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通常优待难民，以示柔远。当难民威胁边境的安定时，朝廷转向另一个极端——用更拙劣的办法全力封堵难民潮。由于难民身份复杂、管理低效，这一办法收效甚微。最近接不接受叙利亚难民让欧洲头疼。面对难民，英法德匈牙利等国态度迥异。相比英法匈最初的嫌弃态度，德国自始至终是个例外——国内多数人乐意拥抱难民。古代中国特别是清朝，也曾面临难民问题，但清廷并不存在欧洲人那样的分歧。东亚区域内任何一国内发生战争(清朝称为内讧)，难民若涌入中国版图内，地方官的处理步调几乎一致：将难民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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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年(乾隆四年)，安南国(今越南北部)发生内乱，难民涌向云南、广西边境，清廷地方官最初也是将他们送回原籍。但随着难民的增多，如此处理难以为继，且遇到了更大麻烦，靠近中国边境的不仅仅是安南难民，还有中国境内的投机者、安南的叛乱分子。清廷面临更复杂的管治考验。
一、“柔远万方”，对“外国”难民像自己人
1、好吃好喝招待好，给钱给粮舒服回家
清廷地方官“送回去”的难民，是越南内战造成的。1739年(乾隆四年)，自打败明朝占领军后建立起的黎氏王朝逐渐式微，王朝权臣郑氏(称安南)与阮氏(称广南)割据南北，郑氏在北方挟天子以令阮氏，垄断向清廷朝贡的权力。郑氏家族统治逐渐衰败，出现“暴君”郑杠，北方内乱。大批“难夷”往北涌向云南、广西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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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如潮水。1741年6月，云南总督庆复奏报“都龙厂(今云南都龙口岸)民及各处被兵处所难民、男妇纷纷奔避，窜入沿边界口”。1742年7月，乾隆帝自广西巡抚杨锡绂处得知，“安南谅山一带夷民……失业荐饥，窜入宁明、龙州、土江、土思等州内地乞食。”
难民持续增加，一年后，1743年，署云南总督张允随称，“但都龙一厂，聚集民、夷不下十余万”。①
面对这么多陌生的难民，地方官第一反应不是驱赶，而是优待。庆复在给乾隆帝的奏疏中说，“安南世守外藩，恪昭恭顺，其所辖各境与滇地毗连，彼国人民避乱逃生，即同天朝赤子”，把越南难民当作自己人。他又说“臣敬体圣主柔怀万方，中外一体之德意”，按照皇帝柔怀万方中外一体的指导思想，在“沿边地方搭盖棚厂、收赈难民”，又“分别夷、汉，稽查安插，不致流离失所”，让难民有地方住，有东西吃。乾隆帝“从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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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巡抚杨锡绂也奏报，那些来到广西觅食的难民，政府“分别存恤”，老弱病饿的给口粮，等恢复好了再押送他们回籍。强壮的能够行走的，就给口粮给路费，交给越南谅山的官员自己处理。乾隆称赞“办理颇妥”。③
清前期中越边境。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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