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皇帝后妃，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荐，象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太医无能。

　　太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纳以贿金，不如此他们便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黄之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赉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入，尚不够贿赂之所出。

　　太医，一旦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而闻讯远遁，希图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极为寥寥，屈指可数。世间流传着“太医难当”的说法，洵非虚言，其中甘苦，非个中人不可尽知。试看下例，太医治病之难可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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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些皇帝以知医自诩，对处方用药，动辄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谕施治。如光绪皇帝自幼体质瘦弱，成年以后则是疾病缠身，长期脾胃失调，且患有严重的滑精病，有时一听到锣鼓声即刻遗泄，进而相继出现潮热、盗汗、咳嗽、心悸、失眠、头晕、耳鸣、健忘等一系列症状，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欢，这种事业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剧。

　　于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执。光绪帝稍通医道，在病势口重，求治心切的情况下，对太医往往动以声色，严辞申斥，并自以为是，诏令治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病情已十分沉重，辗转床褥，呻吟不已，该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29日) 的《起居注》曾记载：“每遇药方轻少之时，其窜痛(指腰胯)亦觉轻，屡试不爽。即如近一月来服力钧(太医)之药，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窜痛已轻减。近二日方剂稍重，此症亦复加增。

　　盖因服药日久，脏腑不能胜药力也。嗣后立方宜详斟酌，总须少而专始无流弊”。太医只好遵谕照办。此后给光绪开处方所用药味都很少，而且用量很轻。这种不顾实际病情，唯圣意是遵的处方，不获良效，应在料中。不仅如此，光绪还进而在殊谕中点名用药，说：“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

　　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于是在此后的脉案档中，光绪钦定的药品每多见及，不管这些清热滋阴的药物，当时是否完全对症，太医也得依旨使用。

　　(二)内府治病，首重疗效，御医须得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但又难以奏效，这样一来，太医轻则遭到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承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康熙对他们的治疗情况非常不满，曾在朱批中大发雷霆，写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无上权威，这样一批，太医如何经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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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光绪帝死前的一两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难以治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书的“病原”中，曾多次对应诊的太医恶语相加，发泄不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说： “近来耳响作堵，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轻。总系药不对症!”

　　“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细按先后症情，乃可施治无差，岂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到了八月，原有诸症不仅没有好转，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剧，光绪怒不可遏，对太医严加训斥：“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

　　那时光绪因戊戌变法失败，虽被太后幽禁，但在名义上他还是皇帝，太医为其治疗是不敢马虎的，用药无效，实因病人膏盲，已非人力所及，怎么怨得了太医，可是光绪偏认定是治疗不当造成的，太医们也只得俯首认错，恭聆皇帝的辱骂。皇帝患病，不论何种原因，医治无效而死，即所谓“龙驭上宾”，都要给太医以处分。

　　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等，均以“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之类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职，带罪当差”等例行处分。君主专权的社会，有理也是不能讲的。

　　(三)至于那些因一定机遇，进剂获效，荣受天眷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抚屏，江苏无锡人。精于医学，名驰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

　　经精心施治，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薛福辰。医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西圣(慈禧)新恙悉愈”之后，还须“旧恙一一就痉，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如此还得在京躭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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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就在薛氏为慈禧治疗期间，他的家乡，疾疫流行，眷属俱病，其次女竟致殇殁，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叹地说：“抚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属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见，薛福辰当时的悲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难诉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赉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宁。其弟为其担惊受怕，在他的信中说： “得悉抚兄近况，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弓[退”。

　　又说：“此事担荷至巨，未知何时可了!”薛福辰自己也感到进退两难，在致友人函中说。医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幸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这些话，都是薛福辰当时那种战战兢兢，心情极其矛盾的真实暴露。薛福辰这样的遭遇就是明证。至于太医院里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挤、上下其手、结党营私等种种黑暗，更是难以尽述的。

　　有云“伴君如伴虎”，在太后、皇帝身边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则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甚至带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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