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尊重”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军人对待女性的态度远远不够。在他们心里，女人的作用只有一个——让日本士兵取乐。
从本质上说，日本人慰劳本国士兵的方式不但非法，而且极其野蛮和残暴。
在被日军占领的土地上，强奸当地妇女在日本士兵中非常常见。
在几乎所有战场上，日本高级军官都对手下的群体暴力性侵行为持默许甚至支持态度。
除了默许士兵们在亚洲各地的城镇、村庄随意强奸碰到的女性外，日本军方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妓院或性奴体系，以满足士兵们的买春需求。
被迫沦为军妓的妇女被称为“慰安妇”。她们的国籍不同，被卷入这场性交易的渠道也不相同。
在被日本占领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兰女性与其他混血女性一样被迫成为性奴，但详情直到21世纪初才逐渐浮出水面，其中的辛酸、虐待和羞辱闻之令人发指。
上个世纪中叶二战就已经结束，但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伤害的“慰安妇”并没有得到尊重，甚至是一声道歉，她们的抗战仍在继续。
1942年1月，日军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首都所在的爪哇岛发起登陆作战，同时入侵婆罗洲、西里伯斯等岛屿。
此时，英军在新加坡的抵抗已接近尾声，美国在菲律宾阻止日军攻击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日本人将解除了武器的荷兰士兵和其他盟国士兵集中起来送进战俘营。在那里，数千名战俘将死于疾病、饥饿、肉体折磨和野蛮的屠杀。
到1942年下半年，日军还把居住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盟国平民关进与战俘营同样条件恶劣的拘留营，男人、女人、孩子都不放过。
爪哇处于日本陆军第16军占领之下，该部受远在新加坡的第7军司令部辖制。
东京大本营和第7军司令部均未向驻爪哇的宪兵队下达过开设军妓院的命令。
是第16军军官们自作主张，命令当地宪兵队开设慰安站，该部参谋长授权第16军军需官负责发放慰安站牌照，条件是“卖春妇”在自愿为军方从事性工作的文件上签名。
而在实际操作中，宪兵队往往通过恐吓或暴力手段取得这些签名，然后再逐级上报给驻巴达维亚的第16军司令部。
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慰安妇征募活动发生在马吉冷附近的蒙蒂兰拘留营。
1943年11月，马吉冷妓院的皮条客伙同当地宪兵队军官开列了一份名单，将拘押在蒙蒂兰拘留营内所有适合充当慰安妇的女性全部写在上面。
随后，宪兵队军官与拘留营内的犯人头领联系，要求后者劝说名单上的女性前往马吉冷从事“酒吧女招待”的工作。
这个工作虽然听起来中规中矩，但还是引起了年长的母亲们的疑心。
她们要求看一看那份名单。看过之后，她们发现名单上都是年轻姑娘甚至小女孩的名字，马上感觉事情不对了。
1944年1月25日，一队日本宪兵手持名单乘坐大巴车来到拘留营，迅速组织营内人员点名，并把名单上的所有人带进教堂(拘留营设在一座修道院内)检查，犯人头领和拘留营医生一边向日本军官大声抗议，一边跟在后面也进入了教堂。在他们身后，是一大群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
教堂门打开后，日本宪兵开始把选中的姑娘推上大巴车，骚乱此时爆发了。
被关押者愤怒地把大团大团的泥土和石块投向日本人，后者立刻露出了凶恶残暴的一面，军官们甚至用军刀向手无寸铁的囚犯猛砍。
一场混乱过后，日本人还是把姑娘们粗暴地推上了大巴车，扬长而去。
1944年2月，宪兵队又光顾了爪哇的七处拘留营，在其中三处因遇到了犯人和头领的激烈反抗而未能带走一个姑娘，而另外四处则在日本皮条客配合下带走一些。
那些自愿将其他人替换出来，或者被违背意志强行带走的姑娘再次接受了粗略的检查，然后就是强奸、殴打和被迫接客。
有人试图自杀，也有人装疯被送进精神病院，还有人后来被迫流产。荷兰姑娘珍·欧赫娜(Jan O’Herne)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宪兵队对待慰安妇肮脏、卑劣、没有人性的行径。
1923年出生在爪哇万隆的珍·欧赫娜漂亮迷人，日本人入侵后她与母亲和两个妹妹被关进安巴拉哇(Ambarawa)的一座废弃的军营。“我在那里待了两年，”欧赫娜回忆说，“突然有一天，日本人命令所有17岁以上的女孩子在院子里排队。
那些军衔很高的军官走近我们，并上下打量我们，检查我们的手指和大腿，很明显在进行什么挑选程序。”
选中的女孩被赶上一辆敞篷卡车然后“开走……我们在车厢里就像牲口一样，大家都吓坏了，唯一能做的只有紧紧搂着自己的小行李箱，互相挤在一起”。
7名女孩被送到三宝垄城外距离拘留营40公里的一处殖民时代的建筑里。“我们被带进屋子后就被告知，到这里是为了满足日本军人性欲的……
你知道，我们脚下的世界当时就崩塌了。我们随即开始抗议，说我们是被迫的，他们不能这么对待我们，也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们，这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我们不会干这些事的。
但他们只是向我们发出嘲笑，你知道，只是嘲笑。他们说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日本人当天就给姑娘们拍了照片，挂在走廊里供士兵们挑选。这座妓院被宪兵队称为“七大洋之家”(House of the Seven Seas)。“我们每人都被起了个花朵的名字贴在门上，”欧赫娜说。“他们开始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拽走，然后尖叫声就从卧室里传出来。
你知道，你能做的只有等着轮到自己……在我面前，一个肥头大耳、长相粗鲁的日本军官打量着我，对我狞笑，我激烈地反抗，但他就那么拖着我，把我拖进卧室。”
欧赫娜和其他几个姑娘遭到侵害的时候还都是处女。“我叫着，‘我不想做这些。’他说，‘不做就杀了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杀了你。’说着他真的拔出了军刀。
我跪在地上祈祷，感觉上帝离我从未这么近过。我不怕死。”日本军官当然不想杀死欧赫娜。“他只是吓唬我，然后把我扔到床上，抓住我的手脚扔到床上，撕下我所有的衣服，用最野蛮的方式强奸我。
我觉得他一直没有停下来。那真是一种最最可怕的经历……我从未想过，痛苦会这么令人恐惧。”日本军官离开了。“我心里想着，‘我要去洗个澡，把这一切都洗掉，洗掉所有的耻辱，所有的污秽，把它们洗掉，洗掉!’”
