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军事跟宋代的积弱相比，其实是有自己高明的一面的，尤其是大明时出现的红衣大炮，曾在军事作战中发挥中强大的作用。在北宋开始就已经到了比拼军事技能和兵器的时代了，但是在明朝面对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股农民军的内线战场上，还是有一批引领风骚的大明军事领袖在坐镇，所以大明在剿灭农民军时曾打得十分顺手，但是到了崇祯时，在军事上的这一脚却没踢好，为大明的覆灭埋下了致命的隐患。那么明朝末年的大好战局是被谁毁掉的呢?

　　1　上面两章，纷纷扰扰自笔端走出的，是皇太极与林丹汗两位大漠英雄的一点家国情事。我们知道，历史是一种立体声。其实，这时关内的中原大地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惊涛骇浪的大事情。所以，这一章我们仍然要返回去讲，决定明朝势力潮起潮落的对西北农民军的进剿，那是一个令许多的大明朝历史粉丝们扼腕长叹的关键棋局哦。

　　崇祯八年(1635年)元宵节，农民军各部在河南召开了著名的“荥阳大会”。紧接着，“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农民军主力就袭据了明王朝的“龙兴”之地中都凤阳城。这样，农民军各股便在凤阳城中大口地吃肉、大碗地喝酒，随处在朱家帝王祖先的皇陵、享殿上大大咧咧地大小便。随后，更在凤阳的地面上恣意地烧杀了三天三夜。这对于朱家一向威严的皇权是一次相当严重的挑战。

　　不过，这时候，作为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却跟张献忠反目了。他们反目的动机，十分之简单。明朝是一个十分奇怪的朝代，这个朝代的男子，上至万历那样的帝王，下到打家劫舍的高迎祥、张献忠，都性致勃勃地保持着龙阳之好。本次攻打凤阳，张献忠劫获了几个色艺性趣俱佳的小太监，张献忠一试之下，大声呼妙!高迎祥听说了，便派李自成过去问张献忠要一两个回来玩玩。张献忠正在兴头上，当然是不肯了。李自成觉得，自己好歹也是闯王高迎祥手中的一员虎将，向张献忠要一个小猫小狗般的太监都不给，太伤兄弟之间的义气了。这样，两人当时就闹翻了。

　　裁员裁出来的“闯王”李自成如此，憋了一肚皮闷气的李自成，便鼓动高迎祥第一个破坏了不久前在荥阳结下的同盟。高迎祥领着李自成跟张献忠不辞而别，呼啸着跑到陕西找罗汝才了。

　　由此，李自成、张献忠这两位大师级的造反首领便结下了终生的梁子。

　　后来，黄虎张献忠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起高颧鸱目曷鼻的李自成，张献忠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呸，呸，这个丑八怪!这个白眼狼!不要在我的面前提到他哦，想起他我就会恶心三天!因此，后来两人的关系一直是“当面笑嘻嘻，背面下毒手”的。

　　接下来，便是崇祯八年(1635年)的六月了。农民军中的顶尖高手李自成领着乱世王蔺养、过天星张五几个草头王在甘肃真宁湫头镇与进剿部队的一场乱战中，更使朱由检政府军痛苦地失去了一个从战火中淬炼出来的战神——军中名将曹文诏。

　　痛定思痛的朱由检开始检讨自己在西北战区的进剿战略。他大手笔地把杨嗣昌、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一批颇有本事的政治人才陆续从幕后推向了前台。由此，朱由检迎来了自己政治军事生涯中又一个政治小阳春。

　　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洪承畴手下当时有两个出色的战将：一个是已故大明总兵曹文诏的侄儿曹变蛟，另一个则是拐骗了李自成老婆、刚刚叛逃过来的高杰。

　　复超擢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也赐尚方宝剑的一切特权。当时，崇祯给卢象升配备的左臂右膀，是他过去在辽东战区时的老相识，一个是关宁军小将祖宽，他是在登莱平乱时，一箭射死李九成而成名的。另一个叫左良玉，当年与卢象升同辖于袁崇焕的麾下。

　　当时，朱由检给洪、卢二人的任务是，洪承畴主剿西北，卢象升主剿东南。

　　鉴于农民军的气氛在陕西一省特别飙然，朱由检更起用名将孙传庭为巡抚，坐镇陕西。

　　这其间，在洪、卢、孙三人的用心效命下，大西北战区的军事形势一度相当喜人。

　　洪承畴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洪母傅氏，大家闺秀出身，对于儿子承畴、承畯的要求颇严。因此，洪承畴的一生受母亲傅氏的熏陶至深。洪承畴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二甲进士，先后做过两浙提学道佥事、陕西督粮道参议等官职。

　　洪承畴的崭露头角，应该是他三十七岁时的崇祯二年(1629年)。当时，有一个叫王左挂的农夫，乘隙领了一群饥民围攻陕西的韩城。三边总督杨鹤一时身边无将，便硬着头皮令从未打过仗的洪承畴领了很少的兵，会合一些乌合的乡勇出战迎敌。

