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这个充满着黄沙与绿洲，死亡与生机的世界，几乎是历代强大的中原王朝都会经营的地方，唐帝国亦是如此，上天是如此的眷顾大唐，没有让唐朝重复汉与匈奴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惊才绝艳的不世名将李靖，仅仅以三千之众，奇迹般得令突厥主力土崩瓦解，之后更是与另一位天赐之将李绩合作完成了对突厥政权的史诗级歼灭战。消灭突厥之后，唐朝正式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在伊吾(哈密)、鄯善等国臣服于唐朝之后，唐朝又于贞观十四年攻灭了征服西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高昌国，建立了西州和安西都护府。此后唐帝国逐渐加强了对西域的掌控，在连续剿灭了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二十几个西域小国后，终于建立起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当时的安西四镇为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安西都护府则座落在龟兹镇。

　　随着大唐帝国在西域霸权的逐渐建立，同时代的西方也有一个强国一夜崛起，那就是横行中东的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这个国家同唐帝国成为了这段时期西域历史的主角。

　　747年，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利用波斯籍释奴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的力量，联合什叶派穆斯林，于750年(一说752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阿拔斯王朝。因阿拔斯王朝旗帜多为黑色，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臻于全盛的阿拔斯王朝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富饶的东方。但与此同时，这片神奇的土地又养育出了另一个奇特的文明——突骑施。

　　玄宗初年，突骑施在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崛起，到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可汗苏禄向唐朝称臣，被唐玄宗封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赐锦袍、钿带、鱼袋七事，为金方道经略大使。这一大堆的封号最为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金方道经略大使，金主西，金方就是西方，这个封号清楚地显示了玄宗希望苏禄可汗对抗阿拉伯的意图。在接受了唐朝的封号之后，由于游牧民族的本性，唐朝的边境依然被突骑施袭扰，并且占据了碎叶城。但是对于突骑施多次的无礼行为唐帝国却出人意料的忍了下去，在将已经是既成事实的碎叶城送给突骑施之后(见新唐书—开元七年，龙嫩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突骑施终于开始一心一意的对付阿拉伯人。唐朝的安抚政策并没有白费，很快突骑施就让唐朝所付出的代价变得物有所值。开元六年(718 年)大食将加拉赫统兵北征，于“河中北部得胜，并己准备侵入中国领土，但是被突厥人包围，经过偿付赎金，才好不容易得救。开元十—年(723 年)大食呼罗珊已易将穆斯棱，往任之初即兴兵攻东拔汗那，突骑施奉诏出征，大破之。第三次，苏禄则直接打出了渴水日大捷，此时的他，对西域的影响也达到了最大化。但好景不长，突骑施的日渐强大同时引起了唐帝国的忌惮，最终，在唐和阿拉伯的两面夹攻下，突骑施败亡。唐失去了一个防备阿拉伯的有力屏障。不过也正是在这突骑施败亡的多事之秋才让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天才将领——高仙芝有机会闪耀登场。

　　高仙芝，祖籍高丽，是唐朝著名的边将之一。少年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二十岁即拜为将军，“与父同班秩”，即和他父亲官秩相同。742年—749年，为去除唐朝经营西域的障碍，打击长期觊觎西域的吐蕃，高仙芝连续对吐蕃占领的葱岭以南地区连续进军，开始了一系列的讨伐，立下不世之功。期间，无论是征讨小勃律还是师国高仙芝，在这一系列中高仙芝的军事行动皆大获全胜，为维护大唐王朝在西域立下了不世功勋，深得唐玄宗的信任。高仙芝在西域也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的胜利，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但就算如此，渴望建功的高仙芝仍不满足，在初步解决了吐蕃方面的问题之后，高仙芝打算利用当时大食易代、河中叛乱的天赐良机，剪除大食羽翼，逐步恢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主权。于是一个名为石国的西域小国成了牺牲品。公元750年，唐玄宗以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为由，令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表面答应并允诺善待降俘。但不久高仙芝便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抢走男丁，屠戮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了大批的财物并俘虏了石国国王，751年正月，高仙芝班师回朝，凯旋仪式结束后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经由而立下赫赫战功的高仙芝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而石国国王则被斩首示众。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为报杀父灭国之仇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求救。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但高仙芝闻讯后认为应该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信心爆棚的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开始了他在西域最后一次史诗远征，在长途奔袭达七百余里后，高仙芝率领的大唐联军最后在怛罗斯附近与大食军队遭遇。大战，一触即发。交战双方都明白一件事：唐帝国要想巩固在西域的霸权就必须挫败阿拉伯，而阿拉伯要完全控制中亚则必须击败唐朝的挑战。

