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醋、下毒 、暗杀：爱演“宫斗剧”的日本陆军高层

   1944年6月的一天，早晨6时，天刚蒙蒙亮，在日本山形县的一间普通房舍中，3个人分宾主落座，相对无言。最后坐在主座的光头男子拿起一份文件，放在两位访客面前。

　　这两人赶紧抓起文件，只见文件的留白上写着一行字“万不得已时应使用非常手段斩杀东条”。见到这个批语，二人面露喜色，便要告辞。

　　光头男子却突然叫住他们：“现在这时候，做什么都晚了!”却又抓起一支红色铅笔，在计划书后面郑重写下“赞成刺杀”。然后他抬起头问访客：“你们要怎么刺杀国奸?”两位访客中有一人高大健壮，想也不想答道：“扔炸弹!”

　　光头男子淡淡一笑，摇了摇头，半晌说出一句：“津野田知重少佐，你知道习志野学校有一种氢氰酸毒气弹么?”随后，又向访客详细介绍了氢氰酸毒气弹的特点。

　　这个光头男子，就是蛰伏在家，“闭门谢客”的预备役陆军中将石原莞尔。他并没有想到，自己冥思苦想一夜，制定的“毒气弹刺杀”计划把原定参与政变的皇族吓得要死，最终导致阴谋败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陆军的指挥体系堪称是参战国中最为扭曲的一个。在看似完善的体系之下，充斥着“下克上”和“独断专行”，各级将领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拆台。

　　如果再联系到20—30年代日本陆军中皇道派和统制派的争斗谋杀，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日本陆军怎么会把自己的指挥体系变成了“宫斗剧”的大舞台?

山下奉文

　　当然，在二战期间，各国军队的高层中都充斥着政治斗争，既然“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么，军事统帅就必须懂政治。但对于日本陆军而言，中将以上的将领，首先应该是合格的政客，因为日本的军队，从明治维新起，便是派阀政治的重灾区。

　　二战日本陆军，几乎没出什么名将，但山下奉文绝对是个例外。“马来之虎”的威名，一度让盟军闻之色变。但有趣的是，山下奉文虽然有功，却始终得不到提拔。甚至很快就被踢到中国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坐关东军的冷板凳。直到1944年日本在东南亚一败涂地之时，山下又突然被调回马来半岛，美其名曰“组织防御”，实际上被拉出来为日军在东南亚暴行“负总责”。

　　不过，山下自己也确实是个战争罪犯。马来战役中，山下为了替日本攫取经济利益，大肆虐杀和抢劫马来华侨，并且在马来半岛各地推行日军军票。1945年12月，战犯法庭判处山下奉文绞刑。山下死后，他的部下在私下经常为他叫屈，认为有两个人坑了山下。一个是东条英机，另一个就是二战日军中最有名的参谋之一，辻政信。

　　东条英机和山下奉文的矛盾由来已久。

　　二战期间，日本陆军中最剪不断的派阀矛盾，就是统制派和皇道派延续几十年的恩怨。山下奉文本人同情皇道派，而且娶了皇道派大佬永山元彦的女儿。而东条则是统制派的中坚力量。

　　东条英机与山下奉文的矛盾

　　在“二二六事变”中，山下曾试图为皇道派说话，因此彻底得罪了东条英机。在二战期间，据说东条曾多次在昭和天皇面前说山下奉文的坏话，导致山下奉文在马来立功后，天皇却始终冷落他。

　　山下被调往中国东北，也是由于东条从中作梗。实际上，山下和东条两人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就是同学，在陆军士官学校，东条是山下的师兄。后来二人又都曾在德国任职，私下里早已熟识。但是据说二人的矛盾，就是从上军校开始的。

东条英机

　　争风吃醋的同学

　　日本的陆军军官培训体系，基本是照抄德国。完整的陆军军官教育流程为13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再考入陆军大学校(简称陆大)。

　　从1890年开始，日本陆军已经基本建立起这三级教育体系，随后各级学校的名称曾多次变化，但是定位基本没变。即陆军幼年学校相当于中学，也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用来培养军官，而陆军大学校负责培养参谋及高级将领。