　　这一战，洪承畴打得颇为漂亮。他怒马直冲，斩杀敌兵三百人，迫使王左挂乘着雷雨之夜悄悄地撤围而去。国家用人之际，以洪承畴那样的机变之才，自然得到了三边总督杨鹤的大为赏识。次年杨鹤即举荐洪承畴出任延绥巡抚，成为了杨鹤军事行动中最得力的干将。

　　但洪承畴这人，跟一般新上任的巡抚有所不同，他在政治军事上有一套自己的成见。

　　当时，崇祯皇帝对于三边总督杨鹤期望很大。杨鹤的军事主张是“剿抚兼施、以抚为主”，高挑了一面招抚的大旗。但洪承畴颇不以为然，洪承畴的军事定略为“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突出的是一把把寒光凛冽的屠刀。

　　洪承畴的想法很实在。乱世草头王横行的荒年，心怀不轨的惯匪悍匪比比皆是。曾经的良民，在浊浪滔天的江湖间混上数年，人心大抵都会变得凶悍。洪承畴认定：对于那些屡降屡叛的叛军首要分子，就必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他们。“乱世用重典”，这才是靖安剿匪的基本对策。

　　因此，洪承畴的每一场大战下来，都会对归降的人员进行甄别。只给走投无路的初犯人员一个改正的机会，其他人等，一律格杀勿论!

　　当时，死于洪承畴刀锋下的起事人员多达数万。

　　讲起来，杨鹤也是一个笃实的君子。他对于洪承畴的自行其是，竟然是优渥能容。洪承畴的一番血腥杀戮下来，陕、晋、豫数省造反的农民军听闻洪承畴的声名都会下意识地打一个寒噤。洪承畴所率领的“洪兵”渐渐成为崇祯在西北大战区与农民军的厮杀中，最得力的一支人马。

　　洪承畴成名的时间早于卢象升，他于崇祯四年(1631年)接替杨鹤，登上了三边总督的大位。

　　卢象升另一位农民军的克星，卢象升，字建斗，号九台，南直隶宜兴人。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曾任大名知府一职。卢象升的军事基础是在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民兵基础上重组了一支强健的“天雄军”。

　　从表面上看，卢象升不过是江南的一介文弱书生而已。可卢象升是天赋异禀的。现代人黄裳于1986年到宜兴去游玩时，讲他看过卢象升从前用过的一把练功刀，虽铁锈斑斓，却通体作古铜色，有136斤重呢。明史上也说：“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这说明卢象升是文武皆备的。

　　卢象升自崇祯六年(1633年)，始加入到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军的大厮杀之中。可卢象升在前线名声的崛起，却相当迅捷。他作战的风格与义军中的枭雄人物李自成颇有几分相似。每临苦战硬战，卢象升即常常斥喝有声地身先士卒。虽刀如簇、箭若雨，也绝不后退一步。因此，常常得部下们的死力相拼。

　　为此，山西、河北一线，与卢象升交过手的农民军们纷纷相互告知：临阵千万避开“卢阎王”!卢象升的声名由此竟在敌对双方的阵营中渐次远扬了。

　　此番，洪承畴在前敌需要一个唱搭腔戏的拍档。崇祯与洪承畴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敢拼敢打的卢象升。历史的际遇，终于把卢象升推上了五省总督的高位。

　　2　崇祯八年(1635年)底，高迎祥、李自成从陕西转回河南，与张献忠等合营于灵宝。

　　合兵后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三巨头，身后簇拥着扫地王、闯塌王、整齐王等一些草莽英雄，一时竟有着三十余万群众的茂盛。高、李、张三人就闹哄哄地领着这一支乌合的人马，到洛阳城下去耀武扬威。

　　卢象升预先就在洛阳城外的野地中布阵等待着。

　　农民军连营百里的兵势，差一点就要把卢象升的两万官兵淹没了。可卢象升硬是咬紧牙关，顶住了这巨大的军事压力。

　　卢象升在政府军中的箭法一向是颇有名气的。这一回，卢象升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领着亲信副将李重镇、雷时声等人，与一队弓箭手，像滔滔大浪中的一排整齐的木桩，岿然不动。接着，卢象升的弓箭手，即寒光飒爽地射出了一阵阵黑色的箭雨。

　　这个阶段的农民军，在大规模的联军作战上，经验缺乏，战争不讲究章法，但凭一己的热血之勇。每逢大战，高迎祥、李自成喜欢的仍然是大呼小叫、横冲直撞的群殴战法。因此，在实际的战术运用上，与高素质官员领兵的政府军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当时，农民军在卢象升强弩的劲射下，很快就黑压压地躺下了近千具尸体。

　　农民军最初的攻势是狂风怒号的。慢慢地，跑在最前面的新兵蛋子们害怕了。义军的大队人马伊始畏缩地往后退。

　　这农民军的群殴战法，最讲究的就是一鼓作气。气竭之下，这刚刚合股的农民军，立即就大坝溃堤似的水流四散了。

　　卢象升紧咬住张献忠一股不放。卢象升穷追张献忠至河南的嵩山、九阜山。张献忠实在是跑不动了。卢象升即冷静地下令总兵祖宽的关宁铁骑肆意蹂躏张献忠部。

　　这就是令官军神情为之一振的“汝西大捷”了。

　　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卢象升在安徽凤阳召开了一次中原军事长官的军事会议。会上卢象升制定了自己的剿匪宗旨：“酌缓征之宜以延民命，勤修废之役以奠民居，通山泽之利以济民穷，戢刁告之风以降民害，禁差拘之拢以安民生，广招垦之术以裕民养，恤行户之苦以资民用，严驿递之归以苏民困。”抚战的根本还在于给民众一条活路。

