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都惹不起的知府
朱元璋年代的地方官，十分的难做。且不说战乱过后，百业凋敝，工作压力极大。外加明初功臣多跋扈，勋贵子弟作恶不断。而在这时期，偏也有个强硬的知府：临淄知府欧阳铭。
常遇春北伐的时候，大军路过临淄，士兵们在当地大肆打砸抢烧，祸害地方。欧阳铭闻讯后，立刻率领衙差，将闹事士兵当场杖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常遇春闻讯后杀气腾腾赶来，大刀片子横在欧阳铭面前，欧阳铭却不惧，慨然怒斥说：你的军队是皇上的军队，我的老百姓也是皇上的子女，老百姓打人都要治罪，我打你的兵有什么错？
一番慷慨陈词，最后竟逼得常遇春当场谢罪。后来徐国公徐达也路过临淄，行前特意告诫士兵们说：临淄那个知府，是当初打了常遇春的，你们都给我老实点，犯到他手里我也没办法。
哪都能治理好的费震
在朱元璋执政早期，明王朝还有一位公认的“最牛地方官”——费震。他的特点是：哪里最穷最乱，就把他派到哪里，而他也总能把那些最穷最乱的地方，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
而他的工作方式，一是善于发现细节，比如他就任陕西参政的时候，刚到任就碰到了土匪侵扰，把官仓粮食给抢夺一空，可他却一不追查二不剿灭，相反发布公文，规定凡是借官仓粮食的百姓，可以分两年还清，结果布告刚下，土匪们就来自首了。事后费震解释：这群土匪只抢粮食不抢钱，显然是没有粮食吃的百姓。
二是他比较会独创，他是中国官场上第一个创造“义务劳动”规定的官员，凡是他担任地方官的府衙，衙门官吏除了日常工作外，每个月还都有定额，必须要给当地的孤寡百姓，完成规定时间的义务劳动。他在朱元璋执政年代里，一共做了十二年官，但这十二年里，他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哪里闹灾，就派他到哪里去。
锦衣卫都不怕的许成
永乐皇帝朱棣，“靖难”夺权后的一大劣迹，便是用极残酷手段，屠戮建文帝时代的大臣，但他有时候也很仁慈——仁慈的去杀。
比如对驸马梅殷。梅殷是明朝开国功臣梅思祖的儿子，朱元璋的女儿兴国公主的老公。朱棣打到南京的时候，梅殷正奉朱允炆之命，带兵镇守淮安，闻听京城告急，立刻率兵往回赶，等赶到京城的时候，却正好赶上朱棣占领南京，登上皇位。对待这个手握重兵的威胁，朱棣拿兴国公主做要挟，由兴国公主写信劝梅殷投降，梅殷阅信后大哭一场，为家小安危，又听说朱允炆已死，只得违心就范。
梅殷归京后，朱棣亲自迎接，很温馨的说“驸马辛苦了。”梅殷却不软不硬回答说：“我没建什么功劳，谈什么辛苦。”就这一句话，令朱棣杀心大起，三年以后，一次梅殷入朝开会，被都督谭深与锦衣卫指挥使赵曦，拦路推入水中淹死，对外宣称梅殷“失足落水”。
不巧的是，恰有一个叫许成的都督同知，亲眼目睹了案发经过，虽知这其中大有隐情，但刚直的许成，依然在上朝的时候，原原本本的向朱棣陈述了梅殷之死，一时间朝野哗然，梅殷的妻子兴国公主，更天天跑到宫里哭闹，要朱棣还他丈夫。
被吵的头大的朱棣，只得下旨处斩谭赵二人，并给梅殷的两个儿子加官进爵，这才平息此事。值得一提的是，仗义执言的许成，不但没有受到朱棣的责罚，相反此后还成为他的亲信部将，朱棣后三次远征漠北，他皆有参加。朱棣过世后，他受命随同侯爵陈懋带兵提前回京，确保了明仁宗顺利接班。
清贫尽职的账房先生
作为整个永乐盛世的账房先生——户部尚书夏元吉，曾是个差点被朱棣砍了脑袋的人，靖难之役的时候，夏原吉曾做过朱允炆的“采访使”，尽心竭力为朱允炆筹措粮草，朱棣占领南京后，他被人绑了送到朱棣面前。朱棣问他知罪吗？夏原吉慨然回答说：臣知罪，但是户部还有些账目没算完，您就是真要杀我，也等我把工作干完行吗？就这一句话，朱棣立刻赦免了夏原吉，更随后委以他重任。
除了善于理财，主持了永乐时代几次重要经济改革外，夏元吉得到的最主要评价，就是“古大臣风烈”，也就是道德高尚。他的为人极其厚道，平江伯陈宣看他不顺眼，经常在朱棣面前说他坏话，但是夏原吉却反而经常赞扬陈宣的才能。他有一次在家办公，仆人不小心把文件弄湿了，这在明朝是死罪。本来可以处置仆人的夏原吉，反而自己去找朱棣请罪。
他最被人称道的就是清廉，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图谋第三次北征蒙古，而夏原吉却竭力反对，他的理由是国家没钱，盛怒的朱棣当场将他下狱，并下令抄他的家，结果在他的家中，不但没找到金银财宝，反而只有几件破布衣服和瓦器，生活极其穷困，朱棣闻讯后，也感叹不已。
最好脾气的厚道阁老
明初最强大的文臣执政团队，当属“仁宣之治”时期的“三杨内阁”：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牛人中最好脾气的，当属杨溥。
