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河南洛阳福王府邸里，人声鼎沸，烈焰腾腾。王府中堂广场上，烘烧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宏大的铁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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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烈焰中，最骇人心目的是，巨锅之中，除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梅花鹿外，还有一个光头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着，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其间，这个连阴毛都被剃光的“猪油糕”样的大胖人刚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大锅四周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兵士，立即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曾经轻轻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锅中的巨胖，不是什么寺中和尚，也不是在扮演“绝世武功”，此人乃明朝当今皇上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溺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四周兴致勃勃围观的人，乃李自成手下的农民军。
他们正在观赏的“活物”，正是马上要享用的大餐中的一味主菜——“福禄(鹿)宴”中的“福”菜。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梅花鹿曾经被几千战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河南原本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祸，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穷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战士，势单力薄，几个月便开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在此时，宋献策和朱金星这两个“学问分子”参加了李自成农民军。朱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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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军在河南，最大的目的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差点夺了明光宗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及其母亲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绚丽的王府，超出普通王制十倍的破费，并一次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苛捐杂税，侵渔小民，想方设法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整天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漠不关心，仍旧收敛赋税，连根本的赈济样子也不表示一下。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兵士纷繁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屡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便只为本人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洛阳城极端巩固，农民军军攻了整整一个白昼也没攻下。黄昏，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于是，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准备献城投诚。
总兵王绍禹闻讯，赶忙赶来谕解。哗变兵士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入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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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胖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他人逃的了，福王没有这福份。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捕获，押回城内。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即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
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心血来潮，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农民军中各行各业能手应有尽有，几个昔日大厨子出身的兵卒闻言积极，持刀上前，轻刮细剃，先把福王身上毛发尽数刮洁净，然后拨去指甲，又以药水灌肠排去粪便，里里外外弄洁净后，送大闸蟹一样把他放入大锅中慢炖，笑看他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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