　　当时，农民军大队趁着卢象升在凤阳一带休整，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重新邀集了闯塌王、摇天动等七路义军，近十万人汹然大势地围攻安徽的滁州。

　　太仆寺卿李觉斯、知州刘太巩这两个书生，把滁州城守得相当牢靠。高迎祥、张献忠近十万人却拿不下只有区区数千羸弱之兵守着的滁州城。恼羞成怒的高迎祥、张献忠流氓无产者的残酷本性发作了。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讲：“癸丑，贼退，掠邨落山谷妇女数百人，裸而沓淫之。已，尽断其头，孕者则刳其腹，环向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秽淋漓，以厌诸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视。”

　　卢象升这一阶段与农民军作战，最大的特点即是奔袭与野战。

　　大明火枪骑兵卢象升在“雪花片片大如席”的恶劣天气下，领着小将祖宽、罗岱的三千关宁铁骑，五昼夜人不离鞍、马不摘铃驰援滁州。

　　卢象升与高迎祥、张献忠的农民军猝然撞击于城东五里桥。

　　祖宽乘骑着一匹毛色纯白的科尔沁蒙古马，陷阵先登。

　　农民军中的闯塌王、摇天动两人欺卢象升带来的人马不多。就卖弄着身段，双双拍马向前径取卢象升。卢象升那一把劈头盖脸而来的大刀，是何等的沉勇有力。摇天动一格之下，双手发麻，抬举无力，即情知不妙。一瞬间，摇天动那一颗上好的人头即已滚溜溜地掉在了地上。卢象升马势已疲，仍顺势跃上了摇天动咴咴嘶叫的骏马，挥刀更加奋勇地杀戮拦截的敌人。

　　这一回，高迎祥、张献忠仍然不能抵住卢象升锐利的攻势。农民军的阵势，像一阵狂风骤雨过后的山体滑坡，一整个营队接着一整个营队地坍塌了。

　　滁州城内的官兵也乘势掩杀而出。

　　农民军损失惨重。史册上说：“横尸枕藉，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

　　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闯塌天等一班农民军魁首，在河南被卢象升修理到心惊肉跳。后来，便从郧阳悄悄地渡过了汉水，并由此融入了郧阳至陕西一带的深窈幽僻的寥绝大山中。

　　当时，有一个叫张缙彦的户部主事(这个人后来十分荣幸地做了大明朝的最后一任兵部尚书。后来，又相继投靠了李自成与满族人，是一个典型的变色龙)，谈到过农民军的活动特点。他认为：“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贼之得计在以塘马战而老营避，在以火光近而真营远，贼之失计在行营不知备，截杀不相救。”

　　高迎祥部在汉中的丛山中大约潜伏了三个月。他的部下纷纷闹情绪了：高哥，这样长期清汤寡水地待在山沟沟中，与官兵躲猫猫可不是一个好法子，弟兄们耐不了这种苦日子，开小差的不少，再这样下去，还闹他娘个鸟的事哩。

　　高迎祥迫于部下们吵吵嚷嚷的压力，终于复出临潼、汉中一带打家劫舍。

　　洪承畴、孙传庭在暗中等待这个机会很久了。

　　周县至黑水峪，骁雄高迎祥在这里被祖宽一战成擒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闯王高迎祥于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的马朝地方，掉进了洪承畴、孙传庭精心设计过的伏击圈中。

　　祖宽奉命驰援。洪承畴在发出进攻令之前，拊着祖宽的背部讲：“首贼闯王骁雄，屡被辽兵杀败，由湖广越汉中焚掠，秦中必须汝等秉力合剿，方可荡平。”

　　高迎祥在孙传庭、祖宽的夹击之下，大败亏输，一溃百里。

　　当时，溃败后的高迎祥仅带了少数的亲兵，蛰伏在盩厔的黑水峪中，试图躲避官兵的搜索。但是，后来，高迎祥实在饿得不行了，这一小队人便借着月色摸进了山田间，到民居中寻找食物。侦察队刚刚把消息报到，祖宽即迅速地领了亲兵出袭。高迎祥这时饿到全身发软，哪有搏斗的气力。祖宽一个交锋，即将高迎祥震落在了地上。

　　被俘后的高迎祥，后来被送到了京师，在大明君臣的一片欢呼声中，寸磔而死。

　　高迎祥的死亡，对于当时农民军的士气是一种相当严重的打击。

　　3　就在内线作战一片飘红的大好局势下，明朝对清作战形势又有了变数。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委托御弟英郡王阿济格发动了第三次入关军事骚扰行动。号称十万人马的阿济格抢了一批人畜物资后，即原路退回了沈阳。清军的这一次军事行动跟以往任何一次的后果相仿，在明朝的政治上，成为了言官攻击政敌的一种口实。当时，朝堂上管理兵部事宜的是尚书张凤翼，一线的最高指挥员则为宣大总督梁廷栋。