他最出名的，就是他的淡定，早在朱棣登基早期，他就是太子朱高炽的东宫洗马，老资格的太子近臣，朱高煦构陷朱高炽时，杨溥受到株连，在朱棣时代足足蹲了十年牢狱。但杨溥本人却极其平静，别人在监狱里生不如死，他却天天在里面读书，而且丝毫不以为苦。
（丘浚雕塑）
仁宣时代，他虽然是内阁重臣，最为后人称道的，却是他的廉洁，一次他的儿子从家乡来探访他，杨溥问儿子，一路上有哪个地方官没有隆重接待你，儿子回答说，江陵知县对他的接待非常简单。杨溥得知后不但不恼，反而推荐这位知县出任知府。
列宁点名的经济学家
而在明朝十五世纪下半叶的诸多政治人物中，有一个人，虽然在历史上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但他身后的名声，却远远超越生前，前苏联革命家列宁，给予了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人类十五世纪经济学家。
而清末维新变法领袖梁启超，一次和某外国学者大谈重商主义时，曾很自信的拿出这个人的书，对对方说：你们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这个人的书里早就提出来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大学衍义补》，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明朝成化，弘治两朝名臣丘浚，他的创举之处，在于他书中的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本。在封建社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重商主义理论。
而丘浚为官，不但在经济思想上建树颇多，也同样有极重的“家乡情节”，一次丘浚与明孝宗下棋，边下边喃喃自语说：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明孝宗觉得有趣，就跟着念了一遍，刚念完，就见丘浚翻身跪倒，高呼万岁：臣谢皇上，今年海南的钱粮咱就减三分？
坚持尊崇祖制的徐溥
明孝宗朱佑樘的内阁首辅徐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做自我批评的官员了，他每天晚上睡觉前的习惯，就是给自己做自我批评，回忆自己当天做了哪些好事坏事，如果做了一件好事，就给自己左边的筐子里放一颗红豆，如果做了一件坏事，就给自己右边的筐子里放一颗黑豆。这个习惯从他年轻时读书开始，一直保持到他过世。
但徐溥的长处，却不止是摆样子，而是真实干，后来他年老体衰，退休回乡。那时他有严重失眠，一点动静就睡不着，家乡官员知道后，为保证老大人睡的香甜，就把他家宅门口的大路给交通管制了。徐溥知道后把地方官叫来一顿骂，怎么改的又重新改回来。明孝宗给他的赏赐，一半他拿出来办教育，设立学堂专教贫家孩子读书，一半买了条船，在河边雇人每天义务载人过河。此规矩从此徐家传承了几百年，便是当地有名的“徐氏义渡”。一个人最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他真做到了。
好人徐溥做首辅期间，众所周知的口头禅就是两个字：祖制。在徐溥眼里，凡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都是好的，凡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都是对的。当时明朝财政吃紧，户部尚书叶淇力主实行“开中法”，但徐溥认为这事违背朱元璋的伟大精神，玩命的反对。可明孝宗力挺改革，徐溥反对无效，只能一直憋气。后来开中法顺利推广，朝廷增收商业繁荣，可利益受损的权贵不满，造谣叶淇受贿，关键时刻，竟是徐溥挺身而出，证明了叶淇的清白。再后来叶淇退休回乡，腰包却羞涩，徐溥慷慨解囊，二人在城外依依惜别，谁知叶淇的马车刚开动，徐溥又急匆匆的追上来，拉着叶淇的手认真的说：虽然你退休了，话我一定要说，你的改革我依然认为是错误的。
更大的荒唐事，却是弘治五年（1492年）黄河发大水，中原大地尽成汪洋，兵部尚书白昂受命治水，在中原治水结束之后，白昂提议，为防止黄河在淮河流域决口，建议朝廷在山东地区加挖河道，以收分洪之效。但是作为首辅的徐溥坚决反对，他认为这种办法既劳民伤财，也没有实际作用，最重要的是，当年朱元璋都没这么修过。就如他质问白昂的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有你这么修黄河的吗？结果两年以后，正如白昂所料，黄河又在淮水流域决口，京杭大运河都被阻断，害得明王朝只好派遣刘大夏再修黄河，做了无用功。《明经世文编》里就叹息，当初明朝要是听了白昂的，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八虎中的好标兵高凤
