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述
《子思》是极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经典，虽出自子思及其门徒之手，但后人对它有所增损，有所润色。它与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孔子哲学的出发点，是人道即天道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而它的本源于天道的本体论环节在《子思》中恰恰就表现为天道与人性的一体性，表现为人的中和之道。要而言之，由天道与人性的一体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诚”的理论，由“诚”的理论到合外内之道，由合外内之道到复归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参”，这就是子思用以阐述和发展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子思》的思想，我们可以分以下几点具体阐述：
天命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子思所谓的天命，实质上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天道与其必然表现的统一。这是一个纯粹的天道，就其自身的整体性来说，是老子所谓不可再加规定的“一”，而子思则联系它的主宰天地万物的表现作用，而导入一个对它的普遍界说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天命是天道的必然表现作用，这种表现作用作为规律，就是性。自天道以下的一切都在循其性而动之，而表现之，这就是道。在这里，道与天道有相对的区别，后者指天道的主体——物质本体与其表现作用之为规律的统一，前者指天道作为这个统一性，必然循其固有的表现作用(规律)之为性而动，所以性就是它的活动之道。天道循性而动的活动之道，同时也是人、物的活动之道，人、物循性而动，亦即天道在人、物中循性而动。
天道作为“一”，不能不表现自己，由此散发而为多种规定，二者的统一便是一个性与其活动之道的统一体。天道的多种规定由此都包含其中了。
子思的这个命题，从本体论上阐明了性道一体的普遍性。而这个性道一体的普遍性，内部也有其不同逻辑层次上的区别与联系。
中和之道
对孔子说，礼作为人行大法，虽然是仁本身的具体大全，但它与行仁的具体情节相联系，便以“克己复礼”为尺度而转化为一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乃孔门最高之道，它制约人行而指向人对人人关系、人物关系中的一切事物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但中庸之道出自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为人性的必然表现。子思从人性上阐发了这种必然表现的心理实质，把中庸之道在更深的层次上归结为一个中和之道。
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子思的中和之道。
他又提出“修道之谓教”。这里所谓“教”，就是实现人的中和之道的根本途径。他认为，把礼法的规范系统化为一种制度系统，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制度，加以社会权威化，而成为一种人人必须遵守而不能有所违犯的普遍社会制约性，这就是人类最主要的“修道”。在此基础上随之而来的派生“修道”环节便是：第一，设立社会机制从政治上集中体现社会伦理制度;第二，辅之以各种形式的体现人的社会遗传的教育制度。
所有这些以礼法的规范系统的制度化、社会权威化为基础的“修道”环节的总和，其作用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礼义上的社会制约和教化，这就是“修道之谓教”的教。人只有在这种社会制约和教化中，才能通过实践逐渐克服其情发而不中节的非和，达到情发而中节的达道一和，亦即达到中与和的对立统一。这是一个人在其社会属性中承受其社会制约和教化的过程，它对儒家哲学，同时也是一个“致和格物”、修身正心的过程，是一个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的自我完善过程。
至诚之道
子思说：“诚者，天下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如果人心全为其明德之性作为人性亦即真实无妄的所充溢，人性或理性通往真理的思维规律便能所向无碍、畅通无阻地起作用，这便是一个至诚的实在性。达到这一点，人心便完全成了一个理性以感性为中介而与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它能洞察人伦之道和一切事物的规律。这便是无须’修身正心”的“有为”而能无为无不为的一个实在性，这样的人便是孔子所说的“不断而得，从容中道”的天生圣人。子思认为，圣人之心，至诚如一，具有由诚而明，亦即由性而明的全德。
合外内之道
子思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合外内之道，是一个人性的理性规律与客观存在规律的主客统一性，二者在其统一性中是一个见之于人性的道，所以人据此因时而发之，便无不中道而理当。天道是一个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体，它的整个属人环节，也必须是这样一个主客统一体。这种观点的展开，必然是一种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物质论和万物有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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