　　后来，有人把阿济格返回时，在塞上树起的一块写有“各官免送!”字样的柏木暗暗地递在了言官的手中。言官们这才蜂拥而上，状告张凤翼、梁廷栋两人贪污受贿、玩敌纵寇，因此罪不可逭。

　　张凤翼、梁廷栋都是曾经在崇祯身边工作过的近臣，岂有不知崇祯忮刻寡恩的脾性?两人思前想后，众矢之的的舆论环境下，似乎也没有其他的生路可走，就先后服毒自杀了。

　　这样，在帝国最吃紧的两个重要岗位：兵部尚书与宣大总督的职位上就同时出现了空缺。

　　杨嗣昌上任兵部尚书之职，卢象升改调宣大总督，崇祯则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犹豫，才最终确定。事实证明，崇祯这一步棋是大错特错了。崇祯把对于边防军事一点都不熟悉的卢象升放到宣大总督的位子，不仅害了卢象升那样一位国家的栋梁之材，也白白浪费了内线战场的大好军事形势。

　　卢象升调走后，洪承畴、孙传庭顿失了一个有力的奥援，农民军得到一个起死回生的喘息机会。为此，后世的时事评论员，曾经点评崇祯的内线战局：“(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

　　4　杨嗣昌，政治思路相当敏捷的人才杨嗣昌，字文弱，湖南常德碴口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杨鹤，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杨嗣昌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身逢乱世，杨鹤、杨嗣昌父子均投笔从戎，颇以知兵识人而闻名于世。

　　杨嗣昌仕途的光辉期也始于崇祯时期。崇祯元年(1628年)，出任河南副使，后升任右佥都御史，曾巡抚永平、山海关诸要隘，以能谈兵而知名于朝野。崇祯七年(1634年)，始出任地方大员，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边军务。旋以其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

　　杨嗣昌此番上任兵部尚书，给朱由检提出了走出死局的三大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公平地说起来，杨嗣昌这人不仅口才好、文笔好，政治的思路也相当的敏捷有效。杨嗣昌之所以要把“安内方可攘外”之国策列在首位，这是因为，大明与大清的军事对峙，从万历末年，经光宗、熹宗至崇祯，历经数十年，耗费了无数的银两，死了不少的人。有见识的战略家大抵已经看清：大明与大清的这一场相持，已经演变成一种持久战了。战争的双方恐怕谁也难以迅速地占尽先机。因此，大明的最高统治者还不如暂且缓和与大清的紧张局势。这样，可以腾出手来专心清理自己的后院，毕竟与强悍能战的大清八旗军相比，农民军的战斗力大逊。

　　为此，杨嗣昌针对当时剿不胜剿的大西北战场形势，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具体军事方案：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巡抚，分剿而专防，是为四正;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为六隅;合之则为十面的天罗地网。这其实也是洪承畴、卢象升提出的“分区负责，重点进攻”之军事思想的发扬与光大。

　　杨嗣昌想打大仗，就需要一大笔令前线将士心生温暖的银两。而朱由检执政八九年，偏偏最为难的就是财政上的有力保障。

　　明朝财政的毁坏，应该始于万历帝的中后期。明朝立国之初，民间的财富很少。朝廷的财政收入，大抵以米、布等实物的征收为主，遇有军事劳役再以征发辅之。这不过是一个大朝廷开国时的权宜之计而已，算不得有特色的财政预算。

　　明朝的开国二祖一过，社会上的经济开始活泼起来。从前以小农经济为本的财政核算体系开始相形见绌。正统年间，开始了从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的转变。至万历初张居正改革，全面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征收全面实施货币化。这种结算方式，应该比实物征收要先进许多。

　　只是万历的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吏治大坏，特权阶层的逃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国家想用的钱收不上来，寅吃卯粮的现象普遍出现，国家的财政体系就开始动摇。

　　万历中后期以降，这个一点点腐烂下去的政权，内忧外患也渐次地严重起来。国家用兵的次数骤增，军费的开支也日益膨胀。从万历末年开始，政府开始在正常的税款之外，额外加征辽饷。天启年间更提高关税、监课及杂项的征收。

　　而且，当初，明朝廷的税赋加派，在内部构成比上也很成问题。政府不管各地区、个体间原有的贫富差别，一律在原有的基础上按百分比增加。这就弄出大麻烦了。有权势的大户人家，无论南北，大抵在政府的各部门建立有自己的人际关系，总可以找到逃脱税收的路子。受打击最大的是北方的一些贫瘠省份的中小户人家。

　　像江南那样的富庶地区，税赋加重了，原本有鱼有肉的中产阶级，这时节，再省减一点，吃一点粥饭，日子尚能对付。可是，对于经济一向脆弱的陕西、山西等西北省份的百姓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了。

　　当年，北方各省份天灾十分严重。无妄的税赋加派，令广大的中小户百姓人家纷纷都活不下去了。西北弄到后来不可收拾的糜烂局面，与当时的税赋加派不合理干系莫大。

　　可是，要想使“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这项军事计划动起来，杨嗣昌仍然只能建议崇祯走再增加税负的这一条死路子。这就好比一个穷饿到了极点的汉子，在路边的溲水桶搜刮腐败的食物充饥。有好心的健康专家提醒：这种吃法恐怕不行哦，你以后会得严重的胃肠疾病死掉的。那饿汉气得大骂：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谁不晓得吃这种垃圾会死人!可我不吃现在就会饿死。我现在吃了，至少还可以保证我明天还在这个世上。万一运气好，再找一份工，我后天就有钱买新鲜的食物吃。现在谁耐烦听你这类的理论家放闲屁!

