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艺术起源于中国，日本围棋亦由中国传入并将其发扬光大，可以说围棋是亚洲人的专长，更有人说“中国是围棋的生母，而日本则是它的养母”。那么日本围棋与中国围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日本围棋发展史

　　初传日本

　　围棋何时传到日本，迄今为止仍无公认的准确答案。在日本民间曾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最早是由日本古代著名学者吉备真备(694—775)在唐留学二十年后，于公元735年带回日本的。但据信史所载，公元685年天武天皇就曾召公卿上殿手谈。继而又有689年持统天皇禁止围棋和701年文武天皇解除禁令的记录。尔后日本现存最早史书712年完成的《古事记》中，也多次出现以“其石”字做地名、人名的例子。另外718年公布的“僧尼令”中亦云：惩罚博戏，独优弈其石。这些记载都早于吉备真备归国的735年。显而易见，“吉备最先传入说”是不能成立的。比以上日本人的记录还要早的是636年完成的我国正史之一《隋书·倭国传》中提到的倭人“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据此，与以上日文材料相印证，可以说在七世纪围棋已被日本人所接受，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说法。此外1980年版《大日本百科事典》更认为，远在公元一——四世纪间，围棋就由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至大和时代(公元四—七世纪)已经流行于统治阶级之间了。但此说系据推考而来，并无确凿证据。

　　围棋盛行

　　到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围棋在日本宫廷盛行起来。专门保存古物的奈良正仓院就存有圣武天皇(724—948)使用过的棋局。日本史书《续日本纪》中也有如下记载：公元738年宫中有二人名曰大伴宿弥和连东人者，于政务之闲对弈，争论中宿弥以刀砍杀东人。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已出现职业棋师，并出入于宫中了。759年编纂的日本和歌总集《万叶集》中就收录了两首棋师的作品。

　　公元848年，在近代以前的中日围棋史上留下一段两国国手正式棋枰对坐的佳话。对此，唐代苏颚所编《杜阳杂编·卷下》有精彩的描述：“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即棋待诏，宫中棋师)为对手。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可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对这段记述一些日本围棋史家出于“围棋上国”意识而不愿承认，但《旧唐书·宣宗本纪》也有所记载：“(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三月已酉，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这是迄今为止古代中日围棋国手对弈的唯一记录。以后数百年间日本在围棋规制上基本遵循中国传统下法，中国的《玄玄棋经》一直是日本棋手必读的权威之作。

　　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以后，围棋倍受上流社会妇女的青睐，对此，在十一世纪问世的《源氏物语·竹河》等章中，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到镰仓时代(1185—1333)，围棋在习惯于战场生活的武士中也逐渐传播开来，即使在紧张的战争空隙之际，武士们仍迷恋于黑白之间。这大概是由于围棋的思维方法与实际战争中的战略战术相通的缘故吧。与此同时，围棋也进入了僧侣的生活，1199年日本棋圣玄尊法师编《围棋式》一卷，浅近易懂，为围棋在日本的普及开辟了道路。

　　四家角逐

　　日本专业棋手兼围棋史专家中山典之，根据赖山阳所著《日本外史》统计，战国武将中有30%—50%为围棋爱好者，三大枭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具有相当的棋力。此时，终于出现了寂光寺僧人名曰日海(1558—1623)的围棋大家，他先后仕奉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织田信长馆览日海精湛的棋艺后，誉称其为“名人”;丰臣秀吉曾举行棋会，赐予天下无敌的日海每年二百石的俸禄;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召日海去江户，任初代名人棋所。

　　所谓“棋所”，是德川幕府赐予围棋最强手的荣誉称号。其职责是总理围棋事务，指导将军弈棋，垄断围棋等级证书的颁发权等。德川家康每年还支付给日海禄米五百石。日海将寂光寺堂宇号为“本因坊”，自己改名称算砂，是为本因坊鼻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本因坊名胜的由来。当时因棋艺高超而享有禄米的还有另外三个嫡派，即安井家、井上家、林家，加上本因坊，合称“棋所四家”。

　　在当时战乱中的日本，统治者认识到棋枰如战场，因而酷好围棋并对棋手大力扶植。这样，围棋不但没有因战乱而衰落，反而出现了日海这样名垂后世的大师和四大门派争先的围棋盛世。1644年幕府建立了“御城棋”制度，出战者有“棋所四家”和其它的六段棋手。名门望族也可破格参加。参加“御城棋”被看作与武士们在将军面前比武同等高尚。不久，各家围绕“棋所”头衔展开了反复激烈的争夺战。这一时期是日本围棋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夺取“棋所”的最初争霸战是本因坊二世算悦与安井二世算知的对局。从1645年至1653年的九年间，分先对战六局，结果是3：3成为和局。由于双方相持不下，因而都没能就任“棋所”。按规定，就任“棋所”需符合下列条件：

　　①以棋艺超群而由“四家”一致推荐;

　　②并在比赛中取胜;

