之下。仅过一年，朝廷突然将蓟镇总兵郭琥调走，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这样，戚继光与昌平、保定的总兵成了平级关系，已无法节制他们了。

　　为此，戚继光曾有一段时间愤愤不平，他在《练兵条议疏》中说：“臣又窃惟边事本有可为之势，但其机不在边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议论掣肘。”原因是“蓟镇切近京都，法令久驰，弊痼既深，更张未易，流言混淆，朝议纷拿，故应区处振饬者，畏众议而逡巡龃龉，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顾忌，实难展布，易起嫌疑。”

　　故《明史》论：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明史》还指出：戚继光塞上功高“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世宗朝，老成宿将以俞大猷为称首，而数奇屡踬。以内外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众也。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当张居正、谭纶任国事则成，厥后张鼎思、张希皋等居言路则废。任将之道，亦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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