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画长卷中，往往是山水、人物、田园，而这幅画里，没有小桥流水、渔樵耕读、吟诗作画、古松奇石，没有任何一项我们所熟悉的元素，只有苍茫无际的海水，和一抹红日。
红日在波涛之上，云蒸霞蔚中，它和其下的云雾，甚至有一些西方油画的写实风格。而其下的汪洋大海，则用了繁复细腻的线条勾勒，在156米宽的空间中，涛涛海水缠绵不决，营造出一种壮阔的长景。
海水旭日卷 局部 明 戴进
这幅《海水旭日卷》是明朝前期“浙江画派”的开山鼻祖戴进(1388～1462)所做。有人说这是他在老家钱塘江口，望东海写生之作。戴进确实有很深的写实造诣，据明代周晖《金陵琐事》记述：当他17、8岁时刚到南京，在水西门就被脚夫把行李挑走跑了。那个时候的南京还没发向警方调监控录像，戴进就向附近的一家餐厅借了纸笔，将脚夫的样子默画下来，大家一看，原来周围的人都认得，于是水西门群众就带戴进到那个脚夫的家里索回了行李。
戴进到达南京这时，正是永乐初年，南京还是大明朝的首都。戴进从小受父亲戴景祥影响，开始学习工笔画。他少年时曾经当过金银器铸造匠，制作出的金钗银花、人物、花鸟，在当地也小有名气。据清代张潮《虞初新志》和厉鹗《东市杂记》记载，少年戴进为此很骄傲。但直到一天他在街上看见一位融金的师傅，正在将他自以为傲的艺术品融化，他感悟到：“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从此以后，他便立志学画。他受到了南宋“院体”的影响，擅长画山水、人物、花果、翎毛等等。
海水旭日卷 细部 明 戴进
永乐十八年(即1421年)，北京皇宫和北京城建成。北京皇宫以南京皇宫为蓝本，新建成北京城周长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形制。明成祖下诏正式迁都，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京顺天府为京师。在大明朝迁都北京后过了7个年头， 戴进到了不惑之年，他跟随父亲一起到了北京，被授予“待诏仁智殿”的官职。
待诏，本指以一技之长供奉于内廷的人。宋、元时成为对手艺匠人的尊称，戴进所获得的这个“待诏”一词的原意是等待诏用，后来便成了官名。仁智殿，位于故宫博物院武英殿以北、右翼门以西，俗称“白虎殿”。在明朝时，这里是皇帝驾崩后停放灵柩的地方。明成祖朱棣崩于榆木川，回到京师，皇太子即迎入仁智殿，加殓纳入梓宫。后来这一处宫院，成为也是明代供职于宫廷的画师作画之处。正如戴进所跟随的“南宋院体”派，明代皇帝在机制上也仿效宋徽宗设立书画院的先例，在武英殿待诏，收录丹青手;录用后，在仁智殿作画。明朝诸帝以明宣宗朱瞻基的绘画成就最高，他经常到仁智殿点评画师的作品。
虽然跟随父亲进京做了官，但在画院里画画，其实是个危险的职业。那个时候大明朝刚刚继承了南宋的做派，搞起了宫廷画院，所有画家被养着，但必须要迎合老大的意思。一言不合就要被杀头的。戴进在帝都的时期，开始吸收各家之长，所承传统涉及北宋李郭、南宋马夏、米氏云山、元代盛懋、文人水墨法和浅绛山水等等方面。但他的成就招致了同行的嫉妒。
戴进在宫中被谗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记载，说法各异，但他因为在绘画上的超群出众的才艺，引起了画院诸名家妒忌与排挤，这是确凿无疑的。据说镇守福太监向宣宗荐戴画四幅，宣宗即召集画院名家谢庭循等评其画。“初展《春》、《夏》，谢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
另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戴进所做的《秋江独钓图》中，画了一红袍人正在江边垂钓。在传统绘画中，红色最难画好，戴进此画中的红色独得古法，他自己很是得意。但谢庭循则对老大说，大红色公务员的制服，公务员不好好为人民服务而跑去垂钓，这太不成体统了。而在清朝孙承泽所著的《庚子消夏记》中，对这一故事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此三家村中语也。宣庙善画，尝见御笔雪山图，一人衣绯，策杖入寺，此岂朝服耶?其不取文进，定有在也。”
戴进被谗之事，有人说发生在他四十岁左右，按郎瑛之说，戴进听到宣德帝发了“福可斩”的御旨，当晚就由徒弟夏芷帮助，灌醉庆寿寺的一个和尚，偷了度牒，削发假扮僧侣，仓皇出逃，归隐于杭之诸寺。以后，为逃避谢环(庭循)的搜寻，又曾一度隐姓埋名，辗转漂泊到云南。岁末，就持自己画的门神，去各家出售。
也有一种说法是，戴进一共在北京城生活了14年，在54岁时离京返乡。据李开先《中麓画品》则记叙，戴进虽未能得到宣宗的赏识，但还未有马上离开宫廷，只是“寓京大窘，门前冷落”。而当戴进落魄之时，谢庭循则为当时所崇尚，为阁臣作大画，就把戴进请来代笔。后来此事被请阁臣知道了，便怒斥谢环：“原命尔为之，何乃转托非其人耶!”于是戴进无法在宫廷继续呆下去，遂辞归。临行时，礼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进归钱塘》诗相赠，曰：
“知君长忆西湖路，今日南还兴若何?十里云山双蜡展，半篙烟水一渔蓑。岳王坟上佳树绿，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随寻旧迹，满头白发愧磋跎。”
从艺术成就上看，戴进是明朝“浙派绘画”开山鼻祖。他作品风格多沿袭了南宋画院遗风，戴进的创作没有被传统所束缚，他的画用笔流畅，逐渐形成自己风格。他善于用浓淡水墨的巧妙变化，来表现“铺叙远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体遗风，又有元人水墨画意，被推为“浙派山水首席画师”。戴进著名的作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 《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进晚年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故乡杭州及南京、浙东一带，仍以画画为生。关于戴进的结局，流行的说法是他晚景凄凉，以至“嫁女无资，以画求济，无应之者”。天顺六年，因穷困潦倒而死，终年七十五岁。浙江画派在鼎盛时期形成了自己的支流——江夏派，到了明代中叶后，江苏吴派开始统领画坛，浙江画派到了明末就逐渐退出了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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