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直到太宗在位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开宝六年到太平兴国二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很轻易，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

　　但在实际上，赵匡胤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杯酒释兵权”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败笔，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

　　这里，且不说“杯酒释兵权”将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宋朝后来的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单就“杯酒释兵权”所开的一代风气而言，其后果就真的是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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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想想，“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自然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所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失去了手中的“兵权”，而这“兵权”当然不是白白失去的，它所换来的则是皇帝赵匡胤金口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武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那话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想要什么都行。

　　仅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地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慷，用《宋史·石守信传》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说白了，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不啻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由于有了皇帝亲自颁发的这张“腐败许可证”为庇护，所以，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腐败。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这里，不妨对太祖时期的一些著名武将的贪墨情况作一简要列举：如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

　　必须指出，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虽作战勇猛，但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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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以为，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此可见，这些武将虽然出身行伍，性格鲁莽，但也很有政治敏锐性，能混到那种地步，说明这些人绝对不是猪脑壳。

　　如果说，刚开始由于太祖的诱迫，有很多武将一时情非得已，在贪污腐败时还颇有些作秀的成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并不当真的话。那么，久而久之，由于人性中普遍所潜在的诸如纵欲享乐等劣根性作祟，便习惯成自然，对贪污腐败渐渐习以为常了。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墨腐败，赵匡胤是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管。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在必须要处理时，他也尽量高抬贵手，手下留情。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佐证，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王继勋传》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即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谓之脔割)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边，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上路前往流放地，那边，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率。由于有恃无恐，开宝三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到任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持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在位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开宝六年到太平兴国二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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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对镇守关南的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辩，对这位武将竭力包庇纵容。当受害者亲属到京城告状时，宋太祖召之相问：“汝女可嫁何人?”讼者答：“农家尔。”又问：“汉超未至关南时，契丹何如?”答说：“岁苦侵暴。”再问：“今还有否?”答说：“无也。”最后，宋太祖对这个告状的农民说：“汉超，朕之贵臣。汝女为之妾，难道不比为农妇强?假使没有汉超在关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货财吗?”在对告状者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赵匡胤命人将讼者遣送回乡，而对“朕之贵臣”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竟然无丝毫究责，只是将他找来，劝他今后尽量要多注意些影响，最后，不惩反赏，竟然还赐给李汉超白金3000缗。

　　在“杯酒释兵权”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博弈与政治交易中，赵匡胤表现得极为慷慨和仁爱，为了“安抚”石守信等武将，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还“约婚以示无间”，与一帮武将缔结政治婚姻。“杯酒释兵权”后，很快太祖便爽约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给了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显而，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安慰与补偿。

　　谁知道，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小聪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赵匡胤所采取的“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或策略，除了在立国之初相继发生了两起由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此后，在大宋帝国内部，300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后面我们将要说到，“以腐败换兵权”对于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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