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清朝官方史料，对于多尔衮具体死亡的前因后果和过程都语焉不详。介于多尔衮突然死亡的微妙时间，身后遭遇清算的倒霉结局，我认为这件事的表相之下，也许有着深层的，不可被人知晓的秘密。来说历史故事网对这个秘密颇感兴趣，结合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人物关系，利益关系等等，以及史料中不被人所注意的片段和细节，做出了一个详尽且多方面的分析，以供大家参考：目前，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根据明末清初谈迁的《北游录》记载而来的：顺治七年十一月，他出猎古北口外，可能堕马受伤，膝受重创，涂以凉膏，太医傅胤祖认为用错了药。至十二月初九日卒于喀喇城(在旧热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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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了，太医这一段并非当时清朝的官方正史记载的，因为这个疑窦实在不小。倒是当时在北京的谈迁听到了“内部消息”，所以记载于《北游录》之中。个人认为这个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当时很多内幕，都不会记载于官方史料的，就譬如多尔衮死后被扬灰，也是卫匡国的《鞑靼战记》里面记载的。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看起来健壮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感冒几次，却会突然猝死;而病病歪歪半辈子的人，却多半能长寿。多尔衮也许就属于后者。他从20多岁之后就老是生病，光他自己叙述，旁人议论，史料记载都很多次。他那些体壮如牛的兄弟侄子们很多都是二三十岁就突然病死，而多尔衮健康状况一向不佳，却能够一直拖延到三十九岁，而且在死前几天还能正常地行猎，可见他当时并没有什么极其严重的病症，甚至绝症之类。
这样的人，似乎不会“理所当然”地挂掉，而且还在顺治即将大婚亲政的前夕，未免微妙了些。再看多尔衮生前最后一次出猎的全过程记录，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根据《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皇父摄政王身体欠安，居家烦闷，欲出口外野游。”这一次出游，多尔衮带上了清王朝绝大部分政治核心人物。其中有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巴图鲁亲王阿济格、和硕豫亲王多尼、巽亲王满达海、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以及诸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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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随行的亲、郡王中，既有多尔衮的政敌，也有多尔衮在朝中的亲信重臣。多而国内把他们带在身边，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政事方便，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虽然身在塞外，仍能控制朝政。与多尔衮一同出行的这些王公贵族们，自京师齐化门外出行。一路之上边走边行猎。经过七日之后，十一月十八日多尔衮一行到达遵化境内，当天住宿汤泉。这一天，摄政王还赐给郑亲王济尔哈朗、英亲王即巴图鲁王阿济格备有鞍辔的马各一匹，未备鞍辔的散马各一匹;赏满达海、多尼、博洛马匹各一。多尔衮所带领的这些王公贵族们，在汤泉沐浴之后，于次日离开汤泉，“十九日，宿遵化。二十日，宿三屯营。”
仔细看上面的记载，再结合我们所知的资料，会发现，多尔衮应该是在刘汉河驻扎狩猎的时候受伤的，所以转移到附近的喀喇城休养。按照《清世祖实录》里面的记载，当时喀喇城刚刚开始动工，根本连间房子都没有，大家都是扎营下来，宿于营帐之中的。既然条件如此简陋，如果多尔衮在来喀喇城之前就已经病重，那么又如何会在这个时候动身去另外一个荒芜之地呢?不怕病体承受不了折腾?
而再次细读《清世祖实录》，有这样一句“又于初八日，英王知摄政王病剧，乃于初九日早，遣人往取葛丹之女”。可见，多尔衮初七到喀喇城之前身体还不坏，然而健康状况却在到达喀喇城的第二天(初八)一早就形势急转直下，甚至到了病危的地步，这其中就有很大的猫腻了。
这样一计算，多尔衮从单单的膝盖受伤这样的小创，到突然病重死亡，实在是非常短暂的。而从病重到死亡，也不过是30多个小时的时间，也难过这本原始史料中会用“猝崩”这个词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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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他因为病重而自然死亡，那么怎么解释他在出猎过程中健康状况都不错，心情一直很愉快呢?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坠马而加重的病情，似乎膝盖受伤不至于这么严重吧。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史料明显是当时同步的，类似于《起居注》的记录，否则不会一直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而且还用“崩”这个皇帝死亡才能用的字眼。所以说，这本史料的真实性无疑是最强的，可以作为我们推测多尔衮真正死亡原因的一个重要证据。
所有的诸多疑点表明，多尔衮的死亡有着很大的内幕。但是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探查的难度十分之高。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宿刘汉河。初七日，宿喀喇城。是日，皇父摄政王病重歇息。初九日，戊子，戌时，皇父摄政王猝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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