在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早期，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八虎”把持朝政，然而这八位被后人骂做“权奸”的宦官，却也不能一概而论。
“八虎”之中的高凤，就是以严谨治学著称的，他是朱厚照做太子时候的伴读太监，对朱厚照的学习抓的非常紧。即使是抨击朱厚照宠信太监的文官们，也多有人称赞他“敦厚职守”。在朱厚照登基早期，群臣们要求他罢黜宦官的时候，高凤最早提出来向文官们求和，主动隐退。
刘瑾得势后，宦官们皆鸡犬升天，却唯独高凤，不断的向朱厚照请求辞职。他死于正德四年（1509年），当时不但得到明王朝的隆重追悼，大学士李东阳还主动为他写墓志铭。
（徐阶画像）
海瑞背后的两个男人
作为明朝中后期杰出的清官海瑞，他能够以刚直的品质浮沉官场，历经数次政治迫害而不死，除了他自己坚强的品格外，也同样因为当时明朝许多重臣的庇护。众所周知的，是海瑞在朱厚熜时代，上书抨击朱厚熜的乱政，在内阁首辅徐阶的庇护下才得以保住性命。
而在此之前，海瑞还得到过另一个政治人物的保护。他担任淳安知县的时候，曾经因拒绝行贿，得罪了严嵩的亲信鄢懋卿，事后鄢懋卿本打算罗织罪名，将他革职。但关键时刻，时任刑部尚书的朱衡出面相救，才帮海瑞保住官职，否则当时就罢官的海瑞，也闹不出他后来的动静了。
让海瑞都感动的清臣
海瑞因为上书斥责嘉靖帝朱厚熜被下狱，关押诏狱期间，帮助过他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小人物——一位苏州籍的狱卒。
海瑞入狱期间，他因敬佩海瑞的人品，对海瑞照料倍至。后来海瑞就任应天巡抚，还特意去他的家乡拜访他，但他闻听海瑞前来，立刻带着妻儿老小躲出去了。乡邻们问他为什么，他答：如果我见了海大人，你们一定会托我求海大人办事，如果我答应你们，就坏了海大人的名声，更坏了我当初照料海大人的初衷，如果不答应你们，就得罪了你们，所以我还是躲出去好。
闻听此事的海瑞慨叹说：我一直以为我自己铁面无私，其实还差得远啊。这位狱卒的姓名，明朝各类笔记的说法各异，但是透过这则普通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的，却是两位知音抛却了利益的纯真友谊。
为政敌平反的邹元标
万历晚期东林党的崛起，在后来的天启，崇祯两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万历死后，随着明光宗和明熹宗的即位，东林党一度执掌大权，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结了朱翊钧时代的一桩旧案——平反张居正。
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经诸多大臣坚持，明王朝恢复了张居正的名声，并给予抚恤，主持这件事的人，就是东林党大佬，在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事件中，因抨击张居正而被打的死去活来的邹元标。别人曾问他为什么这样，邹元标的回答是：当年我批他，是尽我作为一个官员的本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经过四十年的时间，他终于理解了张居正。
就事论事的礼部尚书
在张居正家人遭清算的时候，满朝文武要么跟风，要么缄口不言。最早为张居正家小说话的，居然是张居正的敌人——礼部尚书于慎行。
张居正当权时代，于慎行是出名的“倒张英雄”。御史刘台因弹劾张居正获罪，惨遭发配流放，人人跟躲瘟疫似的躲着，唯独于慎行不惧，大摇大摆去看望刘台，甚至赠诗共勉。说起来，张居正还是于慎行的恩人，朱翊钧刚登基时，于慎行只是个二十七岁的翰林院修撰，被推荐做朱翊钧的讲官，有人认为他太年轻，是张居正力排众议，给了他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海瑞雕像）
所以后来张居正曾质问于慎行，说我对于有卓拔之恩，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于慎行正色说：正是因为您对我有恩，所以我才要用这种方式规劝您，让您不要犯错误。事后于慎行在张居正排挤下，不得不辞官回乡，直到张居正过世后才得以复职。
但他复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正赶往湖北抄张居正家的丘橓，信中对丘橓说，张居正虽然劣迹斑斑，但是对为了国家日夜操劳，他遭人骂的许多事，都是为了国事得罪了人。他当权的时候，大家摄于他的权势，不敢规劝他的错误，他倒台以后，大家又争相指责他的错误，却又不再提他的功劳。而且张居正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的子孙们，也多是些文弱书生，即使张居正有罪，也不是他家人的罪过，您去湖北抄家，可一定要网开一面啊。