　　因此，除陆大以外的日军军校，基本上归陆军教育总监部和陆军省管理，唯独陆大由参谋本部直接管理(实际上，中野学校因为其特殊定位，也归参谋本部直管)。

　　由此可见，对日军中的将领而言，陆士和陆大的出身，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正是因为日本人太过重视“出身”，所以围绕陆士和陆大，在日本陆军内部惹出了无数的争端。

　　首先，是进入陆士之前的经历问题。从明治年间开始，陆士中的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与普通中学毕业后考取陆士的学生之间，就屡屡发生摩擦。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为了提高身价，将自己称为“Cadet”，即“候补军官”，甚至在签名时，都要以“C.”起头。普通中学毕业生，则被蔑称为“D”。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恩赐”又成为毕业生们彼此记恨的主要原因。从明治天皇开始，日本皇室始终重视教育。为了体现这种重视，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恩赐品”。在恩赐品中，发放最多的是银怀表。

　　当时日本帝国大学、学习院、商船学校、陆士和陆军骑兵学校毕业生中的优秀者，都会得到天皇恩赐的银怀表。在日军的军校，恩赐一般授予毕业生的头两名。除了银怀表外，各军校优等毕业生还会受到诸如“军刀”“指挥刀”“望远镜”和“短剑”等恩赐品。

　　毕业生从天皇或侍从武官手中接过恩赐品本身，就是莫大荣誉，这些优等生在进入军队后，就算是拿到望远镜，会被称为“银怀表组”或“军刀组”，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其实，光是陆大本身，就足够让大部分日军军官心生嫉妒。在1936年之前，陆大有专门的椭圆形毕业纪念章。但由于陆大学生以此拉帮结派，惹得普通军官将陆大学生称为“天保钱组”(纪念章形状像日本天保时期流通的天保通宝)，最终日本陆军干脆取消了陆大毕业纪念章。

　　说起来，东条英机和山下二人，虽然同属“天保钱组”，却都不算是军刀组，但山下本身是陆大的优等生，东条的学习成绩却始终不怎么样。但是东条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他出身军人世家，虽然自己脑子不够使，但却有一位陆大军刀组的父亲(东条英教与秋山好古同一期毕业，毕业时成绩为陆大第一期第一名)，因此在陆军中仕途一帆风顺。

　　上蹿下跳的参谋辻政信

　　此外，东条作为东京的世家子弟，自身的政治嗅觉和手腕也要远强于山下。据说二人最初的矛盾就缘于出身和能力的巨大差异。

　　另一位把山下奉文坑得七窍生烟之人辻政信，在日本陆军教育体系中的表现，则称得上是出类拔萃。辻政信在陆士毕业时，拿到银怀表，1928年陆大毕业时又得到了恩赐军刀。但是这位好学生在日本陆军中的表现一直以坑人闻名。

　　在陆士学习期间，就曾经向东条英机告密，惹出了“陆军士官学校事件”，把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大将拉下马来。随后在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辻政信再次表演自己眼高手低的特点，葬送了关东军第23师团。

　　事后，他为了保住自己，逼迫幸存的第23师团官兵自杀，自己却在高层庇护下，躲回参谋本部，并且很快升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在马来战役中，辻政信在善战的山下奉文手下担任参谋，因为不敢对山下指手画脚，干脆躲到第一线部队去摆官架子，惹得山下奉文在日记中大发牢骚。当英美盟军投降后，辻政信又力主屠杀华侨，并且亲自制定屠杀计划。

　　但是让人无奈的是，即便辻政信罪孽深重，他却没有落得山下奉文这样的下场，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了日本参议院议员的职务。

　　上蹿下跳的参谋

　　为什么日军之中会有诸多像辻政信和石原莞尔这样，天下闻名却眼高手低，上蹿下跳却仅为参谋的人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日本军事教育自身的问题，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军事体系中封建残余太多的缘故。

　　日本的军事教育体系，重视战术和素质养成。这本是好事。但由于日本陆军在文化和体系上，同时向法德两国学习，结果日军的军事教育，即像德国陆军一样，重视图上兵棋推演，又像法国陆军一般，热衷让军校学员掺和国内政治。

　　兵棋推演本是相当好的一种军事教育和指挥工具，但是这套体系需要不断根据现实情况，对推演规则和各种数据进行修正，这恰恰是对技术发展并不敏感的日本陆军最不擅长的。

　　例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尔，分别略通机械化战术和机关枪使用，结果竟然被吹捧为日军中的“技术型将领”。

