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后来各州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被称为藩镇(方镇);藩镇也指节度使等管辖的地区，以及所统辖的武装力量。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种下了日后长期动乱的祸根。
藩镇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过重，没有制约，朝廷失控。唐初藩镇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风依然很盛。
牙军废立节度使，始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部将李怀玉杀王玄志之子，推其亲戚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委曲求全，承认既成事实，以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说：任命节度使这样的国家大事，朝廷仅派一名宦官，前往有关方镇，名为考察军士情绪，实是迁就纵容，军士想立谁为节度使，朝廷就立谁。“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始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平卢牙军立侯希逸，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朝廷不加制止，其他藩镇的牙军乃有恃无恐，群起效尤。
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其余或世袭，或自立，或牙军拥立。
唐宪宗曾与宰相杜黄裳讨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
大意是说，唐德宗对藩镇一意姑息，节度使活着时，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宦官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
唐德宗等帝王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将包袱和矛盾留给后代，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
朝廷对叛乱藩镇的短暂胜利
公元805年即位的唐宪宗是唐朝后期难得的一位“刚明果断”的皇帝。甫登基，即发愤削平反叛的藩镇。他重用和依靠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等大臣和谋士，不为各种反对意见所动，凭藉稍稍充裕的财力，讨伐反叛的藩镇。
宪宗元和二年(807)，天下方镇共有48个，其中15个不向朝廷报户口，不上缴税收。朝廷控制的税户仅144万户，比玄宗天宝年间减少3/4。天下军队由朝廷提供给养的，计有83万多，比天宝时增加1/3。每两户人家得供养一个士兵。在唐朝中后期，朝廷能控制这么多税户，还算是好的。唐宪宗就是凭藉这点财力，开始平叛。
元和四年(809)，朝廷调动各路军队共20万，并派出守卫京城的禁军，讨伐反叛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这20多万大军由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统领。此人显然不是帅才，到了行营，威令不行。战争旷日持久，“疲弊天下，卒无成功”。
也许宪宗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平淮西叛乱时，他就不用宦官为帅。
淮西叛将吴元济，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儿子。元和九年(814)，少阳死，吴元济不经朝廷任命自领军务。他派兵焚烧、攻掠舞阳、襄城等地，震动洛阳。起先，朝廷各路军队讨伐吴元济盘踞的淮、蔡，“合天下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县”。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请自往督战，朝廷任命他为宣慰处置使，行元帅职权。他发誓，不平息叛乱，不回来见天子。农历八月，裴度从京城出发。此前，平叛的各路军队按照惯例，都有宦官作监军，军中重大决策，都不是主将作出，而是由宦官作出。这些宦官将最精锐的部队调作自己的卫队，让战斗力稍弱的部队去前线打仗。仗打胜了，他们抢先报捷;打败了，则凌辱将领们。裴度上奏宪宗，将宦官监军全部撤走。于是军中号令统一，诸将得以各展其才，战争进展顺利。当年农历十月，名将李愬奇袭蔡州，俘获吴元济，淮西叛乱平息。
淮西荡定，黄河南北的藩镇大受震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敛手削地，献德、棣二州”。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大为忧惧，献沂、密、海三州。于是，中央威权，为之一振。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平定淄青十三州。唐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唐宪宗所以能取得平叛的胜利，是因为他自己下了平叛的决心，任用了裴度、李愬等优秀的统帅和将领，改变了用宦官监军的腐朽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场战争。
在取得这些胜利后，宪宗变得骄奢起来，不再有根本解决藩镇割据的抱负。他宠信宦官和方士，并服用方士炼的金丹，不久暴卒。有人说是被宦官毒死。
强藩结束唐朝统治
宪宗之后的穆宗和敬宗都是酒色之徒，无心处理政务。从此，朝政江河日下。专权的宦官随意一次次废立皇帝，甚至毒杀皇帝。朝廷听任几个宦官胡作非为，既没有心思又没有力量跟越来越强大的藩镇相抗衡。朝廷平定淮西等镇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很快就丢失了。
穆宗时，宰相们没有远见，处置藩镇失策。当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打算归朝，出发前，将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送至朝廷，请朝廷妥为处置，以绝后患。朝廷本宜宠以虚位，不给实权，或移于他方，控制起来，总之不要放虎归山。宰相崔植、杜元颖等均为庸才，对朱克融等人不能妥善处理，反而让其回到幽州，导致幽州再失。
也是在穆宗时，亲近朝廷的田弘正由魏博节度使调任成德节度使，考虑到以前跟成德人打过仗，结下了怨仇，故带了2000名魏博军人到成德上任，用以保护自己。他要求朝廷同意让这些魏博军人留驻成德，衣粮由朝廷发给。度支使崔倰拒绝了田弘正的多次请求，无奈，田弘正只得将这些魏博士兵打发回魏博。魏博兵刚走，将领王庭凑即发动叛乱，杀死田弘正。从此，成德遂非朝廷所有。