（于慎行画像）
练兵各有方的名将们
晚明的衰败，一个表现就是军备废弛，从明朝中后期以来，士兵在作战中贪生怕死，甚至再恶斗中崩溃，都是许多军人的常态。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许多名将也有自己的办法。
比如马林的父亲——嘉靖第一勇将马芳，他的办法就是设立督战队，全是由百步穿杨的神射骑兵组成，作战的时候游荡在战阵后，有发现主动跑的，二话不说就是一箭。
后来指挥抗倭援朝战争的辽东名将李成梁，他的办法也是设督战队，不同的是他亲自带队拿刀砍，有溃退的被他看见，上来当头就是一刀。
然而按照明朝中后期文学家徐文长的记录，最有办法的还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他的方法就是敲鼓。他的戚家军里，按照不同的要求，编订了不同的鼓点旋律，如果部队出现溃退，就命令敲进军鼓，鼓声之中，士兵必然能够重新振奋。
后来徐文长游历北方，在山西见到在此地任御史的好友梅如桢，说起戚继光的办法，梅御史好奇的问：“这办法有没有可能在我这里推广。”徐文长答，你学不来，那是人家平时苦练出来的。
（徐文长画像）
血战到底的明朝将军
后人说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的辽东战争，多说女真八旗神勇，明军不堪一击，然而从是年四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开始，绝大多数的战争中，明军同样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一面。
东州之战中，总兵张成萌率领一万大军，最终全军覆没。清河之战中，总兵邹储贤也率军抗击到最后，与城池玉石俱焚，所部数千兵马全部殉难。在之后的萨尔浒之战中，杜松和刘廷两部同样奋战到最后。绝大多数的明军，都尽到了自己保家卫国的职责。
然而战败的原因，萨尔浒之战战前总指挥杨镐就曾奏报说，当时辽东地区兵马缺额严重，能作战的士兵只有两三万人。而在萨尔浒战后，继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也曾反思说，辽东地区的明军，仅火器装备这一项上，缺额就非常严重，许多军队虽然有火器，但是弹药却严重不足。辽东初期战事的共同剧本，都是双方对垒，明军一度击退敌人攻击，但很快弹药耗尽，明军覆没。准备不足加实力严重削弱，才是明军失败的真相。
（剧照：辽东激战）
最悲情的战将卢象升
崇祯执政时代，在与农民军作战中功劳卓著的名将卢象升，曾经这样形容过明朝政府军的纪律败坏程度：当时明朝政府军，在战斗中最擅长干的就是杀良冒功，不但经常屠杀老百姓冒充敌人首级领赏，甚至还经常挖老百姓家的坟墓，扒出新下葬的尸首，来冒充敌人的尸首。这样的兵打仗自然不靠谱。
卢象升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中，他的部队与农民军一接触，就全线崩溃，幸亏他当机立断，立刻斩杀了几个逃亡的士兵，并带头冲进敌阵，这才扭转了战局。卢象升自己回忆这场战斗也心有余悸，他在给朋友的信里愤愤不平的说：要不是我反应快，就被这群人害死了。
晚明与农民军作战的诸路将领里，卢象升也是对农民军本质看的最清楚的一个，就像他给崇祯的奏折里说，所谓的这些反贼，要么是没饭吃的老百姓，要么就是被拖欠工资的政府军士兵。
这个累积斩杀农民军数十万的猛将，内心其实一直是非常愤懑的，就像他在奏折里对崇祯说，“朝廷里的这群言官，根本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况，张口就喜欢乱骂人，我们这些辛苦打仗的，就算有打仗的办法，又怎么能放开手脚干活呢？”
他带兵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冲锋的时候带头冲，没粮食的时候，他带头不吃饭，用实际行动感染士兵们。他战死在抗击清军入侵的巨鹿会战中。
当时他受杨嗣昌陷害，兵力全被杨嗣昌调走，以两万残兵独抗十万满洲八旗，最终壮烈殉国。死讯传来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地方官的宣大地区，老百姓自发为他举孝，对这样一个耿耿忠臣，崇祯居然因杨嗣昌谗言，好几年拒绝抚恤。他的遭遇，可谓晚明忠臣中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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