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442—490年)，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属北燕皇族，汉人。14岁时被选为文成帝的妃子，后被册封为皇后。拓跋浚死后，冯氏操纵政权。献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在冯氏的指导和辅佐下，孝文帝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死后第二天，年仅12岁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后被尊为皇太后。献文帝即位后，由于贪权狂傲的太原王车骑大将军乙浑欺凌这孤儿寡妇，阴谋篡位，北魏中枢政治又面临严重的危机。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间，乙浑三番五次地对安远将军吏部尚书贾秀说:“你应该要求朝廷给你妻子加封公主的名号。”乙浑的僭越用心昭昭。贾秀却说:“像我们这样的庶姓哪配称公主?我贾某宁愿死在今朝，也不会自不量力，贻笑后世!”乙浑大怒，恶狠狠地骂道:“老奴官，真是不识相的东西!”侍中拓跋丕(后改为元丕)听到这一消息，知道乙浑谋反已是迫不及待，便急告朝廷。早已胸有成竹的冯太后立即进行秘密布置，定下大计，下令拓跋丕、陇西王元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浑，镇压叛乱。很快，令朝野上下怨声一片的乙浑便被捕杀，夷灭三族。平定乙浑之乱，稳定政治局势，冯太后表现出果敢善断的政治才干。接着，她再露锋芒，宣布由自己临朝称制，掌控朝政大权，以杜绝因皇帝年幼再发生朝廷遭奸臣欺凌的事情。

　　冯太后这次临朝听政，前后仅有18个月时间。她凭借多年宫中生活的阅历和非凡的胆识，稳定了北魏动荡的政局。

　　皇兴元年(467年)八月戊申，京师平城的紫宫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原来是献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个儿子——拓跋宏。冯太后喜得长孙，十分惬意。时隔不久，她就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由已经14岁、初为人父的献文帝亲政，转而担当起抚养皇孙拓跋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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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文帝亲政以后，颇想有所作为，贬斥了不少冯太后宠重与信任的人，并试图提拔重用一些对冯太后不满的人，以结成自己的心腹。一开始，冯太后对献文帝的所作所为虽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没有立即发作。到了皇兴四年(470年)，冯太后再也忍无可忍了。事情是从李弈身上引起的。

　　自文成帝死后，年轻的冯太后不耐守寡的孤寂与冷清，再加上北魏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一时期的拓跋氏在婚姻关系上尚保留着许多原始婚姻形态与遗风，冯太后就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以便选来做伴。李弈是官宦子弟，长得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兼之多才多艺，善解人意，因而深得冯太后宠爱，经常入侍宫中。皇兴四年(470年)秋天，李弈的兄长——尚书李敷的好友——相州刺史李因罪被告发，主持审理此案的官员提示李牵连李敷兄弟。李为了自保平安，竟无端捏造、罗列李敷所谓不可告人的“隐罪”二三十条。献文帝借机下令，将李敷兄弟打入死牢。这年冬天，李弈与哥哥李敷、堂兄弟李显德等人同时被杀。李弈死后，冯太后失去了一位甚是投缘的情人，心中极难平静，据《北史·后妃传》载，献文帝诛李弈，“太后不得意”。后来，献文帝又把李擢为尚书，参决国政，使冯太后更无法容忍。于是，她利用自己的声威与势力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

　　重压之下，献文帝以笃信佛教，对尘世事情没有兴趣为托词，主动请辞。他不想禅位给太子，理由是:太子拓跋宏才5岁，还不能够驾驭国家，因此要禅位给一位年长之君。大臣们都表示反对。其实，献文帝请辞最主要的原因是自身受制于文明太后，做不了主，他想禅位给一位年长之君，由其来制约太后。太后当然明白这里的缘由，她没有让献文帝遂愿，最后，大臣们按照太后的意思，让献文帝禅位给了太子。无奈之下，献文帝只得在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禅位给不满5岁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书·天象志三》所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献文帝自己则做了太上皇，这一年，他只有18岁，恐怕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了。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宫的太上皇并没有完全放弃手中的权力。不仅朝廷上重要的国务处理都要向他奏闻，他还屡屡颁布诏书行使大权，甚至亲自率兵北征南讨。延兴五年(475年)冬十月，已为太上皇的献文帝在平城北郊对蠕蠕遣使朝献贡物，举行了大阅仪式。这一切，使冯太后越来越觉得，自己要再次出面执掌朝政，太上皇已经有碍手脚。就这样，又一场宫廷事变悄悄引发了。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严，京师气氛紧张，宫禁之中更是戒备森严。不久，太上皇应召前来拜谒冯太后，被伏兵一拥而上擒拿住，强行软禁起来。随后，冯太后将其鸩杀于平城永安殿。

　　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也就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时的冯太后，已年过而立。

　　威福兼作 震动内外

　　冯太后再掌朝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献文帝死后，政局又动荡起来，不仅如此，官吏贪残刻剥，民众反叛屡起，也使北魏统治面临潜在的威胁。为了北魏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太后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能和政治才干。

　　首先，冯太后对当初诬死李弈的李下了杀手，既给心上人报了仇，又除掉了一个人人痛恨的贪官，树立了朝廷整顿吏治的良好形象。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为贪赃被处极刑，长安镇将陈提等被罚徙边。一些为官清正廉洁者，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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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大权独揽，她还以谋叛罪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李惠的弟弟、儿子和妻子也同时被杀。为了清除隐患，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不过，冯太后对那些明显没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抚笼络。如献文帝的亲信任内三郎的娄提，曾因献文帝被害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冯太后不仅不怪罪他，反而下诏嘉奖他的节义。有些心怀不满的大臣被她的举动所感服，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冯太后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还特别注意培养扶植一些贤能之士做亲信，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集团。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有拓跋氏的贵族，也有汉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而其中的汉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宠幸之臣。