至昭宗时，朱全忠、李茂贞等藩镇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朝廷。“南司”(朝中文武官员)、“北司”(宦官)分别依附于强有力的藩镇，他们不再听命于皇帝，而是唯强藩马首是瞻。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藩之间还演出了抢夺天子的闹剧。
朱全忠兼并了徐州、兖州等地，并以武力迫使河北诸镇皆服从自己。昭宗天复三年(903)，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至此，天下兵权尽归朱全忠。公元907年，势倾天下的朱全忠“顺理成章”地逼唐哀帝“禅位”，自己做起了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
结束唐朝近300年统治的，正是藩镇。
唐朝藩镇割据留给后代的教训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认为，藩镇日趋强大，唐王朝日益衰败，并终于被灭亡，是朝廷决策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也是唐朝军事制度败坏的必然结果。《新唐书·兵志》曰：唐朝中期以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男子20岁以上，60岁以下，都要服兵役，称为“府兵”。平时在家务农，暇时训练。官府征发时，府兵须自备兵器及资粮，分批轮流宿卫京师，守卫边境。统领府兵的折冲府，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时共有634个，大多分布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等道，仅关内道就有261个。用意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以确保中央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当时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将广，军队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调动、指挥自如。个别有野心的地方军事将领即使反叛，凭其实力也是无法颠覆强大的中央政权的。
从高宗时起，农民因不堪自备兵器及资粮的重负，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渐废驰。至玄宗天宝八载(749)，这项制度实际已归于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卫京师的士兵，也是招募来的，都是市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商贾子弟及市井无赖。入伍以后，很少训练，富有者忙着经商牟利，强壮者忙着玩耍：“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他们充当天子的禁卫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军队之脆弱，与藩镇掌握的军队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朝廷几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强将都在藩镇的手里，形成了外重内轻、弱干强枝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镇作乱，朝廷派有限的、素质很差的禁卫军去平叛，无异于羊入虎口。若是调动别的藩镇去镇压，他们则阳奉阴违，根本就不会卖力。他们不会帮助朝廷去消灭其同类，但会乘机向朝廷额外索要军队给养。朝廷白白送了巨额的钱粮、物资给他们，却没有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新唐书》说：“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唐朝中期以后养了那么多兵，不但没有能防止动乱，相反却成为动乱的根源。
唐朝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的历史，留给后代的教训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应由中央政权直接地、牢牢地控制，不能变成将领的私人军队，不能变成将领的亲兵。
第二，将领的权力不能过大，不能大到朝廷失去控制的地步。不能把军权以外的行政、财政等权都交给将领，让他们私自任免文武官吏、征收赋税，任意扩充军队。若把这些权力都交给他们，他们便有了搞独立王国的资本。到时朝廷想制约他们，也无能为力了。《新唐书》说得好：藩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朝廷举措失当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第三，将领跟军队，应有合有分。不要一支军队始终归一位将领统领，一位将领始终掌握那一支军队。将领在一地也不能呆得过久。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将帅，将领应按一定年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之间流动。使其无法拥兵自重，无法为了自己的私利跟军队结合起来，将其变成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第四，要慎择将帅。在委任将帅问题上，就是要实行“疑人不用”。不能委派不可靠的人镇守一方，独挡一面。唐朝用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以致河北三镇不再为朝廷所有，教训太惨痛了。
第五，朝廷要掌握军事将领的任免权，此权不能假人，不能旁落。要做到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节度使还是经略使，一纸命令就能将其调动，或将其免职。
第六，军事将领也要有监督。但唐朝中后期用宦官作监军，却是大大的失策。作为监军的宦官，很快就为藩镇所收买，为藩镇割据推波助澜。文武官员参用，以文制武，或者不失为古代的一个可行的方法。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藩镇乱唐、亡唐，以及五代藩镇割据为害国家的教训，削夺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终于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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