　　崇祯年间，忮刻治国的朱由检曾经面容萧然地在全国加征过四次的赋税。一次是崇祯三年(1630年)，兵部尚书梁廷栋申请增加田赋。梁廷栋给这次加税想了个名目，称其为“新饷”。政府合计增收田赋银两一百六十五万两。

　　第二次在崇祯八年(1635年)，总督卢象升无钱发饷，再请增加征收军饷。朱由检顺水推舟地将此番加征命名为“助饷”。当时，有几分书生戆态的卢象升一再向朱由检建议：“助饷”必须贯彻富豪多助的原则。但这样的事情，朱由检、卢象升都不可能下到基层去落实。奸官滑吏执行的结果自然又刮去了民间的一层地皮!

　　这一次杨嗣昌建议的是“剿饷”。后来，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嗣昌亲临一线督军时，又提出加征“练饷”。这样，全国的税负增收额，即达到了七百余万两银的总量。

　　如此敲骨吸髓式地搜刮民间财力物力，也可见朱由检、杨嗣昌对于大西北战局破釜沉舟、务求一逞的急切心情了。

　　5　卢象升调出中原后，崇祯起先用兵部左侍郎王家桢顶过一阵子的班。王家桢不胜其力，杨嗣昌便不动声色地推出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杨嗣昌是铁血的主剿派。熊文灿一生为官，妙乎于其心者，唯有一个“抚”字。这抚、战两端的两人，竟然想到平和地坐下来共商国是。无论如何，场面都有一点的滑稽。

　　不过，这才是杨嗣昌心思缜密的地方。

　　崇祯早中期，以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中兴之主自诩。下面的臣子想邀结崇祯的欢心，就必须不按常规出牌，这才跟得上崇祯日新月异的思路。

　　熊文灿的族谱熊文灿在现代人的眼里已经沦为一种笑谈了。不过，当初，熊文灿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却是有过不菲的政绩与声誉。他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进士，四川泸县云锦镇人。崇祯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熊文灿在福建做过一件令朝廷刮目相看的大事，即运用政治手腕成功地招降了赫然大名的郑成功的老爹海盗郑芝龙。此后，更利用郑芝龙的凶狠，翦灭海上横行多年的李魁奇、刘香等各路海匪。因此，他博得了一个既干练又清明的好官声。崇祯五年(1632年)，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

　　王家桢倒台后，崇祯一直在心底盘算着地方上的这几个大员。不久，崇祯便派了一个宫中的太监，借着到广西采办珍珠的由头，近距离地观察熊文灿。

　　那时候，太监们是皇帝身边的红人，熊文灿也是老官僚了，自然懂得知情识趣的服侍。宾主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下相处了十来天。

　　太监要起程回京了。闲谈中，太监突然问起了熊文灿对于大西北战局的想法。

　　熊文灿当时有一点的托大。他心想：中原离两广数千里，中原的焦头烂额，关他熊文灿的屌事!这太监不就想考察一下他的忠心吗?他不妨将就着唱一出高调给这太监看!

　　转念到这，熊文灿大力地在桌子上一拍，“嚁”地一下站立起来。熊文灿破口大骂廷臣庸碌误国，如果崇祯把他调到中原战场上，大局何至于糜烂到如此的境地!

　　太监听罢熊文灿这一番慷慨的陈词，心中大喜。他当即握住熊文灿的双手，感动地说：熊公，真是太好了。说老实话，我这趟来，根本不是采办什么珍珠，而是奉皇上的命令，来考察中原战区未来的最高指挥官的。起先，皇上还怕熊公会有畏难情绪，现在看来熊公真是才大如海，中原的乱局非熊公不足以平息!

　　太监这一番徐徐道来的话语把熊文灿惊得目瞪口呆。熊文灿当时真是把肠子都悔青了。王八蛋才愿意蹚中原的那一潭浑水呢。

　　熊文灿赶紧给崇祯上书，大谈特谈自己的为难之处，希望崇祯可以高抬贵手，饶过自己。

　　其时，杨嗣昌在宫中有一个自己的眼线，叫姚明慕。这姚明慕在宫中的人脉很广，他与熊文灿也存在着一种姻亲的情谊。姚明慕探听到皇帝有把熊文灿调入中原战区的意思，便力劝杨嗣昌在这节骨眼上举荐熊文灿。杨嗣昌当时在偌大一个西北战区，苦于没有一个说得上知心话的人，他立即采纳了姚明慕的建议，竭力推崇熊文灿。

　　这样，崇祯就把熊文灿的上疏看成一种谦逊、稳妥、细腻的美德。崇祯毫不犹豫地下达了熊文灿以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委任状。

　　据说，熊文灿的成行，胸中没有一点的成色。他在经过石痕木阴苍翠的庐山时，便特地向一位叫空隐的得道高僧询问此行的凶吉。

　　两人间的一段对话饶有意思：

　　空隐：“公自度能制贼死命乎?”熊：“不能。”

　　空隐：“诸将有可属大事、不烦指挥而定者乎?”熊：“未知如何也。”

　　空隐：“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听到这样的话，熊文灿悚然心惊。踌躇良久，再问：“抚之如何?”

