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3月11日，南宋朝廷正式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官方纸币——“会子”，面额分别为壹贯、贰贯、叁贯，后又增加贰佰文、叁佰文、伍佰文，在南宋控制下的东南各路流通，由户部侍郎钱端礼负责具体事务。有意思的是，造币原料取自徽州、池州，在成都府和临安府续造。之所以有成都，是因为这里曾诞生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高宗赵构剧照
在北宋之前，中国乃至世界流通的货币都是“硬货”——从贝壳、铜钱、铁钱到金银。到经济空前繁荣的北宋，成都出现了专为商人保管现钱的“交子铺户”。由于这些商铺讲究信用，所发行的“交子”有数种防伪措施，因此商人可凭此直接交易或兑换为现钱进行支付，免去了大额交易中最令人头疼的运输货币环节，唯一代价仅是向“交子铺户”交3%的保管费。
经过长期使用，“交子”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具有了信用货币的功能，但本质只是存款和取款凭据。在经营过程中，交子铺户发现如果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影响日常的汇兑业务，于是各家商铺都开始印刷有一定面额和样式的“交子”投放市场，但票面图案和面额尚未统一。到这时，“交子”总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但由于其并未获得北宋官方承认，因此只是民间私人行为。
▲北宋成都府周边地图
然而，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且有能力兑付的。一些铺户利用存款做买卖却不幸折本，结果无法兑现所发“交子”;更有甚者，在尝到发行“交子”的甜头后，大肆滥发“交子”以换为铜钱，然后闭门不出或逃之夭夭。这样一来，商人与铺户时常有诉讼发生，逐渐引发了官府的重视。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予以严格筛查，只允许恪守信用的十六户专营，至此“交子”发行取得政府认可。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十六户商家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交子”，其上绘有图案、密码、画押和图章等防伪印记，其信誉度大大提高，影响范围也空前扩大。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北宋政府将交子发行业务收归国有，在益州设立专营机构“交子务”，并设置“抄纸院”以私人防伪造，同时还规定以铁钱作为后备金。
▲北宋交子拓版
一开始，“官交子”的形制基本是参照民间“私交”进行制作，面额分为一贯至十贯不等，并加盖本州州印，流通范围起初仅限于四川境内，后来又陆续扩大至陕西、河东等地。宋仁宗时，面额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一开始，发行数额也有限制，规定每三年发行一次新交子。首次发行交子共计1256340贯，备本钱36万贯，相当于发行量的28%。
不得不说，在早期官方对于发行“交子”还是比较审慎的，同时也说明北宋政府此时已经认识到纸币易于伪造且依赖于政府信用的特点，严格的监管措施保证了“交子”得以顺利流通。然而当面临巨额开支时，封建朝廷就很难保持冷静，便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滥发纸币。按《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圣年间为筹措陕西地区军费，发行六十万贯“交子”却无任何准备金，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宋史食货志译注
于是朝廷利用每三年更换版本的时候以障眼法遮掩“通货膨胀”的事实，比如元符年间就规定旧版“交子”应按5:1的比例兑换新版“交子”。这样一来，不仅没有改变纸币贬值的现状，还从民间掠夺了大量财富，最终造成百姓纸币失去民众的认可，形同废纸。
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徽宗下令将因超发而严重贬值的“交子”改为“钱引”，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沿用“交子”外，其余诸路均改用“钱引”，两年后则全国统一使用“钱引”。与“交子”不同，“钱引”以“缗”为单位，票面制作更加精良，但“钱引”却不设钞本，也不能兑换为铜钱，而且朝廷依旧不改滥发的恶习，因此纸券价值大跌，最后跌到每缗(值一千文)只值现钱十文。
▲南宋“会子”青铜印版
南宋建立后，朝廷又发行“会子”，票面上还新增了发行机关名称和对伪造、使用假币者的悬赏。抓到伪造“会子”者可直接去票面对应的发行机关领赏，若不愿领赏也可获得一定品级的官职。然而南宋朝廷并未吸取北宋“交子”的教训，很快又故伎重演，本就脆弱的货币体系刚建立不久便宣告崩溃。对后世历代朝廷乃至现代，这一教训仍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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