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三岁的赵旉在“苗刘兵变”中被武将拥立为帝，改元“明受”，仅二十六日后便被废黜。这段短暂的历史在正史中未获帝王本纪的承认，其帝位被定性为“来路不正的傀儡政权”。这种历史评价的差异，源于权力合法性、历史书写规则与政治伦理的多重作用。
一、权力合法性缺失：武将篡权与皇权正统的冲突
赵旉的登基本质是苗傅、刘正彦发动的军事政变产物。建炎三年三月，金兵南下逼近扬州，宋高宗赵构因宠信权臣王渊、宦官康履导致军心涣散。苗傅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兵变，诛杀王渊、康履后，逼迫赵构退位，转而拥立年仅两岁的赵旉为帝。这一过程完全脱离了传统皇位继承的礼仪程序——既无宗室推举，亦无文武百官劝进，更未举行祭天告祖的仪式。
从权力来源看，赵旉的帝位是武将集团通过暴力手段强行赋予的。苗傅在兵变后宣称：“今日之事，有天命者当为君”，但这种“天命”实为枪杆子下的强制认可。相比之下，正统帝王需通过“天人感应”的符号体系构建合法性，如赵构即位时依赖的“二龙相会”祥瑞、宗室推戴文书等程序。赵旉的登基既无祥瑞佐证，亦无士族支持，其合法性从起点便存在致命缺陷。
二、历史书写规则：正统性与叙事完整的双重排斥
正史对帝王的记载遵循严格的“本纪”体例，要求记载对象具备完整的统治周期与政治影响力。赵旉在位二十六日，未发布任何实质性政令，其统治仅限于扬州一隅，且完全受制于苗傅、刘正彦的军事控制。这种“有名无实”的统治状态，不符合本纪“记言动、彰治乱”的叙事需求。
更关键的是，赵旉的帝位未被纳入南宋皇权继承的连续性中。赵构复位后，迅速将赵旉立为皇太子，并通过追谥“元懿太子”将其重新定位为储君而非帝王。这种身份转换实为历史书写的修正策略——通过否定赵旉的帝位，强化赵构皇权的唯一性与合法性。若承认赵旉为帝，则赵构的退位与复位将构成“二帝并立”的悖论，动摇南宋政权的正统叙事。
三、政治伦理审判：傀儡政权的道德污名化
在儒家政治伦理中，武将干政与幼主登基常被视为“乱政”的标志。苗刘兵变期间，隆祐太后（宋哲宗孟皇后）虽被迫垂帘听政，但始终未正式承认赵旉的帝位，仅以“权宜之计”视之。这种态度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枪杆子出政权”的隐性抵制——他们更倾向于支持通过宗法制度产生的君主，而非军事集团强推的傀儡。
赵旉的早夭（受惊吓致死）进一步强化了其“命薄不任大位”的舆论认知。史载其病重期间，“宫人误蹴金炉有声，太子惊悸，疾转剧”，这种戏剧性的死亡场景被解读为“天命不佑”的象征。相比之下，赵构虽因惊吓丧失生育能力，但通过禅位给养子赵昚（宋孝宗）完成了皇权平稳交接，这种“有始有终”的统治更符合儒家对“明君”的期待。
四、历史记忆的重构：从“被抹除”到“被利用”
尽管正史否认赵旉的帝位，但其历史符号仍被后世政治势力所利用。元末红巾军起义时，冒充宋室后裔的韩林儿追尊赵旉为“简宗”，试图通过重构南宋正统性来凝聚反元力量。这种“历史工具化”的利用，恰恰反衬出正史对赵旉评价的权威性——唯有被主流叙事排斥的历史人物，才需要被后起政权重新“发明”。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赵旉的命运折射出中国古代皇权继承的深层逻辑：帝位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血缘，更依赖于政治程序的完整性、士族的支持度以及历史叙事的建构能力。二十六日的傀儡统治，因无法满足这些条件，最终被排除在帝王序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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