　　空隐叹然而答：“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但是，空隐的这一番警诫，当时的熊文灿即便是怵然了，又能怎么样呢?

　　后人评述熊文灿一生的际遇，得失荣辱皆扣紧一个“抚”字。生与死的际遇，也不过是一转念间。熊文灿大话江湖，既害了大明的江山社稷，也轻轻地送却了卿卿的一条性命。

　　6　熊文灿来到中央报到。他对于中原战局可是一点底也没有，便在杨嗣昌跟前吐苦水。杨嗣昌体谅他，便向崇祯建议：陕西李自成仍由洪承畴、孙传庭这一对老搭档负责解决。熊文灿只管把张献忠盯死就行了。

　　大家一起向崇祯签订了“下三月苦死工夫，了十年不结之局”之进剿军令状。

　　洪承畴、孙传庭对李自成之战，打得很有气势。

　　孙传庭，字百雅，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明史》中说他：“自父以上，四世举于乡。传庭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他的名扬天下仍起自于崇祯八年(1635年)后，与农民军的拼死厮杀。

　　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新一代闯王李自成，联合过天星、混天星、满天星、中斗星、猛虎、大天王、混天王、争管王等九路人马，循渭河东岸迤逦而行。

　　其时，李自成的军威仍然是雄壮的。大纛拥立，骑士如云，行军的队伍纵横面约四十余里，如行云流水。

　　陕西巡抚孙传庭匿迹于潼关的丛林，做出一种想打人的样子。

　　过天星等九部义军对孙传庭余悸于心。他们看见树林中隐隐约约的孙传庭旗号，便不肯往前走了。李自成灵机一动，便领着大家到汉中去打秋风。这一变，正好着了孙传庭预设在汉中城的道儿。

　　曹变蛟一支伏军尽起。曹变蛟这一支人马不多，虽然未必能吃下李自成这只庞然大物。不过，李自成仍然是吃惊不小。

　　曹变蛟“嗖”地一箭。李自成的胯下良驹即倒毙于旷野的萱草之中。紧接着飞来的一箭，像一只斜飞的雨燕，贴着李自成的脑门冰凉掠过。李自成不敢恋战。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李自成遂以十万之众，朝着防守空虚的四川境内涌入。

　　这样，四川巡抚王维章便倒大霉了。他被崇祯投进大牢，等待秋后问斩。傅宗龙接替王维章巡抚四川。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傅宗龙集合七万川军，从成都气势汹汹地向李自成压去。李自成迫于傅宗龙的威势，选择从川北线返回到陕西。大队走近梓潼，遇上早已等在那里的洪承畴野战军。

　　总兵左光先、曹变蛟眼见到李自成的闯字旗从远处飘摇而来，立即散开成两路的散兵线，从侧翼进行围攻。

　　这一次，李自成挂帅的九路农民联军，后面有步步紧逼的傅宗龙川军兵团。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拼死向前才能杀出一线的生机。

　　交战的双方，均打得既认真又顽强。当时，梓潼的这一场大战，进行了七天七夜。

　　杀红了眼的洪承畴把身边的亲兵召集起来，组成了一支敢死队，往中间一砸!饥肠辘辘的九部农民联军终于顶不住了，各部队你推我搡、纷纷逸散旁边的山间小道。

　　慌乱中，李自成领着自己的老营精锐走入了甘肃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

　　进入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九月间，九部联军的大首领非死即降。只有李自成领着一支不满千人的残军，被围困在汉中的风吼云屯的山壑间，苦撑危局。

　　其时，四川巡抚傅宗龙调动川滇联军，与洪承畴的围剿主力相互配合，把一个汉中的山区地带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洪承畴的用意很明显。时令很快就要进入冬季了，到时候困兽犹斗的李自成，即便是打不死他，恐怕也会冻死饿死。

　　李自成别无选择。他打听到河南一地，尚有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等农民军活动的迹象，他必须采取自杀式的作战手段，坚决地打出潼关，才有起死回生的机会。

　　李自成要闯的潼关南原，在潼关城之南。平野四十里，田塍鳞次，芳草黏天，间或可见摇曳的秋花，尤为娟丽。

　　孙传庭在此设下数万的重兵。每五十里一个强劲的阻截点。屯兵九层，严阵以待。

　　李自成领着不满千人的一支残军，在十月初八日，向这森严壁垒的阻击带发起了冲击。这似乎是一种灯蛾扑火式的攻击。每通过一层伏击圈，李自成都要丢下一些横七竖八的尸首。

　　如是数日，且死且进。损失极为惨重。

　　战到最后一层伏击圈时，是孙传庭亲自在一线把关。孙传庭对于李自成这样倔犟的对手，几乎是心生敬意了。但他仍然冷血地下达了对于李自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绝杀令。

