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这是两千多年前，汉武帝于泰山封禅后，亲临黄河决口所作《瓠子歌》。随后，汉武帝令人修筑河堤，堵塞决口，并“沉白马玉璧于河”，祈求河神庇佑。
经过艰苦奋战，黄河位于河南濮阳瓠子的决口终于堵住。这次成功的治河经历也成为汉武帝一生文治武功辉煌的一笔。但其实，黄河改道南流，夺淮入海的“天灾”已持续二十多年。其间，中央政府几乎无所作为，直让“天灾”演变成千里无庐，灾民易子而食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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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策划马邑之谋，试图诱捕匈奴单于，拉开汉匈之间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序幕。次年，黄河即在瓠子决口，梁、楚一带16郡受灾。汉武帝接报灾情后，即命大臣主持堵口。但因水势凶猛，堵而复决。治河，还是打仗?这个问题一定深深困扰过汉武帝。水、旱、蝗、地震、山崩、瘟疫等灾害在古代被看成上天降下的惩罚，以警告代天牧民的皇帝。然而，皇帝渴望建功立业，让匈奴单于对自己俯首称臣，为达此目的，不惜倾举国之力。治河所需的人力、物力也相当庞大，更可能经年累月堵而复决，徒劳无功。治河和打仗，几乎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
汉武帝最终选择了战争。此后，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没再组织治河，只是对灾民进行赈济。在从匈奴人手中夺回河套后，甚至将部分灾民移至新设立的朔方等地，充实边郡。以后的二十年，黄河的决水反复威胁着梁、楚之地的百姓。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操作中，君王的意志往往压倒性地高于一切。皇帝需要开疆拓土，大国需要崛起，那么，民生便是最后的考量。
对这次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水患，《史记》和《汉书》都反复提及。《盐铁论》更描绘了当时灾区的惨况：“(黄河)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梁、楚之地的百姓饱受水患之苦，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二十年，恰是西汉军队开疆拓土、战无不胜的二十年。
元朔、元狩年间，汉军收复河套，将河西走廊纳入王朝版图，并彻底将匈奴人赶到漠北。元狩和元封年间，征讨西南夷，王朝的西南界远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元封年间，对朝鲜用兵，汉王朝的辖境南至朝鲜半岛中部江华岛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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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觉得自己功德圆满，手中的皇权已经无远弗届，于是，带领群臣于泰山封禅。
然而二十年来，巨大的军费掏空了国库，粮食产量却持续减少，决水四溢的梁、楚之地尤甚。汉武帝终于想到黄河决口。封禅后的次年，他来到瓠子督促治河。
追求政治、军事上的功业远胜过对民生的关注，国家一旦有所需求，个体随时可以被抛弃和牺牲。汉武帝的选择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两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惯常的历史视角。而对于数以千万计的灾民长年在水患中于生死边缘挣扎，却心安理得地视若无睹。
我们的历史很少关注个体，灾民如此，在战功赫赫的王朝军队中，更加如此。
为计授军功，史书的记录可以计算出大将军卫青一生七伐匈奴，杀虏匈奴五万余;骠骑将军霍去病六伐匈奴，杀虏匈奴十一万余。而他们所率部队伤亡情况却无从追寻。《汉书》里甚至有重要战略资源马匹的损失情况，却鲜有人员损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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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集中带来社会财富和资源高度集中，推动着社会高效发展，个体精神、思想却在被漠视和压制中不断萎缩，走向封闭。
两千年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国门，清政府一筹莫展。一个大臣一本正经地上书皇帝，建议给士兵配发长竹竿作为武器，因为，他发现洋人没有膝关节，一旦被长竹竿撂倒，肯定无法再站起来战斗。这不是笑话，是真实的历史。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落后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有原本应该富于思辨和创造的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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