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士彦于《宋论》点校例言指出：“船山史论两种，成于最晚之岁。盖读史有感，随事触发。初无意于为文，故每篇皆不立题目：而于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均有论列。又自以身丁末运，明帜已易，禹甸为虚，故国之痛。字里行间。尤三致意焉。”的确，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其思想的博大精深，让人望洋兴叹：而把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打并到对传统文化深刻总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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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王夫之史论两种之一的《宋论》，对抗金名将岳飞的刻画和论述，在其少有推可的尖锐批判态度中，直以“岳侯”称之，用惋惜的笔调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和敬意。这固然与他的遗民情结有关，但除却这个成分，王夫之透过历史文化层面反思历史人物[注: 历史人物是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情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的确让后人难以企及。可以这么说，通过《宋论》及《宋论》中有关岳飞形象的论述及精当的评定，我们可以对岳飞有一个基本的全面了解。
而理解了岳飞。差不多就可以比较清晰的了解南宋初宋王朝与金国之间那场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以及当时南宋王朝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同时，理解了岳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了解有宋一代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注: 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 定义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等一系列文化层面的内部运作规律。反过来而言，要全面真实地把握岳飞这一著名的历史形象，也只有把岳飞放置在有宋一代整个文化史下加以观照，才能真正诠读岳飞这一历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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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南宋初，南宋王朝所面临的形势。诚如宋高宗于建炎三年八月所言：“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鳃鳃然……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甚至连主战派的李纲也云：“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务自治，专以守为策。”因此，在“不亡如缕的历史紧要关头，南宋王朝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其可供选择的道路，无非就是战、守、和、逃。面对四者的抉择。宋高宗以一国之主，采取的策略是以逃带守，以守备战；以战为守，以守求和；以和养战，以战保和。
可见，由于各种利益的角逐，宋高宗的战略落脚点始终在放在“和”上。“和”才是是其所坚持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这可从他多次对自己心迹的表白中得到证实，如绍兴十二年三月他说：“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令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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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九年四月高宗与秦桧的对话云：“上曰：‘自顷用兵，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在元帅府时，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桧曰：‘此所以延天命也。’上曰：‘用兵盖不得已，岂可乐攻战。本朝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盖兼爱南北之民，欲以柔道御之也。”’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极力维护和议的秦桧已死，高宗仍对主和大臣魏良臣、汤思退说：“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尝有力。今日尤当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不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
不过，尽管如此，高宗为了更加有效的维护其统治，他并没有放弃“战”这个手段，因为他十分清楚地明白，没有“战”作为后盾，“和”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高宗又经常以“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正赖卿等乘机料敌，力图大功”、“朕怀国家之大耻，竭尽民力以养兵训戎，恢复之事，未尝一日少忘于心”等这样的高调激励将兵在外的帅臣、大将，要求他们积极备战。收复故疆，恢复中原，实现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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