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协助侵华日军的中国伪军数以百万计。战争结束后的统计表明，被共产党军队消灭的伪军达118万人，被国民党军队收降的伪军达146万人，而日军向中国抗日军民投诚者仅746人。比例接近于3540∶1。
在苏联，和德国军队一起作战的苏联伪军超过100万。而在德国方面，参与苏联卫国战争的德国人只有一批协助苏军进行战地宣传的德国战俘，总数不足万人，他们在1943年在苏联的战俘营里在苏方的旨意和安排下组成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合会”这两个反战组织，承担起了对德军作弃战宣传，瓦解本国军队士气和斗志的任务，目的是协助苏军取胜并及早使德国人民摆脱纳粹的统治。
1943年2月，赫鲁晓夫在血战后的斯大林格勒目睹了由冻死、战死、病死的德国青年组成的尸堆。其中很多干尸的衣服和鞋子都早已被人扒走。赫鲁晓夫说：“我无法再去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一些活下来的德军战俘在苏军的倡议下组建了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联合会”。
我曾经尝试寻找这样的特殊老兵，但一直没有成功。但是我后来在图书馆里查到了一篇简短而有价值的回忆，其作者当年不仅作为战俘参加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在德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重孙，名叫海恩里希。海恩里希出生于1921年，大战期间是德军的战斗机飞行员。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1942年8月30日，我驾驶的战斗机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被高射炮火击伤，被迫降落到了俄国人的机场，于是我成为了苏军的战俘。1943年1月底，外面突然传来消息说包围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共9万人都投降了苏军，24个德国将军全成了俘虏。战俘营中一个和我很熟悉的俄国军官问我：“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回答说：“我只有在这里亲眼看到这些人才会相信，我认为一个30万人的德国集团军投降苏联是不可能的。”那个俄国军官笑着说：“看，你到现在还是个法西斯。”
后来我生了重病。一天我在发烧中醒来，卫生医疗官跑来告诉我：“快去看呀，被俘的将军们来了。”他把我扶到窗口并帮我把玻璃上的霜轻轻刮掉。隔着窗户我看见了一群德国将军昂首阔步地从战俘营的大道上走来，穿着红裤子和皮大衣……我开始支持并参加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开始反对纳粹。从此，我们被视为德国的叛徒。
我们对德国人民这样说：如果只有靠盟军的武力才能颠覆希特勒，这就意味着帝国的终结、民族的肢解，除了我们自己，我们无法要任何人对此负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机会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摧毁希特勒。
我曾经两次作为战地宣传员跟随苏军上了前线，一次是在1943年秋天去乌克兰地区，另一次是在1944年末，那次我离开了莫斯科，跟随第2白俄罗斯集团军前往德国，任务是在前线用喇叭向德军喊话宣传……在进军途中，我亲眼看见了苏军在德国东普鲁士的可怕的暴行。俄国人要求我告诉“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弟兄们说：这些罪行是穿苏军制服的德国人干的。这种事我当然不能干。
在这次随军行动中，海恩里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选择了捍卫正义，却又无法捍卫正义。一方面，“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被当时的德国舆论视为卖国贼组织，面对狂热而偏执的民众，他们这一小群决心与纳粹决裂的前德国军人完全没有了祖国归属感；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转化是以战俘身份完成的，这使他们根本无法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他们只能跟随逼近柏林的苏联大军声声唱和，同时必须在面对苏军对德国平民所犯罪行时三缄其口。作为“德意志民族英雄”的俾斯麦宰相的重孙子，海恩里希的处境无疑是尴尬的。
比海恩里希更不好做人的是曾任德国第6集团军参谋长的塞德利茨上将。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成为了苏军的俘虏。1943年9月，他在苏军的控制下组建了反战的“德意志军官联盟”和“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很快，纳粹法院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他被判处死刑。1955年，“死刑犯”塞德利茨随着最后一批被苏联释放的德国战俘返回到了家乡菲尔登。
菲尔登是“二战”老兵聚会怀旧的主要地点，前党卫军成员在战后的最大集会就曾在这里举行。在这种环境下，他作为前“瓦解人员”的领袖，其处境之窘迫可想而知。他的女儿回忆说：尽管战争过去已经10年，父亲在家乡仍然没有任何朋友，包括以前的熟人和同事都拒绝和他往来。人们仍然像战时一样把父亲视为叛徒，后来他被迫远离家乡，把家搬到了北部的不来梅市，在那里郁郁而终。
由此不难想象，那些躲在苏军战壕里用喊话方式对本国军队做弃战宣传的德国战俘们究竟起到了多大的瓦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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