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象里的丝绸之路是一幅“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的繁忙景象，那么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芮乐伟 ·韩森(Valerie Hansen)所著《丝绸之路新史》里的“丝绸之路”，肯定会让你惊讶不已。在这本书里，韩森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她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出版《丝绸之路新史》之前，作为著名汉学家，韩森著有《开放的帝国：1800 年之前的中国》《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等汉学专著。公元前39年，敦煌以东64公里的悬泉，四名粟特(今撒马尔罕一带)使节向中国官员申诉，说卖的骆驼价钱太低了。在丝路往来的高峰时期，粟特人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来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客栈老板、兽医、商人等。
四名粟特使节坚称中国官员支付的是又瘦又黄的骆驼价，可他们交付的是更贵的、又白又肥的骆驼。这些粟特使节对市场价格了如指掌，当价格低于预期时，他们对申诉系统有足够的自信。他们还抱怨称，作为持有有效证件的使节，本来觉得自己在丝路的每一站都能得到免费食宿，可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自掏腰包付饭钱。申诉归申诉，抱怨归抱怨，敦煌官员坚持认为：“粟特人已经得到了合理的报偿。”
这一次纠纷被载入了“文书”。将研究核心聚焦于“文书”，正是韩森有别于其他丝绸之路学者的最大不同。“这些文书先被遗弃，尔后被偶然发现。其独特性在于它们出自社会各阶层之手，而不仅仅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权者。这些文书并非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传后世。”韩森认为，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轶闻性和随机性，“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信息从未被篡改过”。
文书里保存着各种各样的细节，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韩森通过对这些文书的研究，有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发现。她认为，丝绸之路其实是一系列变动不定的小路和无标示的足迹。因为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导，路上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这些蜿蜒的小路在绿洲城市中交会，途经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而建的半独立城市国家。其统治者—无论是独立的还是在中国治下的—都会监管贸易、购买货物、提供服务。一旦贸易穿过无人管理的地区进入这些绿洲，就会被高度管控起来。
汉朝和唐朝在中亚驻军时，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功能。当时的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因此很多贸易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也是丝绸，因此丝绸在西域得以广泛流通。
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贸易;她发现在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中国军队，而非商人。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丝路贸易便兴盛起来;当国内叛乱威胁到皇帝使他不得不召回军队时，贸易便急剧衰落。
“丝绸之路”这个议题自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上上个世纪提出后，已有百多年历史。在《丝绸之路新史》中，韩森旅行的顺序分别是楼兰、库车(龟兹)、吐鲁番(高昌)、撒马尔干、长安、敦煌以及于田(于阗)。韩森选择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切入点：丝绸之路是否如李希霍芬所表示的那样，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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