　　李自成潼关血战，身旁仅剩17人孙传庭注视着李自成领着残存的百来个“血人”，安静地骑马向明军阵地走来。孙传庭沉着地把战刀从刀鞘中缓缓地抽出，做出一种随时跃然攫人的姿势。孙传庭判断：其时的李自成应该是疲惫至极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旷野间云气勃勃涌起，浓雾骤雨。对面加速冲来的李自成一队人马变得若隐若现。下一刻钟，瓢泼大雨就倏忽而至了。

　　孙传庭四顾皆是滂沱如银海的雨雾，旷野在一瞬间即变得深杳叵测。

　　孙传庭直觉到这一回恐怕又要坏事。他嘶声地喝道：放箭。一定要挡住李自成!千秋功名在此一举!

　　可是，李自成还是在漫天雨雾的掩蔽下，从百战骁将孙传庭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出去!

　　风雨倏地走过，天气变得明朗华美，碧天濯洗后映彩流霞，众峰尽出。孙传庭立即跃出阵地去打扫战场。他发现这一群被箭雨射毙的农民军脸色甚是安详，内中独独走了李自成。

　　其实，从孙传庭的天罗地网中漏网而脱者，并不仅仅只有李自成一人。其他一些幸存者还有刘宗敏、田见秀、谷可成、张世杰、李过、李锦、高一功、张鼐、李双喜、李弥昌、任继光、王虎(王文耀)、刘汝魁、张能等，加上李自成，合计十八人。只是这个时期，这一班幸存者的名气还不够大。明朝的官僚们必须要在数年后，才可以见识到这一批混世魔王的捅天手段。

　　此后的数年中，李自成担惊受怕地蛰伏于秦、楚、豫三省交界的崇山密林之中，连呼吸的频率都是小心翼翼的。这时，李自成只有一个信念：坚持活下去，只要人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7　这个时期，曾经在南方呼风唤雨的总理大人熊文灿来到了满目疮痍的北方。他的一个最大问题，还在于对敌斗争经验的不足。因此，熊文灿仔细研究了一下中原农民军的布局。他发现中原农民军虽然夸耀“楚豫十五家”，但真正的狠角色，也不过是张献忠、革左五营、罗汝才、刘国能寥寥数人而已。而过去的卢象升之所以很能打，却是重用了左良玉、祖宽两个辽将。

　　左良玉的京剧脸谱为蓝色，民间对他的看法亦正亦邪熊文灿赶紧给崇祯打报告，要求以左良玉的两万虎狼之兵为自己的直属纵队。

　　熊文灿是崇祯十年(1637年)到安庆走马上任的，熊文灿的本意是一心想笼络住左良玉。可是，像左良玉这样的丘八武夫，平生最怕的两个字就是“约束”。

　　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自幼丧父，由叔父抚养成人。史书上讲他，“长身赧面，骁勇，善左右射，目不知书，多智谋，抚士卒得其欢心，以故战辄有功”。左良玉是一个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而起的战将，胸府中没有道德文章的束缚，做事也就常常只追求结果，不苛求过程。

　　当时，崇祯的朝廷欠饷相当严重，各战斗队伍的很大部分开支都需要自行筹备。所谓的自行筹备，说白了，就是各部队的最高指挥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下属到民间去抢劫财物而已。

　　左良玉对于部下的劫掠行为也是颇为泰然的。“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谕之云：汝只为我杀贼耳。鄢陵之役，所得货宝，俱赏士卒，而己纤毫不取。” 其时，兵痞们的杀人越货，在许多农民军与政府军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最令人觉得悲哀的是，一般的劳苦大众，他们在黑暗的现实中待久了，对于是非善恶的判定也会发生畸变。清代的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曾经喋喋不休地报道过，左良玉的“英雄事迹”：

　　有一次，左良玉在橘绿枫丹的季节，驻军在楚豫一带休整。有一位读书人哭哭啼啼地找到左良玉告状：说是有一位兵爷把他的老婆抢跑了，在这之前，他们夫妻却是恩爱无比的。左大帅一时看着这白皮细嫩的小秀才颇为顺眼，便让副官陪着他到军营中去找寻。可是，过了一会儿，小秀才又哭丧着脸站在了左良玉的跟前。

　　左良玉问：没找着吗?小秀才答：找着了。左良玉奇怪：找着了干吗还像死了老子似的，站在咱家的跟前?小秀才哇地一声又哭开了：人是找着了，可是娘子在兵营中跟着兵爷过了几天爽歪歪的日子，嫌我穷，竟然不认我了。

　　当时，左良玉身边的一班佐僚听到这里，“哄”的一声全笑了。

　　左良玉笑吟吟地骂道：你这王八羔子小秀才，还真能遇上这种怪事哦。左良玉问那秀才：既然你一口咬定是你的娘子，身上是否有什么特殊的记号呢?秀才回答：有，左边奶子下有一颗黑痣。

　　左良玉的兴趣上来了，立即把那女子带上来，当着一大帮的佐僚们褪下亵衣，亲自验货。那小秀才所说的果然是不差的。左良玉便很大方地跟小秀才说：女子既然变心了，一时要她改过来，也是难的。不如这样，我这里部下孝敬上来的美女也不少，你能否将就着另找一个为妻?