欧赫娜走进浴室，发现其他姑娘已经在里面了。“我们都在浴室里，你知道，所有人都歇斯底里地哭喊，想洗去满身的污秽和羞辱。
一夜之间，我们就失去了青春，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一群小姑娘。
我们只能互相搂抱在一起，谁也记不清当晚被强奸了多少次。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我们是如此的无助。
从那以后，类似的情景一再发生，一晚接着一晚。”
这几名荷兰姑娘被日本人折磨了长达四个月时间，恐惧一直伴随着她们。“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恐惧感，”欧赫娜说。“你知道，它就像从身体里穿过的一股电流，那种感觉永远不会离我而去，会纠缠我的一生，到夜晚的某些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它们……
因为一到晚上，就意味着我将遭到一遍又一遍的强奸。”在恐惧的支配下，欧赫娜1944年时做出了极端行为。“你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境地，你会想，‘我已经做了所有努力，还能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能怎么做呢?’于是我剪掉了自己的头发，觉得如果让自己看起来尽可能丑一点就不会再受到侵害了……但事实证明我错了。找上我的日本人比平时更多了，就因为我成了一个剪掉头发的姑娘……‘我们都想尝尝光头姑娘的滋味。’”
慰安站里的姑娘们每周都会接受日本陆军军医的性病检查。
欧赫娜觉得每位医生都发过誓要帮助别人，所以可能会给她们一些帮助。看到医生过来，我走近他说，‘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们来这里是被迫的。
帮帮我们，把这件事报告给最高当局，就说我们是被迫的。’”医生的反应大出欧赫娜和其他姑娘的意料。
他只是狞笑了一阵，然后强奸了我。从那时起，每次他来给我们做例行检查，都会第一个强奸我。”
这群荷兰姑娘们不仅被强奸，还遭到殴打。
如果有人不慎怀孕，日本人就会踢她的肚子，或者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试图造成她的流产。
日本士兵很享受羞辱这些姑娘的过程。
对姑娘们来说，受虐其实只是所遭受的性侵犯的一部分。“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这一切周而复始。
我们成了行尸走肉，我自己都记不清被毒打过多少次了。”
突然有一天，强奸停止了，姑娘们被送回原来的拘留营，重新和家人待在了一起。宪兵队警告她们，对自己的遭遇不要透露一个字，否则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将承担不能承担的后果。
在1944年4月的最后一周，日本人关闭了使用欧洲女性的妓院，据说这是东京大本营的一名大佐对爪哇战俘营和平民拘留营视察后的结果。“安巴拉哇9号拘留营一位女儿被日本人抓走的头领设法与这名大佐见了面，并向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
大佐听后向巴达维亚、新加坡(南方战区陆军司令部)和东京做了汇报，并建议立即关闭三宝垄的妓院。
巴达维亚的司令部马上做了反应，向负责三宝垄防务的将领下达了关闭妓院的命令。”
然而，不少妓院后来又重新开业，只是不再使用欧洲女性，而是改用混血姑娘充当慰安妇。
欧赫娜和同伴们总算可以安心地待在拘留营，和她们的妈妈重新团聚：
回到拘留营的第一天晚上，我说不出话来，什么都不能跟她说，就那么躺在她的臂弯里，她的胳膊用力地抱着我……第二天，我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告诉了她，其他姑娘也告诉了各自的母亲。所有人都和母亲抱在一起……母亲们无法想象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这一切，这对她们来说太沉重了，已经超出了她们的承受范围。这些事情我们只向妈妈讲述了一次，只一次，后来再也没提起过。对她们来说，这太沉重了。
战后，负责为日本军事妓院强行征集欧洲女性的一名宪兵队少佐因战争罪被判处死刑，其他人则被关进监狱，一名日军军官在审判前自杀。然而荷兰姑娘受到的伤害终生难以弥补。
1945年日本投降后，欧赫娜与一名负责保护拘留营不受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冲击的英国士兵结婚，二人后来移居澳大利亚并一直生活在那里。她和其他几名幸存的荷兰慰安妇。
特别是一位名叫艾伦·范·德普洛格(Ellen van der Ploeg)的女性一直在要求日本政府向自己道歉，向被迫成为卖春妇的上千名亚洲女性道歉，但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声称所谓“慰安妇”只不过是一群自愿为帝国军队服务的娼妓。
尽管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但没人能强迫日本政府和日本人为战时日本帝国军队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犯下的无数罪行道歉。
面对要求赔偿和道歉的受害者，他们的脸上仍然挂着嘲笑。
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上，有大约200至300名欧洲女性曾充当日本人的慰安妇，其中像欧赫娜这样被日本宪兵强行拉去的至少有65人。
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欧赫娜2007年时说，“经过这么多年，而且有这么多证据，日本人仍不能承担起这个历史的责任，这很令人气愤
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是否能承担起这个责任仍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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