　　正因如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陆军的图上兵棋推演开始流于纸上谈兵，与欧美苏各国军队的实际相差越来越远。不过，由于大量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日本军官又大量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因此日军在兵棋推演中对中国军队的判断和认识，始终相当准确。

　　本来，日本的军事教育也很强调参谋旅行，这是增进见识，修正误解的好机会。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军军官的参谋旅行大多是围绕兵地要志展开，很少潜下心来了解其他国家军队体系建设成果。

　　个别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尔，能够在担任驻外武官时学习一些欧洲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但更多的军官，则是像东条英机一样，把参谋旅行和驻外任务当作一个拉帮结派的好机会。

　　日军参谋上蹿下跳却没有好名声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建立新军开始，就在军队中大量保留封建残余。这种封建残余，首先是士族在军队中享有崇高地位。

　　在幕末的倒幕战争中，新政府军征讨日本东北地方的部队，都是由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等倒幕强藩部队编成的。但由于倒幕强藩要拿天皇作为大义名分，所以各部队的总指挥，即东征大总督府的总督，由丝毫不懂军事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及仁和寺宫嘉彰亲王担任。

　　而大村益次郎、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强藩大佬，只能以“下参谋”(参谋的职务都由皇族担任)身份来行使实际指挥的职责。这基本可以认为是日本陆军中参谋架空主帅的滥觞。

　　当然，有些情况下参谋上蹿下跳乃至发号施令，并不是代表主帅没有主见。日本在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下属为上级承担责任的体系。在决策时，上级仅是对下属意见表示首肯，事成之后，上下一起享受成果，失败时则由下属来单独负责。

　　早在日本战国时期，山本勘助等一批“怀刀”(日本人对参谋和军事的一种隐晦提法)就不断跟自己的上级一唱一和，用类似“演双簧”的方式，来形成决议。

　　久而久之，这种倾向和日本封建社会遗留的重视“年功序列”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几乎固定的决策体系，即一群所谓参谋各抒己见，最后强势者压服其他人。而真正的决策者上级，冷眼旁观，视自身的需要选择是否首肯参谋吵出来的“公议”。

　　当然，类似的办法用在军事指挥上，并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例如在倒幕战争中以参谋身份掌握全局的西乡隆盛，到了西南战争时身为反叛的萨摩军的主将，却任由担任参谋的桐野利秋、篠原国干发号施令，最终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

　　当然这方面也有些比较好的例子，例如在日俄战争中，大山岩担任日军主帅，他性格开朗，每当属下们无法形成决议，他就直接问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儿玉君，咱们今天要打哪里来着?”借此来缓和气氛。同样的还有东乡平八郎总是面无表情地听着手下“智囊”秋山真之侃侃而谈，最后点个头算是同意秋山的意见。

　　但是，当参谋自认为能力远超过上级，而上级又执拗地固执己见，就可能出现两方彻底结仇的情况。石原莞尔在担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与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多次出现公开意见对立，最终导致二人彻底决裂。石原此后经常大骂东条是“上等兵”。1944年石原莞尔为刺杀东条出谋划策，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两人的私怨。

　　山下与辻政信结怨，同样因为山下鄙视辻政信的能力和品质，对他提出的妙计不但不予采纳，还屡屡公开驳斥，逼得辻政信跑到前线去耍威风，并且不断利用与东条的旧谊，在背后恶意中伤山下奉文。而山下也多次公开骂辻政信是奸贼和小人，主帅和参谋至此彻底失和。

　　由此可见，所谓参谋发号施令，很大程度上是主帅放任的结果。如果参谋做出的决定真的与主帅意见相左，在等级森严的日军中，上级可以很容易地利用手中权力压制下级意见。

　　不过，从结果看，让参谋上蹿下跳，至少相当程度上为主帅保留了好名声。仍以山下奉文为例。即便他已经被判为战犯，处以绞刑，仍不断有人为他开脱，认为是担任参谋的辻政信自行其是，才导致了对马来华人的大规模屠杀和军票泛滥等罪行。

　　由此可见，无论是参谋还是主帅，在推脱罪行之时，还真是一丘之貉，没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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