　　③得到官命。

　　算悦死后，算知依靠官场势力，于1668年被官命为“棋所”。然而本因坊三世道悦提出异议，要求争棋。至1675年止，双方酣战二十局，结果算知负十二局、胜四局、和四局而惨败，1676年交回“棋所”。道悦将本因坊传给弟子道策掌门，自己隐退了。这次争棋是日本围棋史是最激烈的对抗战之一。1677年本因坊四世道策被推举为“名人棋所”。使各家皆无可挑剔而被推举为名人的只有道策，可谓空前绝后。道策被公认为“棋圣”，他一反传统的偏于力战的着法，开创了延续至今的重视全局协调的近代布局理论。1682年道策授四子与访日的琉球第一名手、王子亲云上滨比贺对局，这是日本人与外国人对弈，道策精彩地大败对手，显示了当时日本棋坛的高水平。在日本一般认为，由此时开始，日本围棋水平已经超过中国，但现代棋界泰斗吴清源先生指出：当时的日本围棋著作《发扬论》、《棋经众妙》、《死活机妙》等书，大多取材于中国的《玄玄棋经》，并认为，中国在乾隆年间是围棋发展史上的最高峰。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曾问过吴清源先生，乾隆年间名手的实力相当于日本的几段，吴氏答曰：已相当高了，大致不逊于日本的“名人”吧。继道策之后，井上四世道节、本因坊五世道知先后任“名人棋所”。1727年道知去世，这以后“棋所”长期空位。因无出类拔萃之强手，棋坛曾一度萧条。

　　1766年开始了本因坊九世察元与井上六世春硕的棋争，翌年察元以五胜一和的压倒优势战胜对手，即为名人，1770年被批准出任棋所。此后棋界逐步复苏，十九世纪初叶至中叶，围棋活动步入全盛时期。此时，本因坊十一世元丈和安井八世知得棋技相当，皆难居尊，轩此二人平分秋色，同居八段准名人地位，被誉为棋界的双璧时代。这期间还经历了本因坊十二世丈和与井上十一世因硕就“棋所”位置而明争暗斗的时代。据文献记载，1841年在日本有棋手七段以上8人，六段6人，五段10人，五段以下257人。弘化(1844—1848年)年间见于记载的棋手共有431人。

　　近代发展

　　1853年美国舰队兵临日本，要扣关登陆，整个日本朝野震动，形势告急。围棋界也因此而趋向衰落。先是1862年终止了“御城棋”制度。其次本因坊十四世秀和的继承人被称为棋圣的秀策，在这一年染流行病夭逝。加上明治维新废除了“棋所”制度，各家交还俸禄，棋士的生活骤然贫困。

　　1879年本因坊十八世村濑秀甫联合本因坊十二世丈和第三子中川龟三郎和东京的棋—58—士，结成了日本第一围棋团体方圆社，致力于围棋的复兴。另一方面，去林家当养子的秀和之子本轩坊十七世秀荣目睹本因坊门的困境，便再次继承本轩坊名号，与方圆社对峙，双方一起推动了棋界的繁荣。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曾记述了当时日本围棋普及的情况，“围棋最多高手，豪富子弟风雅士夫无不习之者，良朋夜宴酒酣兴豪则楸枰罗列矣。”在《日本杂事诗》中也有诗为据“醉吸琼浆数百杯，手携楸局上霞台，烂柯莫管人间事，且赌瀛洲玉袜来。”而此时的中国棋界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势衰微，棋运不振。至本世纪初日本六段棋手高部道平来华，使中国一流棋手纷纷落马，日本围棋水平已超过了中国。

　　棋院成立

　　这以后涌现出一批围棋结社，如裨圣会、中央棋院、六华会等。经多次分化组合，终于在1925年春，整个棋界合为一体，成立了日本棋院。棋院本部设在东京，并在各地设若干分院。棋院发行围棋杂志、书籍，培养棋手并确立了段位制度。日本棋院的成立，结束了少数世家垄断棋坛的围棋门阀体系，鼓励棋手们自由争锋，有力地促进了棋艺的提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久若干名手退出棋院，推雁金准一为盟主，结成棋正社，并说服《读卖新闻》社，向日本棋院提出挑战。本因坊二十一世秀哉为棋院一方与雁金准一的决战，使全国的围棋爱好者欣喜若狂。以此为契机大大刺激了围棋界，使之进一步兴旺起来。厮杀结果，秀哉获胜。其他的对战也因棋院有一批以木谷实为首的年富力强的新秀，致使棋正社败北。1927年《朝日新闻》社登载了大手合(日本棋院的升段赛)比赛情况，其它报纸也纷纷开设了围棋专栏。围棋在日本一步步扎根于一般群众之中，确立了稳固的地位，迎来了黄金时代。

　　清源时代

　　1928年只有14岁的吴清源东渡日本，1933年与59岁的秀哉名人较艺，破天荒使用了第一、三、五手下在“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这是对道策以来日本传统布局理论的一次挑战。这场颇有中日对抗气氛的恶战历时三个月，在日本轰动一时。结果因种种非技术的原因，吴清源以一子之差负于名人。但是，除本因坊一门外，大多棋手公认吴清源应该是真正的胜者。此外吴清源打破了日本传统围棋理论的束缚，成为当代围棋理论的开拓者。1937年秀哉名人引退，把本轩坊名号转让给《每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又决定捐助日本棋院，设立由全体棋手参加以实力争夺本因坊称号的冠军赛。这就是现在每年一度的本因坊战。