　　对于此战中交战双方的兵力问题一直是历代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毕竟这是当时东西两大帝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正面对决，唐朝方面主将是高仙芝，副将李嗣业，别将段秀实，兵力为安西都护府二万汉军，外加盟军拔汗那以及葛逻禄部一万人(阿拉伯史籍是十万，杜佑的《通典》记载唐军为7万人，《段秀实别传》是六万人，《旧唐书.李嗣业传》是二万，《通鉴》是三万，《唐历》记载是三万)。”，《新唐书.李嗣业传》记载唐军人数也是两万。(资治通鉴·卷216)记载“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即唐帝国边防军加藩属国的军队总共三万。))个人认为，鉴于当时整个安西四镇总兵力不过两万四千人，还要分兵驻守重要城市，并且在怛罗斯之战的同时唐朝还在分兵进攻大勃律，所以此战高仙芝领兵至多三四万左右。而阿拉伯方面因为是被动状态，虽然之前已开始集结军队，但总兵力应该也不过三万。全部由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林率领。(网上所说二三十万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阿拉伯总兵力不过二十万，还要分兵对抗拜占庭帝国，怎么可能拿出二十万远征西域。)

　　此战事实上这应该归为一场势均力敌的遭遇战，史册记载的此战战况也符合这个论断：“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资治通鉴》载)可见高仙芝兵败关键原因在于葛罗禄的临阵倒戈(这也可能是之前杀降引发的化学反应)与之前双方预料的不同的是，这场战争的影响对西域并非决定性的，尽管在怛罗斯战役中高仙芝率领的军队损失非常惨重，但这种损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唐帝国在西域的根本，更没有损害到唐朝的国力。毕竟，在整个751年唐朝不但在中亚战败，而且在对契丹、奚和南昭的战斗都遭遇了失败，但由于战场都远离唐朝本土，再加上当时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余晖中，因而唐的军事力量能够迅速恢复。安禄山在752年又调集十万军队继续进攻契丹，杨国忠也在两年后再次发动对南昭的战争，封常清于753年远征大勃律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哥舒翰于753 年大破吐蕃，“悉收九曲部落”。这些军事行动都证明，唐朝在751年的军事失败并没影响帝国的根基，怛罗斯的失败对于当时的大唐来说，只能算是一个小挫折。而阿拉伯帝国在此之后也陷入了与拜占庭帝国的连年征战而无暇东顾。两大帝国最终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偃旗息鼓。

　　事实上，怛罗斯之战最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政治、军事而在于文化领域，因为它是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强势扩张时的一次最直接的碰撞，这场战役大致上厘定了两大文化区的地理界限。从此葱岭以西为伊斯兰文化控制范围，汉文化难以逾越和施加影响。葱岭以东中国的新疆、甘肃、宁夏地区为两大文化交汇处，伊斯兰文化以此为界，也难以大规模继续向东前进。东西方的第一次碰撞最终以这种心照不宣的形式结束了。泱泱华夏就这样继续安稳的度过了千年时光，而要见识更高级别的对抗和冲击则要等到地理大发现的另辟新径，乃至工业文明坚船利炮响起的的隆隆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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