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爆发过一场异常残酷的“巴丹血战”，美军被日军击败，78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向日本投降，这些史实是能够从历史书上找到的。
但更为残酷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些战俘被逼冒着酷暑在菲律宾的丛林中步行65英里多的路程到达一个战俘营，这称得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残酷的事件，当年的幸存者将其称为“巴丹半岛死亡之旅”，共有15000名士兵倒毙在途中。
炎炎的烈日下，战俘们口干舌燥，拖着虚弱的身体步履蹒跚的前行着。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多远，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突然，汉克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他试图挣扎着起来，可是力不从心。几个日本兵朝着汉克跑去，一个日本兵恶狠狠地朝着汉克虚弱的身体连轧了四五刀。鲜血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没多久，失血过多的汉克再一次倒下，这一次他没那么幸运，被日本兵开枪射杀了。
日军并没有按照国际公约对战俘的规定来优待他们。就在行军开始之前，日本菲律宾派遣军司令官本间雅晴已经命令这些押解的日军对任何不能坚持走到战俘营的巴丹战俘都要消灭掉。因此，日本兵对战俘加倍折磨，哪还能随意给他们水喝。
行军开始的第三天，他们依旧没有水和食物。巴丹半岛上有很多的泉水和自流井，但日本人就是不让战俘们喝。日夜行军，使得战俘疲惫不堪，饥渴难忍。一个日本兵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水喝。一次，他们经过一个水塘，两头水牛正在那里打滚，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飞舞。水本来很脏了，还渗入了海水，恶臭难闻的气味儿扑面而来，让人作呕。一个菲律宾士兵跑到日本军官那用手语请示是否可以喝水。得到准许后，他朝水塘跑去。接着另两个人跟了过去，又有两个人也跟了过去，然后第六个人也离队了。当人对生命之源的渴望达到极限时，什么样的水他们都不在乎。可即便这样，日军也是不能容忍的。所有的日本卫兵都举起了步枪，当那6个人跑到离水塘只有一两公尺时，日本兵便开枪射击，直到6个人都死了才停止。
几乎每到一处水源，就会有踩踏事件发生，坦尼希望情况能变得好起来，但是没有。高温之下，人们极端口渴，遭受的苦难也就更多。一看到水，战俘们依旧像发疯一样，越来越多的尸体倒在了井边，有被践踏而死的，也有被日本兵枪托和刺刀捅死的……
单单在美国就有近百种专门回顾或者研究这项战争罪行的书籍，其中，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终身荣誉教授列斯特·坦尼博士的《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最为著名，以下为该书片段。
饥渴产生幻觉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
日本兵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因为身边有日本的车队经过，车队扬起的灰尘被我吸进嘴里，黏在舌头上，我的喉咙快要被这些沙尘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有10—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有一个大胆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他，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
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是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了队伍。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他随即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拉出来。日本军官命令这些沾上水迹的人，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高超的斩首技术”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兵让我们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从卢保出发的4—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
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剑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这个军官紧跟着把战俘的躯干踢倒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我看到他的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装载死亡的“闷罐车”
圣费尔南多是我们在巴丹死亡行军路途当中经过的最大的城镇，它非常繁华，受到的战争破坏很小。日本兵把我们赶进火车站，让我们休息。我们看到站内一列由老式车头驱动的闷罐车。我们坐在铁轨上等了一个小时，一辆破旧的闷罐车才咔咔地进站。
日本兵把我们赶进这辆小小的闷罐车。车厢很小，放在平时可以装进10头牲口，或者25—30个人，在日本兵的驱赶下，此刻每节车厢里塞进了80—100个人。我们只能轮流坐着，因为车厢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都坐下来，即使靠近车门的人把腿脚都伸到门外也不行。车厢中部实在太拥挤，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窒息了。靠近车门，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人是幸运的。我们摩肩接踵地站了5个小时，到达卡帕斯。卡帕斯在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附近。
我是幸运的人之一。我靠门边坐着，双腿悬空。我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风扑面，不必担心日本兵会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后背。不担心，真是一种享受。不久，我就为自己的松懈尝到了苦头。一个日本看守从我身边经过，他挥舞着一根用作手杖的长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来，没打到脚，打在了膝盖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来—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绝对不是恭维的话。他抓住车厢的门把，使劲地想把它关上，车门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极了。不过门最终还是没有被关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关得上。幸亏我的大腿让门开了一个口子，我们才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一股很大的风吹进我们的车厢。
只有活着的人走下火车;我们得到指示，让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车厢内。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地滑下来。我慢慢地跳出车厢，刚想迈步走路，就倒在了铁轨上。我觉得我的瘦腿不听大脑指挥了。一个看守认为我站得不够快，就用枪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颈部遭受重击。他对我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用刺刀向我刺来，我知道不躲开就死定了，赶紧爬起来走了。
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我们，下车后排成队，半死不活地走着。我们的身体太肮脏了，上面沾染了各种各样的液体，全都没刮脸。在这条狭窄的永无止境的公路上，我们看到一些美丽高大的、果实累累的芒果树，还有许多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我们不时能在路边看到美军战俘的尸体，他们躺在绿树底下，血流满地，鲜血已经变成深棕色。
美菲联军投降后，投降人数约有78000人，这78000人成为日军的战俘后，开始遭日军强索财物，并开始押解到76英里(约120公里)外的战俘营，路程以徒步行军为主，但整个行军过程除了初期给予少许的食物外(根据幸存者表示，仅给一次高尔夫球大小的米饭)，一路上不许战俘再有任何饮食，凡是企图找寻饮水与食物者，即被日军以刺刀或开枪处决，同时也驱赶、阻止当地的菲律宾人给予战俘食物与水，即便有若干侥幸者躲过日军眼线而偷喝到几口河水，也因河水已严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着尸体以及绿色泡沫、且气温达华氏100度)，最后引发严重的腹泻、呕吐而死。
如此，经过强行不吃不喝的赶路行军，最后虽抵达目标营地，但沿路上因饥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饥饿无济才选择投降)及遭日军刺死、枪杀者达15000人之多。
附带一提的是，并非抵达战俘营后就摆脱了死亡，由于日军也在营地内虐待战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劳务、刻意让其挨饿等，如此在抵达营地的两个月内又死去了约2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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