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是大清王朝前所未有的耻辱，然而，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没有任何反思，他将战争失败视为偶然，将失败责任归于办事大臣的无能。他力行节俭，个人品质高尚，但是他因循守旧，认识不到世界的变化。
继任的咸丰帝多少有点振作之心，比如整顿朝政、打击腐败。不过，他的施政方案，仍然是传统的那一套，政治上没有新创设、经济上没有新形态、外交上没有新手段、思想上没有新观点，军事上除了湘淮军的崛起，也无值得关注的改革。
在除旧布新方面，道光咸丰父子俩都鲜有作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整整20年，清廷继续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酣睡，进步就别提了，局势一天比一天烂。
咸丰地画像。
幸运的是，咸丰帝的六弟、恭亲王奕訢成长起来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后，咸丰帝逃往热河，奕訢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
奕訢这一年只有27岁，已积累了8年的行政经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有胆识有谋略。议和甫一结束，1861年1月，他就请求建立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议得到批准。
总理衙门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机构，奕訢以亲王身份执掌。其实，它的作用远不止于外交，它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领导机构。
这一年8月，咸丰帝病死。他的死，倒给大清迎来一丝曙光。慈禧太后和奕訢趁机联合发动政变，从顾命大臣手中夺得统治权。随后，慈禧封奕訢为议政王，授领班军机大臣。此时，慈禧在政治上还比较稚嫩，帝国大事，多由奕訢决策。
奕訢年轻时的照片。
借着这个优势，奕訢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革故鼎新，率先提出“自强”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掀起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推动大清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
奕訢所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大清，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已持续了十几年，财政耗尽，湘淮军拼尽死力，终究收效甚微。军队不行啊，得整顿。
他首先为军队注入新鲜血液，进言慈禧太后允许曾国藩、李鸿章雇用洋人训练士兵，购买洋枪洋炮，还令曾国藩学习自铸枪械，兴办军事工业。
要适应新形势，须有新式教育，奕訢当然看到了这一点。1862年夏，他设立同文馆，不仅教授外语，还逐步开设化学、物理、天文、国际法、政治经济等西方课程。
1866年，他还开创性地派考察团出国考察，之后又派遣更高规格、更大规模的使团出访欧美，开阔官员的眼界。
慈禧太后晚年照片。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在地方上开办的新式企业、新式学堂等洋务事业，要么受命于奕訢，要么依赖奕訢提供政策支持。
在“尊王攘夷”的国度，大部分臣民抱残守缺、盲目自信，奕訢面对着残酷的舆论环境，他的行动处处受到掣肘。
比如在他筹建同文馆之时，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就曾跳出来，坚决反对学习西方，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救大清，指责奕訢是在“变夏为夷”，将会酿成亡国灭种的大祸。
奕訢不得不苦口婆心去解释，谋求慈禧的首肯，甚至不得不动用政治手段打击倭仁，使他在权力被削弱后才收敛了公开阻挠的态度。
1871年前后的奕訢。
奕訢遭遇的阻力几乎是普遍的。当时还有人撰写了这样一幅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这摆明是在嘲讽奕訢了。
领导洋务运动，平等对待甚至高看洋人，导致守旧派在背后骂他“鬼子六”、“六洋鬼子”。设使没有这个“鬼子六”，清朝延续道光、咸丰的政局，那么，哪里还有清朝的近代化呢?哪里还有“同光中兴”呢?它哪里还能苟延残喘到1912年呢?
著名历史学者吴相湘曾说：“(奕訢)处中外流言庞杂之际，坚持定见，忠诚谋国，推腹心于将帅，示信义于欧美。同治改元，内政外交日有起色，满清国祚得以延长，实利赖焉。”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无奈的是，因手握大权，慈禧对他猜忌防范，处处压制，使得他在政坛上多次起起落落，中年以后，他锐意进取的精神已经大为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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