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
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旧话重提。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个环节稍作梳理。说来并无新鲜材料，均见载于《鲁迅全集》。然《全集》虽非稀见，有些发议论、抒感慨的人却好像不大查阅。鲁迅身后，大家针对他说了太多的话，众声喧嚣之中，也许应该听听当初鲁迅自己对此如何说法。
《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王元化为此书所作序文则云：“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不如先来“认真调查研究”一下《鲁迅全集》。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婴著书、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读到。据周海婴《一桩解不开的心结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一文，周建人说那番话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鲁迅全集》出版时，他还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致曹白信(注明“由鲁迅拟稿，许广平抄寄”)云：“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此乃鲁迅首次提及“转地疗养”，的确出自须藤的建议，但显然并未指定日本。鲁迅自本年“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六月十九日致邵文熔)，六月六日起连日记都停笔了，至三十日才又续记。所以说“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七月六日，鲁迅致曹靖华：“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这里首次提及出行时间，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当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但讲“大概”、“但未定实”，说明还在考虑之中。
七月十一日，鲁迅致王冶秋：“医生说要转地疗养。……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现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离东京近，就不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岸。那时再看罢。”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鲁迅自己比较若干可能的去处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旨在安静养病，不受打扰。仍讲“还没有定”，却已与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现在所顾虑的主要是入境问题。然而因为病情缘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迟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讫。”治疗暂告一段落。但十五日日记即云：“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同日致曹白信(注明“鲁迅口述，许广平代笔”)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结，据医生说：结果颇好。但如果疲劳一点，却仍旧发热，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静养的原故，大约总会渐渐地好起来的。”十六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再注射。”鲁迅再次陷入“还不能离开医生”的境况。十七日，鲁迅致许寿裳：“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迩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鲁迅日记：“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讫。”治疗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行期由“本月底”推迟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记：“上午邀内山君并同广平携海婴往问须藤先生疾，赠以苹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即为我诊，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进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发热，则由于肋膜，不足为意也。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医生已说可以随便离开上海，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所向之处，却尚未定。……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这是鲁迅病情最乐观的一段时间了，已经说“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具体原因，他讲得明明白白。
鲁迅去世后不久，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与此正相符合：“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绕缠。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在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指家里的人)当翻译了。’他说。‘我想告雨来帮忙吧，她暑假里在东京反正天热，不读什么书，有些事情她可帮许先生应付。’我说着。……‘不，她从东京赶去路太远，过些时再说罢。’他婉辞谢绝了。”所提到“雨”即许粤华，笔名雨田，黄源当时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学。
八月七日，鲁迅致曹白：“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诉人，因为每人至少总有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对他说，那么，给一个人知道，数天后就有几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况上，颇不方便。信件也不转寄。一者那时当停止服药，所以也得更减少看和写;二者所住的地方，总不是热闹处所，邮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同日致赵家璧：“我的病又好一点，医师嘱我夏间最好离开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但就在这一天，日记云：“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自此先是须藤助手钱君，继而须藤自己每日来注射，鲁迅又复“不能离开医生”了。
八月十三日，鲁迅致沈雁冰：“说到贱体，真也麻烦，肺部大约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还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大约这里的环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也是使病缠绵之道。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同日日记：“夜始于淡[痰]中见血。”病情更严重了。
八月十六日，鲁迅致沈雁冰：“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急中开口。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倘在中国，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莫干山近便，但我以为逼促一点，不如海岸之开旷。”则赴日本的念头并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终没有明确说出一个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鲁迅致赵家璧：“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来。”次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于是又一环毕，且赠松鱼节三枚，手巾一合。”但二十三日日记云：“九时热七度八分。”二十五日致母亲：“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这是鲁迅最后一次预计出行时间。
接下来他提到此事，就显得更加悲观，八月二十五日给母亲写信后，“须藤先生来诊”，当日致欧阳山：“我比先前好，但热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说不定何时可以旅行。”二十七日致曹靖华：“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至于吐血，不过断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但因此不能离开医生，去转地疗养，换换空气，却亦令人闷闷，日内拟再与医生一商，看如何办理。”二十八日致杨霁云：“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八月三十一日，鲁迅致沈雁冰：“我肺病已无大患，而肋膜还扯麻烦，未能停药;天气已经秋凉，山上海滨，反易伤风，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先前还说“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现在取消计划，或与前一日日记所载“下午须藤先生来诊”不无关系，亦即鲁迅所说“再与医生一商”。黄源《鲁迅先生》则云：“因为热度始终未退，医生不准他远行。”
鲁迅此后几封信里，所说都是这个意思，如九月三日致母亲：“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去休养了。”七日致曹靖华：“至于病状，则已几乎全无，但还不能完全停药，因此也离不开医生，加以已渐秋凉，山中海边，反易伤风，所以今年是不能转地了。”十五日致王冶秋：“我至今没有离开上海，非为别的，只因为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爱住，但冬天气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
以上就是鲁迅拟议赴日疗养，而最终未能成行的始末。由此可知，周海婴转述周建人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以及王元化所说“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并非事实，不能构成推论的前提。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致许杰信所云：“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国报上如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也不难理解：既然没有去成，自不愿别人以此作文章。
顺便说一下，其后鲁迅欲迁居法租界事，他自己也有解释。十月十一日，鲁迅日记：“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十二日，鲁迅致宋琳：“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
我讲这些，只想说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此而已。有朋友说，“种种迹象表明，他内心已经预言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并‘提前’表明了自己不屈的姿态。”对此恕我稍有异议。我觉得鲁迅大概预言不了将近一年之后发生的事，他赴日疗养的打算即可视为一个例证;当时局势非常复杂，不光鲁迅，就连包括当轴诸公在内的其他人同样也预言不了。鲁迅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就在这年十月十九日辞世——仅仅二十一天前，他还在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信中说：“我前一次的信，说要暂时转地疗养，但后来因为离不开医师，所以也没有离开上海，一直到现在。现在是暑气已退，用不着转地，要等明年了。”然而鲁迅已经没有明年了。这是他笔下我读了最感辛酸和绝望的一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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