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0日清晨，梁济自沉于北京城北的净业湖(积水潭)。这只是《京话日报》核心集团群体自杀中的一起。之前，5月2日，梁济的儿女亲家、《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在烟台附近海面投海未遂，为旁人所救;其后，11月29日，《京话日报》现任主笔吴梓箴效法梁济，于同一地点投湖。

　　自清末以来，“自杀”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自身诉求、希冀激励社会的一种极端形式，如1905年，就有陈天华、潘英伯、惠兴等人因忧国忧民自尽。这些志士的主张，均在死后由报章披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同情。

　　《京话日报》同人的自杀，亦属于这种类型。不同的是，自杀者本身即是报人，因此主张的披露更为迅捷、完整，同人的评说更为贴切、全面，自杀者及其同情者也由此拥有了更大的自我阐释空间。

　　《京话日报》同人的共同特点是：位不甚高，名不甚显，功名大抵只到举人，官职不过通判、中书，又在北京生活多年，与中下层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京话日报》在1905~1906年的全盛时期，几乎就是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公共舆论平台，各阶层来稿充满版面，报馆同人如彭翼仲、杭辛斋、梁济，通过提倡阅报处、贴报栏、讲报所、戏曲改良等底层启蒙形式，推动各类民众运动，如抵制英国招收华工、抵制美货、国民捐、戏曲改良，一经《京话日报》发起，京城民众莫不翕然风从，并波及整个北方地区，造成巨大影响。

　　但1913年复刊的《京话日报》，已经非复旧观，沦为诸多“小报”中的一种。因此，梁济等人的自杀，以及他对自杀行为的发布与阐释，不仅仅是个人伦理层面的追求完满，而且带有宣扬《京话日报》的启蒙理念、突破“守旧”的文化形象等含义。

　　《京话日报》自杀的三人中，以梁济自沉影响较大。究其因，除了其子梁漱溟(北大教员)与知识界的密切关系之外，梁济的自杀准备充分，遗留资料丰富，是此事传播广、震动大的主因。

　　梁济不但针对各种对象(政府首脑、家人、亲戚、朋友、世人等)撰写了不同内容的遗书，还详细安排了自己死后的诸多细节。遗书的发表，果然完全依照梁济的设计。11月11日，《京话日报》“本京新闻”刊出短讯《梁巨川愤时自尽》：“志士梁巨川先生，因时局日非，竟以身殉，至自尽详情，容再续报。”第一时间传递了梁济自尽是“身殉时局”的信息。自12日起，《京话日报》辟出大量篇幅，逐日刊载《梁巨川先生遗书》，并在题目下标明“事关名教务求同业转载以广流传”。后来梁家发送讣告时，更是将报纸上刊载的遗书“分别影印排印成册，随讣致送”。这些举措，对于北京详细了解梁济自沉的前因后果，作用极大。梁济本来只是一个“名不甚显”的前清官吏，连报纸论说都少有发表，生前主要致力于编唱改良新戏，经过《京话日报》的传扬，连上海大报如《申报》也将梁济自杀一事作为京中一大新闻进行报道：“都人士闻其事者莫不哀感生敬，请太傅陈公宝琛以闻于皇室，赐谕矜悼，予谥贞端”，而新、旧两派知识分子都对此事给予相当的关注。

　　《京话日报》率先发表的是梁济致彭翼仲信：“兹有事相托，请阁下向报馆宣布，第一句云梁某遗言，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第二句即紧接决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开首用此数句，以下则依次发表矣。”梁济洋洋数万言的遗书，其总纲便是这两句话。

　　梁济等人为什么如此在意世人对其自沉意义的理解与评价?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启蒙理想与其时启蒙处境之间的距离。

　　《京话日报》针对的主要是北京中下层社会，所依恃的思想资源，主要是立宪派如梁启超、张謇等人的见解，因此在清末盛极一时。但入民国后，在君主立宪已不可以实现、共和现状又无法让人认同的背景下，《京话日报》可用于启蒙的思想资源已然枯竭。因此后期《京话日报》讨论政治问题，多半只能采取讥刺或反讽的笔调，重批判而少创设，自然难乎在社会上产生政治影响力。

　　还应该注意到，清末北京启蒙运动中，由于满清贵族在文化上处于劣势，加上“京话”对旗人的亲和力，《京话日报》“开民智”的方式反而更容易对京师上层社会产生影响，这是《京话日报》在清末独树一帜的政治资源。随着民国的建立，旗人地位一落千丈，《京话日报》的这一启蒙优势也便不复存在。

　　丧失了思想资源、政治资源，《京话日报》启蒙的合法性也就产生了动摇。《京话日报》同人开不出可以救国救民的“药方”，只能在吁请救济、介绍慈善上做文章，仍然是底层启蒙的路子，但似乎并非治本之法。在民国这样一个以法律威权、政治威权替代道德威权的社会，如何能教育出梁济所谓“良好之人民”?而以《京话日报》同人的地位与影响，很难获得上层文化话语权，从而将一己之主张贯彻、奏效于全社会，这是梁济等人忧心之所在，也是《京话日报》的底层启蒙之途备受压抑的原因。

　　梁济等人宣扬道德理想的潜在对手，除了“不守信义”的政府当局，力倡新思潮新文化的《新青年》也是重要的目标，对此陈独秀略带委屈地表示“把鄙人放在大骂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张革新的人，是一种什么浅薄小儿!实在是遗憾千万?”《新青年》提及此事，并没有像梁济猜想的那样，对其人格做任何的贬损，反而颇加赞誉，但也没有正面回应梁济遗书的挑战。新文化阵营当时的主要战斗方向，是要攻取上层文化领域，《京话日报》虽然在下层社会影响甚大，却不是他们注目的焦点。

　　即便梁漱溟为父亲作辩护，也是肯定其人格而反对其思想。他将父亲的自沉归结为“精神状况的变化”，“知识的摄取力先灭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胡适则认为梁漱溟“倒果为因”，梁济的自杀不在于精神先衰，“乃在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二十年前的知识思想决不够培养他那二十年后‘老当益壮’的旧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

　　胡梁二人的评论，没有点出梁济等人“返回去”的实质，不在于不肯吸收新知识，而在于无法借助新的资源完成其道德实践。梁济等《京话日报》同人抱持的道德理想，缺少有效的途径去向社会发布，并引起各界尤其是上层社会的重视。旧的启蒙目标已经不适用于当世，而旧的启蒙途径(办报、演说、戏曲改良)也已经失效，梁济等人唯有用自杀的方式来传达最后的抗议与呼吁。自杀固然是内心冲突的结果，但也是以死明志的手段，所以梁济才会如此精心地安排自己遗书的公布程序。因此“自沉”并非如陶孟和说的只是“和自己奋斗”，同样是“与社会奋斗”的一种极端形式。

　　梁济等人的自杀，在社会启蒙层面上，不妨看作突破自身启蒙困境的一种努力，其所警醒的“世人”更多是指向上层社会。梁济自沉的确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与讨论，但他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却要待到20世纪20年代，才藉由几次大争论引发知识界的分裂与碰撞——其子梁漱溟正是其中的活跃分子。而《京话日报》对旧家庭伦理的坚持，更将在新文化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不断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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