　　1939年《读卖新闻》社筹备的“打入制十局棋”，也以木谷实与吴清源的交锋开始了。出人意料，吴清源在第六局就以5：1一边倒的成绩击败了木谷实。所谓“打入制十局棋”就是双方积分相差4时(如4：0、5：1、6：2)即使不满十局，比赛也算结束，积分高者为胜，败者要降低棋份。1941年雁金准一出战吴清源，吴氏以4：1领先，到关键的第六局时，比赛因故中止了。

　　1943年当时执黑无败绩的后起之秀藤泽库之助(后改名为藤泽朋斋)定先与吴清源对垒。舆论预料不及十局吴清源就要败阵，但出乎意料，到第七局，吴竟然以4：3领先，后三局藤泽连胜。当时以十局棋总比分战胜吴清源的只有以定先6：4取胜的藤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5年5月，日本棋院被美军炸毁，战败初期的棋手们再次陷入了苦难时代。

　　战后的日本棋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围棋人口不断增加，新闻棋(由报社举办的棋赛)也得到了恢复，逐渐迎来了日本围棋的鼎盛时期。1949年藤泽库之助在大手合中成绩优异，第一个晋升为九段。吴清源以十局棋破桥本宇太郎和岩本熏，1950年由日本棋院赠与九段。同年9月桥本退出日本棋院，创立了关西棋院。1951年10月围棋界盼望已久的吴清源与藤泽的十局棋为棋迷们所瞩目。吴清源依然很强，以7胜、2负、1和的比分击溃藤泽。1954年坂田荣男先相先前来讨战，结果吴氏以6：2获胜。1956年吴氏又以击败当时日本的一流棋手，在日本棋坛占居绝对优势。有人说：“吴清源如能参加本因坊战(因国籍问题吴氏不参加本因坊战)肯定稳操胜券”。吴氏每年要与应届本轩坊冠军下三局棋，这几乎成为定例，而且总是吴氏取胜。吴清源成为高居于日本棋坛之上的超级棋士。

　　围棋事业的发展

　　随着围棋事业的蓬勃发展，每年一届的本轩坊战已远远不能满足棋手们的夺魁欲望。在这种形势下，为选拔空位已久的“名人”，1962年《读卖新闻》社举办了首届由职业棋手参加的“名人战”。这是与本因坊同等级的冠军赛。其它职业棋手赛还有《产经新闻》社主办、1963年开始的“十段战”和新闻三社联合主办、1975年创设的“天元战”。1977年《读卖新闻》社又创立了奖金规格最高、荟萃群星的“棋圣战”。再加五十年代开始的“王座战”，1976年开始的“碁圣战”(为区别于“棋圣”，中国一般称其为小棋圣)，合称为日本七大头衔。

　　中国围棋和日本围棋的区别

　　实际上，日本围棋与现在中国围棋还有一些细微差异，也是反映了中国唐朝围棋的特点，比方说黑先。明清以来中国围棋的习惯是白先，但是从《忘忧清乐集》中的棋谱来看，唐宋围棋以黑先为主。还有“目”这个字应该也并不是日本自创，中国的古籍中也有“目”。汉桓谭《新论》中说到围棋时有“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目”(也有作‘罫’与目同义);梁武帝《围棋赋》中有“方目无斜，直道不曲”，用“目”表示一个方格是中文中常见的，如“纲举目张”。现在口语上还常常习惯把数叫做数目，目即数，点目即点数。另外，“目”和“道”、“路”一样都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单位，“目”是最小一级军事单位，古代军队中所谓的“头目”即是“目”这个单位的头。围棋模仿战争.以军队的名称借用是很正常的。

　　唐以前多用“道”，宋以后通用“路”，唐朝时大约多用“目”和“枰”，日本围棋传自唐，因此不用中国在宋以后才流行的“路”。另外我们应该可以注意到《敦煌棋经》中棋写作“碁”，而宋朝的《忘忧清乐集》中是“棊”，现代为“棋”。日本用“碁”正表明了它传入时的特征。

　　中国大陆采用数子法，吴清源老先生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科学的方法。中国台湾省采用数点法，目前只在台湾岛上使用这种规则，极为麻烦。日韩均采用数目法，也是目前争议较大的方法，存在许多不合理性。目前通行的方法是：在哪个地方比赛，就采取哪个地方的规则。在中国大陆比赛时就采用数子法，黑棋贴7.5目，在日韩比赛就采取数目法，黑棋贴6.5目。

　　规则是黑贴二又四分之三子 但是日本规则规定，胜负是以“地”的多少来决定的。中国规则则是以生存于棋盘的总子数。其中包括“双活棋”的子数的多少来定。因此，计算同一盘棋的胜负，用不同的规则就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局面相当细微并且只存有一个“单片劫”时，日本规则是只要打赢该劫便可多得一目“地”,单官与最后计算“地”的多少无直接关系。中国规则由于是以总的活棋子数来定胜负(包括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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