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曾发生了哪两起轰动天下的文字狱大案?
2018-02-23 15:42:16 司马光 王安石 宋仁宗

  一起无人同情的北宋文字狱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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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时期,曾发生了两起轰动天下的文字狱大案。一起是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的苏轼乌台诗案,是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这起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另一起是发生在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蔡确车盖亭诗案,宣仁太后(即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后,重新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元祐四年,任汉阳军(今湖北武汉)知军的吴处厚,指控前任宰相新党领袖蔡确在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时,所作诗中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之事,影射高太后,梁焘、刘安世等赞成此说。蔡确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几年后,死于贬所。宣仁太后曾对大臣说:“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讪上为名,逐之耳。”她还说办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

  同为文字狱大案,为什么苏轼的乌台诗案,却得到不分党派人士很多的同情与说情,甚至连太后都帮助说情;而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却鲜有同情者呢。盖因苏轼为人正派,官风清正;而蔡确为官却有才无德,是趋炎附势、奸邪狠愎之徒。这也是一报还一报的原故吧!

  关于车盖亭诗案,还得先从新旧两党的党争说起。

  在哲宗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皇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皇太后垂帘的八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也从未放松过。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蔡确的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宋神宗时期,正在变法的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虽有才干,却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

  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从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谋夺别人的官位而得位。因此,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或曹王頵为储君,阴谋未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之功。这样有才无德的小人迟早会遭到报应的。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蔡确被罢相,命出知陈州(今河南周口淮阳)。次年,因蔡确的弟弟犯事,牵连到了他,再贬至安州。在安州游览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也该小人遇到小人了。

  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是怨恨不已。终于,斯时已任为汉阳军知军的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并指控说“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尤其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是影射高太后的。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武则天,郝甑山上奏章反对。

  吴处厚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赞成吴处厚之说,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进行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为由,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蔡确被贬时,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

  宋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的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士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再加以重贬,并将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都降官贬斥。也难怪,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就上了《宋史》的奸臣榜。

  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宋哲宗的长大,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皇太后也感到新党将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高太后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新党,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

  后来事实证明,宋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除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均遭到打击报复。而车盖亭诗案的新党领袖蔡确,却因无人同情,死于贬谪之地。

  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决不可以。绍圣四年(公元1097),有人建议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宋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言行等于宣判了旧党政治上的死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宋史》是这样评价哲宗参与新旧党争的:“哲宗以冲幼践阼,宣仁(即高太皇太后)同政。初年召用马(司马光)、吕(吕公著)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奈何熙、丰旧奸,枿去未尽,已而媒蘖复用,卒假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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