　　有这样的大好事，小秀才岂有不依的?小秀才当即拜倒在尘埃中。

　　小秀才瞪大了自己的一双豆荚眼，挑拣到一位绝美的女子，心满意足而去。

　　小秀才走出去不到三里地，左良玉的信使即大喊大叫地从后面赶上来了。小秀才发慌：心里想，一定是自己选走了左良玉最靓的女子，这活祖宗肯定是反悔了。

　　但是，信使仅仅只是赠送了一个包袱给书生。小秀才赶紧打开一看，赫然就是他那个已然变心的娘子的首级。

　　小秀才涕泪俱下，万分感谢杀人如麻的左大帅替他这小乌龟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

　　这么一件事情在民间传开，一般的老百姓俱拍手称快!

　　这样的事情在那种黑漆漆、透不进一丝光亮的社会中，数不胜数。从前民间的说书人有一句套语：宁做太平犬，莫做离乱人。做一种乱世中的女子，经历尤其惨痛。

　　基于这样的原因，左良玉当然不愿意与自己的顶头上司熊文灿搅勺于同一口锅中。左良玉便撺掇自己的部将整天在熊文灿的总理府中惹是生非。熊文灿不胜其烦，只好从自己的身边调开了左良玉部。后来，崇祯把黃得功的一支中央禁卫军拨给熊文灿做直属大队使用。

　　8　这个阶段，左良玉仍然是能打的。

　　崇祯十一年(1638年)腊月，晴雪满汀，山河秀丽。南阳的府城中，万家百姓都在准备着除旧布新的事宜。

　　张献忠想去偷袭南阳城，却被左良玉在半途中打了一个伏击。张献忠退走到哪里，左良玉的士卒就像一个庞大的毒蜂群，追踪到哪里。张献忠退到一半的时候，白雪皑皑的空地上再起了陈洪范截杀的一支伏兵。

　　张献忠连中两箭，稍一迟疑，面部又被随后赶上的左良玉部将罗岱一刀砍破。

　　张献忠被打得相当狼狈。不过，幸亏有绰号“一堵墙”的义子孙可望舍命救主。张献忠方退进了旁边的丛林，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

　　此后，张献忠率残部屏息凝神地潜伏于郧襄山区的谷城地面，等待着官军的进剿飓风行动过去。

　　当时，总理熊文灿在南阳大捷之后，并没有采取猛穷追寇的打法。而是“吁”的一声喝止了攻击的战马。熊文灿天生是一个和平分子，他下一步想做的，仍然是从前在广东做大佬时惯用的招抚之法。

　　这自然顺应了张献忠的心思，因为张献忠在南阳一役中损失惨重。左良玉、黃得功等一股股的政府军正在四处搜寻着张献忠的踪迹。此时的张献忠在左良玉、黃得功等各路军头的眼中已经成为了高悬于树梢的一只熟透了的红柿子。

　　这个张献忠搞得比李自成还恐怖，只因为他生前杀人太多了张献忠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汉子，如此，张献忠便派出自己的义子孙可望携带着两块一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直径逾寸的珍珠敬献给熊文灿。

　　熊文灿本来就在心底犹豫不决地考问着一个“抚”字。

　　张献忠既然如此大手笔地破财，释放出自己的善意。熊文灿心底的疑虑也就像平陵冈阜间浮动的云层，在明朗的阳光下消散了。

　　熊文灿立即上书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

　　如此，进入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时，张献忠部便在谷城正式整编成为光荣的政府军的一分子。

　　精于计算的张献忠将自己这支队伍的安置地点，仍然选择在了郧襄山区的谷城。郧襄地区位于湖广、河南、四川三省的交界处。那里高山纵横，河流众多。地理形势复杂多变，民间风气强悍好战。张献忠把自己摆在如此优势的地理上，就获得了战可进、退可守的有利战略位置。

　　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罗汝才也乞降。熊文灿将罗汝才部众安排于上津、房县、竹山、保康等地的郧襄地区。这样，困扰明朝廷多年的中原农民作乱，除了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的“革左五营”，恃仗本地人的优势，亦民亦兵地进行着一些零星的军事行为。神州大地的各路农民军一时间俱降。喧嚣纷扰经年的海内似乎再现了清旷平明的荡荡世景。

　　在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崇祯的评价：占据了那样一个大好的局面，可是作为帝王的崇祯既辜负了国家，也辜负了岁月。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了许多英雄人物，如李自成、张献忠等也被定格在了历史之中，被称赞着也被贬低着。这正是历史的魅力，与众不同的人，从来都不是完人，留给后人的也永远是分不出对错的争议。这也正是历史留给后人的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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