　　李弈被杀后，冯太后的私生活依旧毫无顾忌，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成为其新宠。冯太后对其中的才干之士，任以要职，委为心腹，这些人多成为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和股肱之臣。

　　如出身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叡，自幼传承父业，精通天文卜策之术，承明元年(476年)，因姿貌伟丽得到冯太后宠幸，一下就被越级擢升为给事中。不久，又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其后，王叡还曾勇退猛虎，保护了太后与孝文帝，因而更受器重。

　　另一位是陇西李冲。李冲虽然是因为器能优长得到重用，但因其风度不凡，姿貌丰美，也逐渐被冯太后看中，成了她的情夫。冯太后常常将一些珍宝御物赠给他，素称清贫的李冲，因而成为富室。冯太后临朝时期，他以心腹之任尽职尽责，太和年间的许多改革措施，多有李冲参与谋划。冯太后死后，李冲对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断缜密，孝文帝也对他“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除了那些恩幸之臣外，拓跋丕、游明根、高闾等一时名士也都颇得委重。每当褒美王叡等人，冯太后也会对拓跋丕等一同表扬，以示无私。这些人，成了冯太后临朝时期的心腹集团。

　　此外，冯太后还对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来供事宫中，生活在帝妃周围，冯太后临朝听政，对其中有才干者也引为亲信。所以像杞道德、王遇、张佑、苻承祖等皆由底层小宦官得到提拔，一岁之中而进至王公。冯太后利用他们出入禁闱，预闻机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临朝听政的时期，并没有发生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现象。这是因为冯太后虽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对其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魏书·皇后列传》称:“(冯)太后性严明，对阉官虽假以恩信，待以亲宠，决不放纵自流。左右之人虽有纤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责，多者至百余，少亦数十。不过太后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有的还因此更加富贵。正因如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由于培植起一个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团，冯太后的临朝专政取得了成功，所谓“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回顾冯后的出身，家庭动荡后，冯后在姑母的照料与抚养下长大成人。终日的耳濡目染，使她逐渐熟悉了北魏皇宫内的礼仪和其间的微妙。在还是妃子时，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残酷的宫廷斗争现实，使冯后深为触动。联想到父祖以前大起大落的经历，个人由不谙世事到没入宫掖，一桩桩，一件件，不免使当年年仅10余岁的清纯少女对政治斗争多了一些更直观的感受。她开始体会，开始观察，开始明白了这九重天隔、戒备森严的皇宫内院常常隐藏着的无穷争斗与杀机，到处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这种早年经历，孕育了冯后的人生观、价值观，造就了她复杂的感情、性格，对她临朝专政后的所作所为有着重大的影响。

　　太和新制及其背后的主角

　　北魏从建国到灭亡长达140多年，为后来隋朝统一中国，出现隋唐大繁荣，实现大统一的局面，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保障。而文明太后掌权的20多年，正处于北魏承上启下的时期，正是由于她指导献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宏，进行大量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才使得北魏的国力达到鼎盛的阶段。

　　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由于旧史的记载，人们往往在习惯上把这一功劳归于孝文帝，甚至直接称为“孝文帝改革”。其实，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之前，冯太后一直临朝听政，作为北魏的实际执政者，她是“太和改制”真正的主持人。其政绩有目共睹:

　　一是实行官员俸禄制。自从拓跋珪开国，北魏政权各级官吏皆无俸禄，平日都要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性的班赏来获取财富。这在北魏初建之时，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采取这种方式不足为奇。但当北魏政权逐渐在中原地区确立统治地位，这种以掠夺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日益给北魏政治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战事的减少，战时掠夺的机会有限，各级官吏为了满足私欲，便毫无顾忌地盘剥、搜刮民脂民膏，从而导致北魏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统治的危机。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从文成帝时朝廷就曾数次下诏禁贪，献文帝时也做了严格规定，并有人提出了给官吏班禄的建议，可惜并未能实施。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两汉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对普通百姓虽有“一时之烦”，但终能得到“永逸之益”。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他为代表的鲜卑贵族的反对。冯太后召令群臣讨论。论辩中高闾驳斥了鲜卑贵族的反对意见，力主改革，这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远见的官僚的意见，而且也符合冯太后的心思。于是，冯太后下诏依从高闾所议，仍旧实行班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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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切实贯彻俸禄制，冯太后还派使者分巡各地，纠举食禄之外的犯赃者。太和八年九月间，孝文帝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贪暴无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员坐赃处死者40余人。经此整饬，北魏吏治大有改观，贪赃受贿者也大大收敛。班禄的实施，为冯太后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是均田制。太和九年十月，冯太后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颁布了“均田令”，从而开始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均田令”是指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均田制度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名下的佃客也摆脱了束缚，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从而增加了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制度，使北魏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的经济结构过渡，同时为新经济结构的灵活运转补充了新鲜血液。均田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这一制度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约300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显然，冯太后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对北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三是三长制。太和十年(486年)，冯太后又主持对地方基层组织——宗主督护制进行改革，实施“三长制”。自西晋灭亡后，居于北方的豪强世家多聚族而居，设坞壁自保，自给自足。北魏建立后，任命坞主(豪强地主)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在这一制度之下，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把豪强隐匿的劳动人口编入国家户籍，既增加政府编户，又抑制豪强势力，大臣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按照汉族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层机构，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办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负责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任三长者，可优复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冯太后冲破层层阻拦，全力支持李冲的建议。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既便利清查荫附户口，又确定了课征赋税的统一准则，防止那些企图逃避赋役者再钻空子，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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